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曾国藩的遗像有什么故事

        九年前在网上见拍卖公司拍出《曾文正公遗象》，遂自图象与题跋入手，略征文献，做了一篇小考，而后又陆续发现不少材料，今谨择要补充，尝试说清画里画外的故事。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逝世。消息传到北京，两宫太后与穆宗“震悼”，宣布“辍朝三日”。随后，或奉上谕，或由督抚奏请，清廷批准在他战斗和工作过的省份“建立专祠”，以志报飨。两江总督驻地在南京，他平生最大功绩则是率兵收复南京，以此，他在南京享受的“哀荣”尤为隆重。而在南京兴造的各类纪念性建筑，又以莫愁湖边的曾公阁最饶雅趣。

        

        曾公阁不是独立建筑，绝无专祠的宏伟，不过在胜棋楼后借了一楹之地，供奉遗容，供游人瞻仰休憩而已。胜棋楼为纪念明代中山王徐达而作，曾毁于战火，同治十年，经曾国藩重修，遂成为他晚年与幕府宾客的游宴之地，所谓“裴令公之勋名，暇日常开宾宴；范希文之刚介，荒年不废水嬉”（陈作霖《可园文存•莫愁湖新建曾公阁记》）。正以此段因缘，设曾公阁于胜棋楼，不嫌其小，能得其雅。阁中有“华严庵，供中山王（徐达）卢莫愁及曾文正公三像”（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一《莫愁湖》）。可惜，此阁早毁，今人不及见。幸运的是，阁中曾国藩遗像的摹本，今人仍能在拍卖网上看到（下称摹本）。

        遗像真迹有不少人见过。同治十二年，周家禄（1846-1909）来游，赋诗云：“胜棋楼占好湖山，勋业湘乡伯仲间，亲拜相公忧国象，始知谢傅独萧闲。”（《寿恺堂集•莫愁湖》）光绪二年，奭良（1851-1930）来游，谓所见“壁绘遗象，轻衣缓带，气度萧闲”，正是对遗像的忠实传述。光绪十三年，阁遭水灾，经许振袆（1827-1899）重修，并书“江天小阁坐人豪”横匾。许氏出身曾国藩幕府，时任江宁布政使。匾有注文，云：“此姚惜抱诗以咏中山者，文正平日喜吟讽之，故书于此。”（奭良《野棠轩文集•记莫愁湖楼题联》）按，姚鼐字惜抱，是桐城派大师，为曾国藩素所宗仰者。诗，则谓《登永济寺阁寺是中山王旧园》，云：“中山王亦起临濠，万马中原返节旄。坊第大功酬上将，江天小阁坐人豪。绮罗昔有岩花见，钟磬今流石殿高。凭槛碧云飞鸟外，夕阳天压广陵涛。”据说，曾国藩尝手书此诗赠人，并加跋语，云：“惜翁有儒者气象，而诗乃多豪雄语。”（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卷六）民国二十年，阁再遭水灾，明年，经南京特别市政府重修。此后，则有日寇入侵之事，阁毁于寇，再未恢复。黄裳于南京光复后游莫愁湖，记乱后景致，云：“曾公阁没有了，遗像也不知何处去，只有一张照片还挂在胜棋楼中。穿了大布袍子，长髯垂拂，大有仙风道骨之意。”（《莫愁湖》）

        但是，摹本与阁中所悬者是不是同一件作品呢？

        摹本由吴云题签，署期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按，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浙江归安人。他以擅书画、富收藏，著名后世。当时，他曾参与筹建中外会防局、迎淮军入上海及苏松减赋诸事，谋事深，用力勤，极得李鸿章郭嵩焘诸人的尊敬，他的生平绝不仅是美术家、收藏家可以概括的（俞樾《江苏候补道吴君墓志铭》）。图上有杜文澜孙振翮与陆恢的题诗，又有王屺的跋文。根据这几首诗文，再征考其他资料，可以尝试讲清楚摹本的故事。

        

