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之外的潘恩：“世界公民”为何被遗弃

一度显赫，身后寂寞

        1809年6月9日，在美国纽约州长岛，初夏的天气闷热难耐。一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送葬队伍，用平板车拖着一只破败的大木盒子，沉默地前行。队伍里没有牧师，领头的是死者的房东——一位白人妇女。可怜的死者于头一天早晨在长岛南端一个小镇去世。

        由于亡者生前冒犯了该地的贵格会教友，本镇墓地不接纳他，于是有了这支七零八落的送葬队伍。几天后，在他的墓穴旁，妇人竖起一块石碑，上面仅有几行小字：“托马斯·潘恩，《常识》的作者，卒于1809年6月8日，终年72岁。”

       潘恩1737年1月29日生于遥远的大洋彼岸——英格兰东部小镇塞特福德。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过几年语法学校。18岁开始，他离家谋生，做过远洋水手、税吏，开过小酒馆。几十年过去，眼看快到40岁了，他仍然籍籍无名，一事无成。1774年底，他怀揣着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时身在英国）的介绍信，渡海前往新大陆，尝试自己的运气。结果在殖民地的独立事业中暴得大名。

        潘恩追随时兴的技术创新之风，一头钻进铁桥实验。1787年4月，就在彪炳史册的费城制宪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他包裹好铁桥模型，乘船前往欧洲。与当年他来北美尝试运气不同，这一次，他的航向相反，命运女神也不再垂青。他本可以在大陆会议奖励给自己的一座农庄里安度晚年，结果却在遥远的欧洲大陆卷入又一场大革命。一开始被奉若圣贤，堪舆国是，最后却深陷牢狱，受尽毁谤。

        1802年，他身心疲惫地回到北美，老之将至，孑然一身。农庄已经面目全非，世风渐变。风烛残年，陪伴他的是一位法国妇女及她的3个儿子。他们与周围的人们很难相处，最后只得移居纽约。

        终其一生，托马斯·潘恩奔走于英法美之间，横渡于大西洋两岸。四海为家，居无定所；一度声名显赫，最后却少人问津。人称其“世界公民”，半是赞许，半是揶揄。            

以笔为旗：有史以来最好斗的人

        潘恩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常识》。如果单从《常识》看，很多人无法理解，这样一位对大西洋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为什么在晚年得不到人们最起码的尊重。“古来圣贤皆寂寞”，然而潘恩的问题似乎不在于此。实际上，如果在《常识》之外，再读一读他的《美国危机》、《人的权利》及《地权正义论》等著作，就会稀释人们心目中因《常识》而带来的简单化、符号性的形象，还原其思想底色，为理解潘恩的悲剧下场找到某种思路。

        《常识》通篇没有一处常识，而是充斥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反叛言论。常识通常是平实的，但《常识》的语句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事实上，《常识》最初的书名并非Common Sense,而是Plain Truth. 在这本小册子里，除标题外，Common Sense这个词语只出现了三次。总体上，潘恩并不是在表述某种现有的常识，而是用强有力的语言，将独立意识包装成常识，使其深入人心。《常识》的读者甚众，但读者中并非全是拥趸者。甚至一些革命者也反对《常识》，约翰·亚当斯晚年说此书“大而无当”，他不喜欢潘恩提倡的激进民主方式。对于《常识》的成功，古文诺·莫里斯不无揶揄地说：“一个不过是从英国来的冒险家，没有财产，没有家眷或亲属，甚至连英语语法都一窍不通的人，居然会高踞这种地位。”

        如果说《常识》点燃了独立的火焰，那么可以说《美国危机》帮助这星星之火抵御寒风，形成燎原之势。战事即开，大陆军处处被动，殖民地人对独立的前景十分忧惧。1776年圣诞节前夕，潘恩在费城再次拿起他那生花妙笔，写下第一篇《危机》，开篇留下千古名句：“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文章很快被送到30英里之外特拉华河对岸的大陆军前线。两天后的圣诞节夜，华盛顿集合部队，中士在冰天雪地里向冻得发抖的士兵高声朗读这些文字。士兵们听罢神情凝重，静静而有序地集结好船只，趁着夜色渡过特拉华河，成功地奇袭了英军营房。

        《美国危机》不止一篇。在历时7年的独立战争中，潘恩共写下13篇论美国危机的文章。在《美国危机》第三篇中，潘恩继续批评贵格会的“和平主义”。但是，政治上的犀利风格一旦挪用到宗教上，伤害的将不仅是利益，而且是感情。潘恩的这种宗教观在他后来的著述中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应该说，在宗教问题上树敌过众是他的悲惨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的权利》是潘恩与伯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的产物。1787年8月，潘恩带着铁桥计划来到伦敦，受到英国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的接待。1789年7月14日，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身在巴黎的潘恩，将这一重大事件写信告诉了伯克。次年，伯克在议会演讲基础上，发表小册子《法国革命沉思录》，批评法国革命。潘恩读到这本书后，表示“对伯克先生的做法深感震惊和失望”，着手写文章批驳，取名《人的权利》，副标题是“答伯克对法国革命的攻击”。

        潘恩将《人的权利》题献给美国总统、自己的老朋友华盛顿。但是华盛顿似乎并不领情。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努力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的权利》中对英国君主制度的批评对此不利。1792年2月，潘恩发表《人的权利》续篇，副标题是“原理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次他题献给曾经赴美支持独立战争的著名的法国贵族拉法耶特。英国首相皮特扬言要逮捕他。伦敦的一些民众抬着潘恩的蜡像游行，全身插满针头。1792年9月，在好朋友的催促下，潘恩草草收拾行李，在前来抓捕的警察眼看就到时，匆匆赶往法国。

