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巴尔的摩：“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

        【编者按】2015年4月12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25岁的黑人男子弗雷迪•格雷在西巴尔的摩地区街头遭警方查问，他在试图逃跑时被捕，并于4月19日死于脊柱严重受伤。4月27日，格雷的葬礼在当地的一座教堂内举行。4月27日下午，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北巴尔的摩地区，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多家便利店遭打砸抢，大规模暴力活动发生。4月28日，巴尔的摩市长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马里兰州国民警卫队部署进入该市；4月28日夜间开始，该市实施宵禁，暂定持续一周。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28日下午，骚乱已造成235人被逮捕，包括34名未成年人。被逮捕的成年人中，大部分年龄都在18到30岁之间。这次骚乱再度引发全球对美国存在的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等问题的关注。

        以下文章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保守派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主编里奇•罗利(Rich Lowry)，文中展示了作者鲜明的党派立场，仅供参考。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以一通自以为是的威吓来回应巴尔的摩的骚乱。他是真心诚意的。

        据称，我们都知道巴尔的摩出了什么问题，也知道如何解决那些问题，但我们都不在乎。总统似乎相信，只要我们都具备贝拉克·奥巴马的智慧和怜悯，巴尔的摩或许就已经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种看法不只是专横而无礼，其立论的前提也大错特错。       

        就如何解决巴尔的摩的难题，奥巴马并没有一丁点想法。纵然他开出的部分药方是那么回事——像西巴尔的摩那种社区显然是单身母亲太多，并缺乏商业投资，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仍是五十年前自由派的那些陈词滥调。 

        奥巴马语带挖苦地表示，这一届国会将不会批准“在城市社区进行大规模投资”。追溯到1960年代种族骚乱爆发之后组建的科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 ），左派对诸多城市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推动更多社会计划。自那以后，我们已有了更多的社会计划——就像有许许多多的城市问题一样。（译注：美国国会两院目前均由共和党控制。“科纳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国内骚乱问题全国顾问委员会”, 由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于1967年7月组建，目的是调查当年爆发的种族骚乱起因，并提供建言。因其主席是伊利诺伊州州长小奥托·科纳[Otto Kerner, Jr]，后来这个委员会就被称为科纳委员会。）

        证据就是巴尔的摩自己。这座城市一直被“忽略”，治理不当已令其堕入绝境。这座城市接受了1960年代推出的 “伟大社会”方案，但这一大政府愿景收获的却一直是苦果：腐败、暴力和绝望。（“伟大社会”是对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在1964至1965年间推出的一整套国内社会改革方案的统称，其目标是要消除贫困和由种族问题引发的不公。）

        关于这座城市领导层的混乱无效，你需要知道的只是，对这次蓄意破坏，他们起初的反应不充分是有意为之，这一点昭然若揭；而其如此行事显然是依据这样的理论：来一点小骚乱没什么大不了。

        为什么呢？左派对骚乱分子总是惜香怜玉。一旦有人开始砸破窗户，左派就祭出他们那套知识分子气的陈腐说辞，为毁坏财产开脱。

        警车遭到焚烧，商业机构被洗劫一空，进步派人士却宣称非暴力主义是“一种伎俩”（塔纳哈希·寇茨）；欢呼劫掠财物之举为“合理的政治策略”（Salon网站）；并称这种愚蠢的狂暴举动为一系列 “起义”的一部分，“起义”（UPRISINGS）还全以大写字母明示。（译注：塔纳哈希•寇茨[Ta-Nehisi Coates]是美国黑人作家、《大西洋》杂志高级编辑及该杂志下设网站博客作者；Salon是美国一家左翼在线新闻和娱乐网站。）

        教训就是，当革命降临，你最好手头不拥有或经营小企业，或者特别是便利店（显而易见，杂货店是恶名远扬的人民仇敌。）

        值得嘉许的是，巴尔的摩召来了国民警卫队（也就是说，将其警力“军事化”了）并制止了抢劫。这好于其他做法。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就算没有骚乱发生，巴尔的摩的好些地方也都是灾难。