        杜文澜（1815-1981）是曾国藩的幕客和僚属，题画诗云“我幸从公十二年”，即指这段经历。又有陆恢（1851-1920）题诗，第二首云：“冷落双枫馆，终年积想劳。摹成新粉本，犹是旧风标。图岂凌烟写，魂凭宋玉招。瓣香私淑意，颊上补三豪。”自注云：“文正遗像向在平斋吴太守家，不知何时散落人间。”按，“平斋吴太守”即吴云；吴氏苏州居所有听枫仙馆，陆诗所谓“双枫馆”，殆即指此；云“摹成新粉本”，似谓此图为吴云据曾公阁中遗像仿作者。盖“粉本”者，依王绂《书画见习录》“摹拓前人笔迹以成粉本”之义，可知即为摹本。也就是说，阁中供奉遗像与吴家私藏摹本是二非一，尽管形式、风格一模一样。陆恢弟子王屺（字念慈）的跋文则谓：“曾文正公遗像，昔年在莫愁湖见之，沈雄英毅，游人无不瞻仰。此帧系退廔老人旧藏，未知是何名手所制？威仪棣棣，神采生动。”若然，更说明了摹本为摹本。又，薛时雨于光绪八年撰《莫愁湖志序》，谓：“（胜棋）楼成之明年，肖公（谓曾国藩）象其中，春秋祈赛。”按，曾国藩重修胜棋楼在同治十年，“明年”为同治十一年，也是曾国藩的卒年，其时，阁中已供奉遗像。而吴云题签时间为同治十二年。如此，几可确定吴氏所藏摹本是对曾公阁中遗像的摹本。亦正因为是摹本，用诸家诗文述及阁像之文字来覆按摹本，会觉得图画与文字完全对应。

        还有一个证据，则是图画对图画的证据。光绪十七年《莫愁湖志》有一幅段镜江对遗像的摹本，与摹本比较，神态姿势完全相同。有趣的是，段本中曾国藩以左手“捻髯”，在摹本中则为右手。二者互为“镜像”。按，方熏《山静居画论》云：“昔人名画稿，盖以为粉本者，墨稿上加描粉笔，用时扑绢素，以粉痕落墨，故名粉本。今画家多不用此法，惟朽笔为之。女工刺绣上样，尚用此法，不知是古画法也。”此即“摹拓前人笔迹以成粉本”的具体操作手法。依法而行，原本与摹本的图案正是互为“镜像”。以此，似能再次证明吴氏所藏摹本是摹本。

        此外，至少有三个版本与阁中遗像有关系。光绪七年，刘寿曾为友人所藏曾国藩手迹题诗，云：“装池袭锦绨，册端摹画像：鬚眉何秀伟，野服御巾氅。”（《传雅堂诗集•题陈蓉斋先生藏曾文正公墨迹》）按，据“鬚眉”“野服”的特征，说不定册页中的画像也是阁中遗像的摹本。光绪六年，南京人潘某嫌纸本不易保存（“惧缣素之易尽”），摹图上石（“摹镌贞珉”），此为石刻版（罗震亨《曾文正公石象赞》）。三山二水吟客撰《添修莫愁湖志》（光绪十五年刊）中有曾国藩像一张，跋云：“郡人绘公立像，寓盖世独立意。今改坐像，添入湖《志》。”此为坐姿版。

        摹本的递藏情况，据图上钤印，可作大略说明。最初，这是吴云的私藏。约在清末，从吴家散出，转为金吴澜收藏（图右下侧有“金吴澜珍藏”印）。按，金吴澜（1820-1888），字胪青（一字鹭卿），尝入国藩直隶总督幕府，“专令清厘滞狱”，后经国藩举荐，以“颇能通知时事”，历任昆山武进知县。此后，摹本转入赵云舫之手（图右下侧有“云舫珍藏”印）。按，云舫(187l-1950)，苏州人，尝任上海书画研究会驻会务总董。再后，便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后，又有文化大革命，对这幅画来说，都是厄难。

        虽是摹本，然原本已不知所终，照片也难得再见，摹本因而变得可贵。可喜的是，不论如何辗转，此图终能逃过劫数，复见天壤间，究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