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提倡仁和孝：针对的是执政者，而不是百姓

曰仁曰孝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春秋》本身就是他编订的。孔子没有留下亲手写成的著作，他的主要言论被弟子们记录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这种言论体的形式，反而增加了孔子的传奇色彩，成为诸多“语录”式作品的鼻祖。

孔子在《论语》中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树立了儒者良好的形象，比如“子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但也因为这些言论缺乏明确的背景，往往语焉不详，给后来的阐释者提供了很多发挥的空间。

“仁”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多次，可谓孔子思想的核心，这点没有疑问。孔子追求的“仁者，爱人”，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打仗。他在《宪问》里举齐相管仲作为“仁”的典型代表：“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不以兵车”就是“仁”的直接表现。他的理想是：诸侯各国满足于已有的疆域，不要争夺别国的土地和人口，回归到他想象中的古典时代才是最好的，这叫“克己复礼”。

儒家思想中还有一项重要主题“孝”，就不像“仁”一样简单明了。虽然“孝”的提升和孟子、荀子等战国时代的儒家密切相关，但追溯源头，还是要从孔子（乃至更早期的思想家）算起。“孝”是儒家思想中最有争议的一项，尤其是被简化为“父母对子女的权威”之后。对“孝”的反思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停止，最著名的莫过于孔子后代孔融的“父母于子无恩论”——后人却为孔融造了一则“让梨”的故事，使他成为“孝悌”的先进，不啻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孝”的观念在五四运动期间得到了最严肃的批评，可因为“孝”的可操作性是儒家道德中最高的（毕竟在和平年代，“仁”的境界很难抵达），其在当下也保留了旺盛的生命力，仿佛只要有一些“涤足”、“跪拜”的行为就能兼具各种美德。

然而，当“孝”逐渐成为一种快餐式道德速成的标志时，也让当代中国人陷入了越来越多的困惑。比如说，中国古人平均寿命仅及三十，远不如现代人的高寿；去世时未曾丧失劳动能力，行“孝”的基本条件都不完备。后人是如何将“孝”提高到如此崇高的地位，我们或者可以去问问孔子。

 

孔子的幸与不幸

孔子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他高寿，享年是中国古人平均寿命的2.5倍。但他也是不幸的人，35岁开始出游列国后，每到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没过多久就受战乱威胁。

孔子年轻的时候去过东周国，据说曾向周王室图书馆馆长老子“问礼”，结果周室发生“王子朝之乱”，勤王过程中，孔子见证了晋卿赵鞅的强势。35岁时，鲁昭公和国内三大贵族“三桓”首领季平子开战，孔子就东逃到了齐国。这和他推崇齐国管仲是很一致的。但齐国首相晏子对儒者意见很大，建议齐景公不要接纳孔子。孔子没在齐国求职成功，只好回家。这时赶上吴国正在北伐，灭了徐国，威胁齐鲁，连齐景公也不得不嫁女给吴王阖闾的长子，拉拢吴国。

孔子回鲁国待了15年，他的大部分弟子都是这段时间里收的，学问也是这段时间做的。50岁的孔子不但“知天命”，还准备“学而优则仕”。他刚当上大司寇，就被鲁国执政辞退了。但文献没说，这时吴国将伐鲁国。不过怎样，孔子此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周游列国。这时他的寿命远远超过了春秋时人的平均水平。

在之后的14年中，孔子在卫国、陈国之间轮番出仕。晋国攻卫，他就和弟子们跑去陈国。楚国伐陈，他又逃往卫国。孔子之所以看重这两个国家，一是两国都很古老，很符合孔子的复古理想——卫国从西周开始就有，陈国据说是夏人后裔。他还挺想去商人后裔的宋国，可惜宋国人在他还没立足的时候，就把他赶跑了。

如果说孔子最悲惨的生活，不是在郑国时和弟子走失，被人称作“丧家之狗”，那肯定是在公元前489年，他从陈国去蔡国时和子路、子贡和颜回遇到的一段遭遇。这次又是吴国北攻陈国，《孔子世家》里说，陈国和蔡国让人“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可能是战争状态使然。这时的孔子已经63岁，是个十足的老人了。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三个徒儿相继对孔子这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生诉求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最后还是靠子贡去楚国搬来救兵，给孔子解围。

此后的孔子对从政有些心灰意懒，几年后回到鲁国。直到去世，没有再谋官职。倒是子贡成为齐鲁、吴越之间的外交大使。在鲁哀公十六年时，孔子以73岁高龄去世，两年前，他已经编不动《春秋》了，《春秋》到公元前481年结束。

“孝道”背后的隐喻

孔子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积极入世，希望通过参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与他身处的宏大时代相互交织。

