从章太炎到鲁迅：“疯子”和“狂人”为何走上歧路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几个月后，身染沉疴的鲁迅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纪念这位曾经的老师。在文中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回忆自己在清季，“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在民初动乱的时局里，他称赞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高度称赞乃师的革命事迹。

然当众多章门弟子为老师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时，鲁迅却皆不参与。他与许寿裳谈及此事，说道：“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言下之意，自己早已不属于学界所艳称的“太炎学派”。诸多昔日同门，或身居上庠，或游走政界，受当道青睐者不乏其人，但鲁迅自己却寄居沪上公寓中，与文坛各种明枪暗箭作斗争，同时借杂文唤醒大众，批判社会之污浊，世风之浇漓。此文撰毕不久，鲁迅也因病去世。但即便如此，章太炎与鲁迅在精神气质上，甚有其一脉相承之处，此为理解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之间思想传承与变化的关键。

章太炎的“疯子”精神：独立于浊世

近代以来，西方势力大举入侵，传统社会内部积弊丛生，中国遭受巨大危机。有识之士开始质疑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与思想学说，伴随着救国救民之路的探寻，批判也日渐犀利。

例如，青年时曾饱尝家庭伦理之苦的谭嗣同痛陈：“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因此“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此外在他看来，“五伦”唯有朋友一伦最为平等，其他皆属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谭嗣同疾呼“冲决网罗”，就是希望人们打破旧的、腐朽的社会关系，培养独立、自主、大无畏的豪迈人格。

章太炎在当时也是如此。他指出：“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呼吁人们摆脱传统社会里各种束缚人心的伦理关系，摆脱种种名位与金钱的诱惑，面对浊世，虽千万人吾往矣，同时以救世之心，重建社会组织，让人与人之间能真正团结，形成“大群”，即近代民族国家，使中国步入独立富强。

但改造社会，谈何容易，不但要覃思精研，探索救国之道，还要面对各种困顿或诱惑。章太炎1903年对好友吴君遂感慨，教育原理，应“全学社中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如是三年，其成效必有大过人者。”因为传统旧学，不足应世变，西方新学，又成为博取利禄的终南捷径。青年学子“知识愈开，则志行愈薄，怯葸愈甚”。许多留学日本者，“当其始往，岂无颖锐凌厉者，而学成以后，则念念近于仕途。”如此焉能指望彼辈为国尽瘁。

因此章太炎1906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时，特别指出他心目中的自立之道。在他看来，世间惊世骇俗之论，往往出之于疯子，而且也只有疯子，才能言行一致，不畏险阻，实践所言，世间能成大业者，多出自此辈。若是所谓的“正常人”，在种种阻碍面前，绝难百折不回，孤行己意。因此他十分愿意别人称他为“疯子”、“神经病”。世人常称章太炎为“章疯子”，便是出自这里。

在他眼中，“疯子”、“神经病”就是能不惧艰难险阻，不被名利诱惑，意志坚定不屈，具有勇猛奋发精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艰巨的革命事业里有所作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独立。

而在章太炎看来，传统儒学远不能塑造出这类人物。他认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所以“用儒家之道德，故坚苦卓励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基于此，他希望“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所谓宗教，乃是具有“依自不依他”性格的华严、法相二宗。“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同时他表彰长期被视为儒门异端的《礼记》中的《儒行》篇，发扬其近乎侠道的慷慨激越之气，提倡“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种品德。

“狂人”的抗议与彷徨：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章太炎的文章，在清季鼓舞一世人心，他被许多人视为“革命文豪”。但民国建立之后，无量金钱无量血换来的却是吏治腐败、民生凋敝，袁世凯弄权于上，军阀政客跳梁于下，这让章氏深感失望。与老师一样，鲁迅也陷入四顾彷徨之境。

他曾经尝试“沉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想借此驱除寂寞，当此举近乎成功时，昔日同门钱玄同来劝他为《新青年》杂志撰文，鲁迅起先颇感疑虑，认为唤醒铁屋中的沉睡者而无解救之道，实非善道，但又想起摧毁“铁屋”也非不可能，于是遂答应了钱玄同。这第一篇文章，便是小说《狂人日记》。