        潘恩到达法国加来码头时，受到热烈的欢迎，有人喊“潘恩万岁”。他来到巴黎，很快出现在新诞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民会议中。他发表演讲，主张人的权利，赢得了革命者的称赞。他不会法语，茫然四顾，不知道大家在吵些什么。革命政府禁止外国侨民担任公职。1793年圣诞节，潘恩被雅各宾派关进卢森堡监狱。一个月后，罗伯斯庇尔下台了，潘恩终于在11月份走出了监狱。1795年2月22日华盛顿生日这天，潘恩致信华盛顿，发泄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你看到自己当上了美国总统，而我却在法国成为阶下囚。在这种情况下，你竟然袖手旁观，忘记了你的朋友，缄口不语。”一年后，潘恩竟将这份《致乔治·华盛顿的信》在美国公开发表，引起轩然大波。对华盛顿的攻击使潘恩在多数美国人中名誉扫地，很多人叹息：革命的“剑”与“笔”分道扬镳了。

        1793年12月28日，经过被解除国民议会公职后一个多月的闭门写作，潘恩完成了《理性时代》。1794年，该书在美国出版，潘恩将它题献给“我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同胞”。与以往的《常识》、《美国危机》等著作不同，《理性时代》并不贴近紧迫的现实问题，而是针对一般性的宗教问题。潘恩根据自己对启蒙运动的理解，以及自己在法国革命中的经历，鼓吹理性，驳斥《圣经》中关于“感孕”、“神迹”、仇杀的记录，甚至诋毁圣徒，批判宗教组织。

        这部著作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信仰神经，在美国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指责潘恩堕落成了无神论者。实际上，潘恩对宗教的理解和对理性的鼓吹，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致的；只不过，他将这种思想移植到新生的美利坚时，遇到了语境障碍。在那两场“姊妹革命”中，正如劳德·阿克顿深刻指出，“法国人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是革命的理想，而不是他们的政体理论——是他们一刀两断的气魄，而不是修修补补的艺术。”古维诺尔·莫里斯形象地批评法国人“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lightning)和阳光(light)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

        《地权正义论》出版于1795年，这本关注穷人处境的著作是潘恩最后一本小册子。潘恩指出，在美利坚，失去土地的人应该得到生活保障，但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慈善。他用较大篇幅计算了土地的各种收益及其分配方案，但显得粗略、理想化，并带有激进色彩。潘恩承认：“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就各种可能性做充分的探究，从而以尽可能大的确定性做出推算。”潘恩对自己心目中美好社会的设计能力，似乎远远低于对社会制度的抨击。

        

贡献卓著，为何被遗忘和抛弃？

        潘恩的生平与著述都是不平凡的，至少在他那个时代如此。但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潘恩身上最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这样一位对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为什么在晚年乃至后世被人遗忘和抛弃？今天的人们又应该如何评价潘恩的是非功过？

        潘恩是一位激进的斗士。他出身低微，对于社会等级制度有着天然的抵触。他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潘恩个性倔强，四处树敌。早年在英国做税吏时，他经常与上司争吵，他的收税记录是一笔糊涂账。到美洲后，在《宾夕法尼亚杂志》做编辑时，与观念保守的老板艾肯特频繁争吵。当听到有人说“潘恩是有史以来除马克思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小册子作家”后，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接着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好斗的人。”确实如此，他是这样好斗，以致与人权之外的一切权力为敌。他与伯克论战，与华盛顿吵翻，与前来拜访的拿破仑不欢而散。他以《常识》反对常识，以《人的权利》反对政治传统，最后以《理性时代》反宗教传统——他的著作几乎构成了一场对十八世纪社会的全面挑战。

        潘恩是一位出色的政治鼓动家。他的小册子之所以畅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犀利的言辞与独特的文风。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指出：“潘恩之所以独一无二，就在于其开创了一种新式政治语言。”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索菲亚·罗森菲尔德指出，潘恩高度创造性地使用了“常识”这一术语。他融合了苏格兰常识学派的观点，即普通人能够对政治问题做出判断。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小莫拉姆评价说：“潘恩显然远不足以跻身于伟大政治思想家之列。……潘恩并非哲人，而系宣传家，其力量之源泉在于以通俗语言承载激进政治思想的卓越能力。”

        时势造英雄。潘恩成功地将启蒙思想、殖民地困境与自己作为通俗小册子作家的鼓动才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不羁文风结合到一起，在当前的危机中一举成名。但是，危机过后，百废待兴之际，当初鼓动反叛的人变得不合时宜了。实际上，潘恩的确一度“告别革命”，他的铁桥计划最后在英国获得了成功。他本可以像富兰克林、华盛顿那样选择激流勇退，安享晚年，但是，由于机遇的不同以及个性差异导致的不同的选择，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终至于众叛亲离、潦倒而终。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众叛亲离经常是时代先贤的难免结局，卢梭如是；荣华富贵通常也并非仁人志士的初衷，华盛顿如是。然而，盖棺定论，潘恩的成功主要不是作为思想家，而是作为作家；潘恩的落寞主要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世道人心，而是因为他的话语失去了往日的语境。潘恩是“永远的反对者”，是人间与天堂的“双料捣蛋”。他不竭的斗志为美利坚的独立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独立后的美利坚没有为他提供持久的舞台。潘恩的身世不是个案，它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某一类英雄人物的历史意蕴；《常识》不是潘恩的全部，他的其他言行可能会淡化读者心目中的某种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