孔子身在山东半岛的鲁国，处在东亚人类迁移的交汇点上，沿着东部海岸线，吴国正在北进，破灭了孔子仕齐景公的可能。沿着黄河，晋国正在东压，让卫国无暇接受孔子的建议。而楚国沿着淮河的东北之行，让陈国也供养不起孔子一行。齐国被这三股势力压迫，时不时还要反弹到鲁国一下，让鲁国成为“四股”力量抗衡的“受气包”。这让孔子把“仁”——谁都不要攻打谁——看得无比重要。他以“仁”为代表的政治理想就是，希望各国都放弃侵夺他国的脚步，把和平带给各国。

那么“孝”是怎么回事呢？《论语•学而》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因为《论语》没有上下文，“孝弟”是怎样成为“仁”的根本的，孔子没说清楚。可有一点我们明白，孔子的抱负是“学而优则仕”，所以他表面上说给学生的“大白话”，实际上是拐弯抹角要让学生传达给执政者听的。对 “孝”和“仁”的关系，孔子还有一个解释，“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意思是，守孝道的人是不会犯上的，不犯上也就不会作乱，就是“仁”——这也是说给执政者听的。

《孔子家语•王言解》还有一个证据。曾参问孔子，什么是成就王业的道理。孔子说了“七教”，头两条就是“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即“敬老、尊齿”，同时直接指向了“上”，也就是执政者。只有执政者先“敬老”，老百姓才能进一步“孝”。为什么执政者的“敬老”能促进“孝”，孔子没有进一步说明。

孔子特别敬仰的“仁人”帮我们揭晓了谜底。《管子•入国》解释了“敬老”。管仲当年提出治国的“九惠”，第一惠叫做“老老”（和孟子说的“老吾老及人之老”一个意思），就是“敬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此之谓老老。”简单说，就是对七十以上的老人，留一个儿子养老，不要征发兵役、徭役，年纪越大，征发的待遇越优惠。死了以后，执政者还要提供丧葬。“老老”之后还有“慈幼”，具体是“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也就是，幼儿多的，让父母有更多机会养育。“老老、慈幼”合在一起，就是今日“敬老爱幼”的源头，而且这些都是“上”位者的事情，百姓一点责任也没有。

谜底揭开，孔子所谓的“仁”和“孝”延续了管仲的说法，都是针对执政者，而不是老百姓的。执政者别打仗，就是“仁”；仗打得少了，不用上战场的成年人有机会留在家中，赡养老人，照顾幼儿就能实现“孝”——仁是条件，孝是结果，缺一不可——“孝”其实是“仁”的隐喻形式。这是超过古人平均寿命两倍，一生颠簸，却从未享受“敬老”待遇的孔子，对“上”位者发自肺腑的呐喊。

孔子的遗憾

这个结论彻底消除了我们心中深藏的一个焦虑，中国人并不是不愿行“孝”的民族，以至于两千年来一直把“孝”挂在嘴边。孝养老人是人类的天性，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却是“上”位者剥夺了这种权利。频繁征战耗尽了成年劳动者的生命和赡养能力，让长者老无所依。“行孝”的充要条件，不仅要有“孝心”，还有更重要的一条：父（母）、子（女）同时健在。失去了家庭代际中的任何一方，“尊老爱幼”就无法实现，而这可以说完全不是普通人的责任，其责在“上”位者。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子之间至少要保持三年的传承关系，才能称为“孝”。而诸侯用兵之际，根本无法坐等亲子关系的完善。这也就是孔子的政治理念无法见容于齐、鲁、卫、陈诸国的本质原因：诸侯们迫不及待地剥夺了普通人“尊老爱幼”的权利，这是百姓们本不愿放弃的。

孔子的一生，见证了吴、越北伐齐鲁；晋六卿在西避秦、东掠地的道路上，你死我活的拼杀。而齐国为抵抗吴越、晋国，日益倚重田氏、晏氏家族的力量；鲁国“三桓”也在外敌环伺的过程中咄咄逼人，所以才有孔子到哪儿都遇到打仗的局面。无论是进逼的一方，还是防守的一方，都心恨兵员不足，哪有机会怀“仁”，也无暇让百姓“敬老”。不过，不惜百姓人力、物力的“上”位者，也很快收到了下民的回应，姜氏齐国在抵抗吴越的过程中被田氏取代，晋国在秦国的冲击下，訇然分裂成了“三家”，宣告了“春秋”的终结。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空享高龄的孔子，的确不止一次用“孝”的隐喻，来追求他心中的“仁”。但他从未用“孝”要求过任何一位普通百姓，因为他知道，世界上没有不孝的子女，只有让壮年者失去“敬老”能力的“上”位者。而这种隐喻在两千多年以来，却被后人混淆了本体和喻体，变成了对普罗大众的道德枷锁，这是孔子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