在小说中，鲁迅借狂人之口，对当时的社会展开批判与控诉：“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以文学意象，写出当时社会如何令人窒息，无时无刻不在压制人、摧残人，更有甚者，国民性之劣根代代相传，就连孩子也渐染其风。鲁迅将传统文化视为这一切的祸首，而只有成为别人眼中的“狂人”，才能众人皆醉我独醒，认清这吃人社会的本质。仔细分疏，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狂人”与章太炎眼中的“疯子”，何其相似乃尔。

面对斯景，狂人该怎么办呢？在小说里，狂人对周围亲友苦苦相劝，劝他们别再吃人，可是没人理睬。更有甚者，吃人成性的人感到气愤，抿着嘴冷笑。这时他大哥高声呵斥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没有人搭理狂人，全当他是一不正常的疯子，因此他只能期待“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呼吁“救救孩子”。

然而鲁迅并未一直让狂人“狂”下去，在小说开头，他说狂人“已早愈，赴某县后补矣”。狂人不再“狂”，他没有狂到推倒一切的地步，而是融入了吃人的社会，成为其中一员，这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前途的悲观。在他看来，“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大多数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在《野草》中，鲁迅援引裴多菲的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说：“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白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他知道改造社会，绝非易事，国民性中的劣根，存在久矣，个人面对“铁屋”，结局往往是头破血流，只是因为或许还能为下一代创造光明，所以不得不努力奋斗，与恶同归于尽。相较于胡适“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鲁迅撰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系列著作，悲凉之中蕴含深刻，那种强烈的批判力透纸背，直入人心。

改造社会之道：鲁迅与章太炎之间的歧路

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社会组织日渐解体，许多青年学子与知识分子聚集于大城市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较之往昔，已大不相同。当时一位青年人写道：“在街上，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灰色的，高级人群的海。这都市的繁华面，行走着威风凛凛的官僚政客，挺挺的大腹贾，蛇头鼠眼的密探和杀气腾腾的警察与宪兵，还有，贵族的公子，小姐妖媚的眼睛。”而另一面，“这都市的贫民区域，有了听不清的啼饥的孩子，有了无数颤颤号寒的老妇。畏缩，蹑足，从门缝里出来了年轻卖淫的姑娘与母亲。”因此他称都市为“动乱的天堂”。

对这一幕鲁迅也深有体会，因此在1920年代末期，他开始宣传左翼文学，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提倡文学应写出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批判当权者对民众的压迫，号召广大民众起身反抗。后来“左联”成立，鲁迅被青年左翼作家奉为“旗手”。他晚年的作品，多为揭示与抨击社会权势阶层及其附庸文人的诸丑态，鲁迅的杂文，被人视为匕首。当“狂人”找到了“信仰”时，他开始与整个旧社会作毫不留情的斗争。

章太炎晚年也耳闻目睹世风时局种种乱象，但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将这些现状归结于中国传统不适应西方政治与文化，进而开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视此为中国历史演进中各种消极因素交织而成，在今日凑合呈现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晚年力倡“修己治人”之学的重要性。在章太炎看来，今日提倡“修己”之学，实为乱世里的救急之术，而非借此修身成德，优入圣域。因此他一反晚清之时对王学的批评，开始表彰后者的积极作用，认为服膺王学能使人一介不取，身处污世而有所不为，此乃居于今世所最应提倡者。此外，他揭出《大学》、《儒行》、《孝经》、《丧服》四部经典，在文章与演讲中对之极力宣扬。希望能让人们行有操守、刚毅英勇、超脱流俗，同时不忘故常，以礼持身，从敬宗收族出发，循序渐进，臻于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而在“治人”方面，他主张应从中国历史本身的演进中来认识现状，并且目睹当时国步维艰、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因此在许多场合提倡读历史，视此为致用之道。他主张读史应识大体，熟知历代政治社会变迁，以及疆域沿革梗概，通过对于历代史事的稔熟于胸，能够从中吸取足以为当下所借鉴与取法之处。

就这样，章太炎与鲁迅在对社会认识与解决之道上产生巨大分歧，他们后来基本已不相往来，原因就在于此。二人孰是孰非，尽可平心商榷。但“疯子”与“狂人”的精神，却永不磨灭。当面对世俗的漠视嘲讽、无人理解时，当身处困境而四面碰壁、蹇蹇独行时，是深感无助而气馁，还是不畏险阻而奋发，先哲精神不朽，愿与世之有心上进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