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人口政策④：从超生游击队看流动人口生育意愿

上一篇文章我们讲到，计划生育政策从称为“国策”，到基本上开始“放开”至进一步放开，经历了差不多30-40年的时间。而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所谓生理学上的最佳生育年龄，恰好就在这个区间内。因此，约莫35年的政策转变期，意味着跨越了整整一代育龄期的人。这或可以较好解释，为何此前社会存在着“想生二胎”的呼声，但当2016年真的放开“二胎”政策后，生育率只是出现了较为短暂的、幅度远小于预期的上升。因为生育文化、生育能力恰好在生育政策的时间性上出现了“断代”现象，变成了意愿和政策的错位。

当然，这只是生育意愿的一个角度。

《超生游击队》出现在1990年并非偶然

谈到计划生育政策，大众难免会联想到一个上过中国春节联欢晚会的经典小品《超生游击队》。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表示，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正好验证了我上一篇文章的观点，文化和能力在政策的时间跨越下已经错位和断层了。

这个小品由上世纪最红火的两位小品演员出演，一对从农村老家出来“超生”的夫妻，辗转于各个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超生”，并为了能够“超生”想尽办法躲避管辖，就像是在“打游击”，他们四处奔走、躲藏，无法正常生活、工作，只是为了生个儿子。他们女儿们名字都很有纪念意义，分别叫“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北戴河”等，显示了这对“游击队”纵横南北的“超生”决心和毅力。

小品主要是在讽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男轻女”思想，台词犀利有趣，取得了巨大成功。

据小品编剧说，这个故事取自于真实生活的所见所闻。此应该所言非虚，其时，一些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对生儿子有着某种执念。

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小品冲上并霸占当年的“热搜”，除了计划生育新政策和重男轻女老观念的碰撞，还有另外一层政策背景。毕竟，生育政策只是解释了“超生”，而“游击队”意味着人口流动政策也在发生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发布，国家放宽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就业生活的限制，公民身份管理和粮食供给体制的改革也方便了人口流动。尽管放松程度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对人口流动的支持意愿也不高，但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至1990年的2135万人，年均增长约7%。

《超生游击队》正是在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出现的。

《超生游击队》的谬误，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高吗？

被冠以“超生游击队”称号后，这个传诵一时的喜剧故事似乎让大家有了一个印象，即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是很高的。

1987年，“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第一次获得了国内有关迁移流动人口生育状况的资料，与大众脑海里所呈现的或有所不同，此次调查结果表明，在各个年龄组中，迁移妇女的生育水平均低于其迁出地的非迁移者。此后，1988年，“千分之二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当然，上世纪80年代，人口流动规模还相对有限。90年代开始，流动人口规模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1990年的2135万人增至2010年的22143万人，年均增长约12%。

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情况相对于“不流动”人口，总体没有太大改变。

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一些研究证实了流动人口生育率有显著低于来源地农村人口生育率的倾向，但是仍显著高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的生育率。

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资料的结果显示，流动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和曾生子女数均低于农村未外出妇女。

2004年“常州市青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外来人口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41个，略高于本地户籍人口的1.35个。

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偏好与城镇户籍人口无显著差异；理想子女性别偏好观念有所弱化，但仍强于城镇户籍人口。

也就是说，与大众观念中正相反，流动人口并不是“超生游击队”的大军，其生育意愿与那些未曾迁移流动的本乡人口相比，是降低的。

认知现代化或是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为什么会降低？似乎并不太难解释。

有学者以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用相关的统计方法控制了年龄、婚姻状况、初婚年龄、妇女受教育程度、曾生子女数、家庭经济水平等因素后发现，外出务工对减少理想子女数具有较大作用。

2005年“广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显示，52.30%的流动人口认为外出打工经历对生育意愿有影响，且第一次外出年龄较小和未生育孩子的人口的生育意愿更易受到外出的影响。