        数十年来，这座城市的就业机会和人口一直在萎缩，包括1990年代，当时美国其他地方正在蓬勃发展。

        有关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的悲剧性并且是令人高度怀疑的死亡，我们并不知晓全部事实。但大体而言，很容易相信巴尔的摩警方的腐败、无能和不负责任——因为巴尔的摩大多数政府机构都是那个样子。它的一干市长和警察局长已获判有罪。

        除非将巴尔的摩的问题追根溯源到其1967年卸任的最后一任共和党市长西奥多·罗斯福·麦凯尔丁（Theodore Roosevelt McKeldin）那里，这就不算民主党人的失败。并且，这是对一种失败治理模式的控告。

        就像是预谋不轨，巴尔的摩的商业环境充满敌意，税负沉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和史蒂芬·沃特斯（Stephen Walters）在《华尔街日报》上写到：“1950年至1985年间，巴尔的摩官员将财产税增加了21倍，此举引导相关好处落到了获利的选举集团手中，而造成很多拥有房产的人士和企业家逃离，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和党人。考虑到民主党人现在享受着八比一的选民登记优势，这是高明的政治手腕。”（译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位于巴尔的摩市。）

        他们指出，为抵消税负，需要给开发商提供补贴才能将其吸引至这座城市，而为获得政客们的青睐，开发商转而向他们提供捐助。这座城市传统上的腐败因而根基肥沃。

        巴尔的摩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是政府。城市问题专家弗雷德·西格尔（Fred Siegel）和范·史密斯（Van Smith）在《城市季刊》（City Journal）上写到，巴尔的摩“看重的是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几乎完全依赖联邦和州的补贴，而非市场投资”。这种模式推动形成了一些光鲜亮眼的开发项目，但利益均沾作用下的裙带资本主义并非对其他每个人都起作用。

        据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塔纳（Michael Tanner）的研究，对那些被远远甩到身后的州来讲，巴尔的摩所在的马里兰州拥有美国最慷慨的福利体系之一。

        巴尔的摩擅长吸收联邦和州的补贴，擅长征税和花钱。政府的其他功能？没有多少。

        科特·史莫克（Kurt Schmoke）于1980年代晚期开始担任过三个市长任期，他因对待犯罪态度软弱而恶名远扬。西格尔与史密斯写到：“1990年代，巴尔的摩犯罪率急剧上升（这座城市75%的谋杀案件与毒品有关），这里容忍犯罪，大量事端系由毒品引发；而在严厉打击犯罪的纽约，犯罪率剧降。”

        随后担任市长的马丁·奥马利（Martin O’Malley）耗用不菲警力（有一天他曾因之而在街头遭到诘问），才令犯罪率下降。但今天的巴尔的摩仍是一座暴力城市。2013年谋杀案件上升；在拥有十万及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巴尔的摩的犯罪率排名第五。

        不出所料，巴尔的摩由教师工会把持并为其服务的学校系统也是灾难。（假如左派那些追求正义的治安联防队想要抗击掌权者，他们大约会去围攻一下巴尔的摩市教育主管部门所在地。）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三分之二的新生婴儿是非婚生的。骚乱发生期间因掌掴其十六岁的儿子并将其揪出街头骚乱者行列，托娅·格雷厄姆（Toya Graham）无疑正在收获喝彩。你可以称赞她的勇气，但作为一名六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所面对的挑战还是会叫你胆怯的。

        对这种存在数十年之久的深刻衰败，奥巴马以什么来回应？除了其他事项，需要更多的学前教育和职业培训，即便这些计划长期以来也是无效的。

        巴尔的摩应当重新思考，并采取新的举措，这势在必行。但左派的廉价药方将是，迫切需要更多同样的计划；而与此同时，巴尔的摩和其他类似地方在继续腐烂。

        （作者系美国《国家评论》杂志主编，听桥译自politico.com，2015年4月29日刊发，原题：“Baltimore, a Great Society Fai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