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城里的流氓：当兵的因为太穷成了泼皮无赖

        流氓的本义是指流民，无籍之人。但因无籍而易生乱，故流氓在后来又成为指称品行不端、滋事扰乱之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收有许多明代的法律条例，及具体的判处案例。乙编第五册有好几个案例讲到明代成化年间的京城流氓，当时对这些流氓有一个专门的称号叫“喇唬”。研究表明：“喇唬的泛滥成灾，基本是在正统以后。”（陈宝良《中国流氓史》，156页）这个论断应该确切。而我们从判处文书所记载的一些细节来看，觉得也可以从另外的视角看问题，其中不乏社会史、经济史等研究相关的有趣材料。

        乙编第五册中的“二三成群撒泼抢夺财物犯该徒流罪者枷号充军例”（340页），记成化四年初七日，山西清吏司所审犯人王骚狐，就是京城的“流氓”案件。王骚狐身份是龙虎卫军余，龙虎卫是永乐十八年始调至北京的京城戍卫（《明史·兵志二》）。明代卫所制度，每一军户出一名正军，其余子弟即是军余，虽然不是军人身份，但负有提供物资、军需保障的义务。这个王骚狐所犯，据记：“（成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骚狐手拿尖刀，前到军人刘海家强讨白面食用。刘不与，骚狐自将头额打破血出，睡倒在地图赖。刘海惧怕，将银一两三钱、白面一斗与骚狐接受回家。”（341页）看来打架时拍砖的习俗早就有了，而且可以用来自拍耍赖。

        第二天骚狐继续至卖面的军余刘清家“罗惹殴骂，自将头打破图赖，拿刀要戳，强将刘清身穿水褐绵细衣裳、羊皮袄一领剥拿回家”。这是他第二次将自己头打破耍赖，夺得的东西是比较好的绵细衣裳、羊皮袄。到十二月，这位军余不改前恶，又到刘清家赖银五钱。成化二年三月十二日，“骚狐又将舍余沈林采打，夺伊身穿蓝绵布裙一条、银四钱”。

        成化二年十一月五日，骚狐到民匠朱英酒店内赊酒十壶。说是赊酒，其实是强拿。一更时分，又拿空罐子到朱英店里要酒，朱英不给，他就打破自己带去的罐子，赖了朱英“银一钱五分、毡帽一个”。

        成化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骚狐又到余丁柳信卖糖铺内要糖吃用，柳信不与，骚狐行凶将柳信揪采踢打，昏倒在地，将尿灌入口内，打破伊屋瓦十余片，又夺伊银三分、毡帽一个”。九月，又去邻住军人王佐铺内，“讨要包儿烧饼吃用”。十一月二十日，又去讨要，王佐不与，“骚狐又不合将伊盒子烧饼包儿丢散沟内，及将王佐赶打”（343页）。

        讨吃外，又去明智坊草场内偷官草三捆，看守的何阿羊本已抓住他，但王骚狐把何阿羊一顿打，又威胁说：“日后放火连累你”，就吓得阿羊不吭声了。明智坊草场，“在明时坊内，贡院西，永乐朝设，现国际饭店所在地”（李宝臣《北京城市发展史·明代卷》，116页）。

        这位泼皮无赖王骚狐专在军户、匠户杂居的小区内横行，索要的东西除了面粉、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外，还有酒、糖等非必需品。一开始还用拍砖苦肉计，后来就直接抢要。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军户生活的困窘状况。明代军籍靠屯田自给，这则判例里出现的军人、军余，都兼做小生意小买卖，有卖面的、卖糖的、卖包儿烧饼的。匠户也兼做小生意，开个小酒店等。这些都是社会经济上升时期，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在边缘夹缝中生存的人聚居在一起，却因生活困顿而引起的社会问题。

        从骚狐在这些底层人手中抢要的财物看，都有银两，一个普通面粉店小店主，随身也有一两多银子。明代宝钞在洪武时就已贬值难以通行，白银成为民间流通的实际货币，“成、弘以后，率皆用银”（《续文献通考·征榷》）的社会现实，在这则判例里能得到很好的证据。学术界论证明代经济在成化、弘治的启动，以往证据可能都较为单向化，事实上，可能会有更多向的证据用来说明这个问题。

        王骚狐虽然屡犯不改，骚扰、强夺无所不做，但还是很低端的街头泼皮无赖，而且“柿子专挑软的捏”，欺负的是街坊邻舍中的胆小老实人，可说是无出息得很。成化年间另有一位京城喇唬叫张昭的，却被载入《明宪宗实录》里，成了流氓中“名垂青史”的角色。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九，成化十四年六月：“禁京城内外强夺人财，及口称圣号者。时金吾左卫军余张昭犯是罪，坐充军。都察院请以其事榜示禁约。从之。”再来看《法律典籍集成》中的判例，为什么张昭会载入《实录》。

        张昭所犯的事是，在成化十二年三月，将邻舍王海、朱全等九人请到家，让他们凑钱给自己哥哥做盘缠。“王海等惧昭凶恶，共凑银三两四钱，昭接受入己。”之后，张昭又向这几人索银一两四钱。

明代画家周臣《流氓图卷》局部。

        勒索之外，“又将邻人总甲周昶采打，强剥身穿白布褡裢一件，洗白布一条，绸巾一顶”。当时总甲是轮流担任，不似后来地方上村主任等有一定威权，故而也被流氓欺负。又强要民人周振银一两五钱，绸巾一顶。又将军匠金铎“强拖到家，乱撦碎绸巾，夺得本人银簪一根”。从抢夺的财物来看，较之十年之前的成化元年、二年，已有不同。前述案例，所夺均为毡帽，此案例，均为绸巾，而且银簪属于违制物品。可见当时的经济较前十年又有发展，民间奢侈之风亦渐渐形成。

        让张昭迅速被抓并写入《实录》的，应该是他所犯侵吞浙江商人大宗银两之事。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又不合节次在于官店诓赊浙江等处客人毛琼、王庆、张还、钱显、董升纸货共八十余两，在家卖银费用。毛琼等但来取讨，辄便行凶撒泼，口称圣号。被访事发，校尉捉获，送锦衣卫牛都指挥处，审供前情是实”（351页）。

        张昭从浙江商人处诓骗来的银两达到八十余两，对比前面他在多个邻人处威逼也只得三四两来看，可见商人的贸易规模及用银，已非常可观。张昭的喇唬行为中，较前还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口呼圣号”，这也是被写进律例里的一种“新犯罪”形式。为什么要口呼圣号，目前似未见相关研究，不知这“口呼圣号”，与后来“手拿宝书”而进行的一些行为，是否有心理上的某种相通点？

        “军兵的流氓化，这在宋代已经开始”（陈宝良《中国流氓史》，150页），上述两则的喇唬是军余与军匠，但并不是无籍的流民与招募兵，而是城市中生活的军户。这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当时军户的困顿以及军户本身的某些特点都有关系。

        （本文得益于台湾中研院王鸿泰研究员、李仁渊博士主持的“明清制度与地方社会读书会”会上的讨论，及中研院张继莹博士的领读，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