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结果表明，农村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减少。流动前后农村流动人口期望子女性别存在显著差异，流动前期望儿女双全者居多，流动后期望“生育1孩且无所谓男女”的人口增加。人口流动影响了农村流动人口的性别偏好观念，但性别偏好观念的有无尚未随流动时间的延续呈规律性变化。

2005年苏南地区吴江市（现为吴江区）进行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问卷调查表明，52.1%的被调查者倾向于生育1个孩子，44.3%的倾向于生育2个孩子，而倾向于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仅为1.3%，倾向于不生育孩子的比例也仅为2.3%。

很容易看出，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使其脱离了原来的乡土文化背景，并且取得了更多的经济自主能力，使其能够更快更好地摆脱传统生育伦理中的弱势地位，不会再沦为“必须生”和“必须生儿子”观念束缚下的人。此外，随着在城市务工带来的经济收入提升，以及在对工业化社会更多的认识中，他们也会更深刻体会到，与农业社会不同，更多生育并非带来更多效益的通路，不再需要靠“人多”解决很多经济问题。

不稳定性增强是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认知的现代化似乎是流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此不可否认。

但或也必须看到，硬币还有另一面。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出来后，一些学者的分析发现，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并且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

尽管这只是诸多研究中的一个结论，但我们也会发现，与《超生游击队》所描述正好相反的是，迁移次数与妇女生育意愿或呈负相关关系。

深圳市龙岗区一项针对流动育龄人口的专项调查表明，省内流动育龄妇女的生育强度明显大于省外流动育龄妇女，迁移(或流动)次数的越多对生育的抑制作用越大。

而另一项研究则有有趣的发现，即外出流动时间对意愿生育水平的影响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态势，从流动时间上，流动时间在4年以上的人群中有性别偏好的比例相对较高。

这或许也在向大家展现，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降低，有主动的认知现代化原因，也有被动的生活不稳定缘故。

我们会发现，当社会保障力度加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就会出现提升。

而有些研究已经表明，不管家庭是作为理性的消费单位，还是生产单位，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由于乡城流动人口在从农村流人到城市后，养育孩子的价格、成本、效用及家庭收入变量变动的影响，终将使城乡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

“夹缝”中的流动人口是个很好的范本

尽管全球总体都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前所未有状态，各国及地区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在不同程度的降低，但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仍没有完全搞清楚，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或者有些人为什么还愿意生？更好的经济发展、更高的社会保障等等，都是很好的解释，但并不是全部的解释。

“社会毛细管”理论认为，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社会，社会个体具有向更高阶层流动的强烈愿望，为了减轻向上流动的负担，个体倾向于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而有些研究也认为，如果社会中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比较明显，即子代实现社会地位跃迁的可能性降低，个体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信心必然随之降低，进而会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并且在近40年内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无论是经济“奇迹”还是城镇化进程，都使人口流动在短期内加剧。

尽管中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阶层固化等问题，中国各级政府也在减贫扶贫、缩小贫富差距上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成效，但也必须看到，由于旧有户籍制度仍有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仍在逐步完善过程中、以及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太急速等问题，2015年后，流动人口增幅已经在下降，但仍有超过2.4亿流动人口，且其中1亿是儿童。流动儿童出现和增长与流动人口增长的一致性非常高。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其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1990年的459万人增加至2000年的1982万人，增加了3倍以上；2000-2010年继续快速增加，2010年增加至3581万人，增幅高达40%以上。

他们无疑是个很好的范本，以其“夹缝”中的身份，有助于大家更加了解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与社会变迁的因素，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里的。

后记

在传统文化、社会变迁、现代化红利和社会保障不足的共同作用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是逃脱了旧思想的桎梏，因而愿意少生？还是经济收入提高，因而愿意多生？或是不稳定可能变大，因而愿意少生？

生育意愿的表现，或是他们对社会变迁深层次反应的一个很好观察视角。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