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中）

        

改变后半生的一次谈话

        2011年7月6日日记：“下午，芦老师往召碧水庄园。在她所租北五环‘碧水庄园’别墅的二楼靠北一间里，她和我谈到了晚年的毛泽东。她说主席晚年时常莫名地哭，说她现在也是，每有‘浮萍飘泊，家不知何处’之感。

        说有一次她陪主席读书时，主席突然不说话，要她仔细听，她不知听什么，主席问她有没有听到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之后主席突然放声恸哭。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主席哭，顿时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安慰好。她和我说，她现在差不多是她当初遇到主席时主席的年龄，岁月无多，她现在切身体验到了一个八十岁老人的苍凉心境。”

        也是这次，她主动和我谈起“批《水浒》”前后的一些事情。说她初到中南海时，因为上面特意交待过，因此一直小心谨慎，不敢乱说。有一次和毛聊天时，因比较愉快，她问了句“主席身边的是不是都是干部子弟”，说毛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张耀祠处长找她谈话，告诉她谈话一定要谨慎，不该问的千万不要乱问，但告诉她，“干部子弟是到不了主席身边的。”

        这之外又有一件事情，再次令她不敢多说话。说有一次伴毛读书时，毛突然问她，“北大现在还开古诗词的课吗？”她说，“主席啊，您不知道吗？自从‘文革’开始，所有的课都已停了。”她刚说完，旁边的张玉凤即狠狠踩了她一脚，令她心头一震。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上面交代下来的事，毛要查什么古籍，她受命到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查书、借书外（有专车偕同），一直小心谨慎，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

        以至于有一次毛接见西哈努克亲王，谈到近况时，毛说从北大请来一位芦老师帮他读书，但芦老师“从不向我问问题”。在这样的境况下，有次晚上读书间隙，她问主席：现在外面谈《水浒》，有一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外面流传很广，大家讨论得很厉害，您怎么看？她说主席听罢，哈哈大笑，顿像个小孩子一般，手舞足蹈，告诉她：“这句话是我说的，是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我问主席：‘《水浒传》第十九回写阮小五在船上唱歌，不是也说“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吗？像阮小五这样出身的人，不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主席听了，笑我呆，说：‘这决不是阮小五说的话，这是后人加上去的，你读《水浒传》要分析。’我问：‘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水浒传》还有什么好的呢？’主席接着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又说，‘“三阮”是反皇帝的，李逵、鲁智深、武松是要造反的。’我们接着又谈到《水浒传》的版本，有七十一回本、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七十一回本。主席说：‘一定要读全传’，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等等。主席说，‘千古尽是不平事。压迫太深，所以要反抗。’他还特别肯定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那段评价，即‘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主席说，‘鲁迅讲得那么精彩，可惜学术界没有引起重视。’还说，‘要重新出版《水浒传》全传，而且要贯彻鲁迅的精神，把鲁迅那段话印在书的前头。’”（据当日手机录音，回家后曾略微整理入日记，此次整理，同时参以《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芦荻访谈录》〔《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21-23转17页〕及《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975年8月14日条。）

        至于他们那晚为什么谈起《水浒》，芦老师在1998年2月接受《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采访时曾详细谈过，但未曾和我谈过，为求其全，及方便读者，兹迻录如下：

        还是在1974年的时候，当年引导我参加革命的解玉珍（孟繁之案：或写作“解驭珍”）在《北京日报》工作。当时我们正在写中国古代小说史，解玉珍到北大来，要我们写评《水浒传》的文章，她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让我们就按这八字精神写。我们知道这是上面的精神，猜想很可能是毛主席说的话，但问解玉珍更详细的情况，她不说。建国以来，一直是把《水浒传》当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来看，现在又说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不得要领，三易其稿，还是没能通过。

        我1975年4月进中南海，替毛主席读书。主席7月22日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复明。8月13日晚，张玉凤同志也在旁边。我向主席请教关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特别谈了理学家骂曹操的问题。主席说，骂曹不始于元，而是始于宋朱熹，骂曹操是“国贼”。这是因为曹操篡汉。其实，汉祚之移不在曹，而在“黄巾起义”。主席还说，理学家很虚伪，但朱熹是一位大学问家，要读他的书。又谈起《红楼梦》，我说只读了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主席说，我读了五遍，要读后来的部分，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然后又谈到《水浒传》。

        以上是引述自《文艺理论与批评》访谈文的部分。那天芦老师对我讲述完上面的话，顿了顿又说：“当时主席讲话发音已很困难，不时有痰，湖南口音又重。平时我们谈论诗词，因为我知道的作品较多，许多可以背诵，所以他一说，我一般都能听懂。但主席有时怕我听不懂，就用铅笔写，写在一些纸条上。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根据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的。当时主席怕我听不懂，用铅笔写了好几个字和句子。我整理好后把整理稿拿给主席看，他靠在床上，拿着铅笔，逐字看了，抬起头，冲我摆摆手，说：‘好，就这样！’于是就形成了关于《水浒传》的批示。这时已经是8月14日凌晨两点。我到外间房里帮助写信封，因为主席批示要发给姚文元，他当时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很快姚文元办公室就送回了打印稿，并附有姚的一封信，说明要贯彻主席的批示。我发现，姚已经开始歪曲主席的原意。另外我在校对时，发现主席原来写的‘摒晁盖’的‘摒’字，被改成了简体的‘屏’字，就坚持要改回来，认为应当完全忠实于主席的原文，还把主席写给我的那张字条附在了退给姚办的信封里。”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8月14日条：“本日，姚文元向《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传达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让报社组织讨论，写一个宣传规划，还要写社论，强调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申到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同卷，8月20日条：“阅姚文元8月18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开展《水浒》评论的规划，批示：‘同意。’两报的规划都从批判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拟出了一些选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建议：拟同意他们先这样。遇问题再商议。”

        8月下旬条：“圈阅姚文元8月26日报送的国家出版局关于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批示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关于《水浒》的出版工作，拟出版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以上几种版本，书前均印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并加出版前言。”

        9月2日条：“阅姚文元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示：‘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社论稿说：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轰轰烈烈的“批《水浒》运动”就这样紧锣密鼓开展起来了。这次谈话，可谓改变了芦老师的后半生。

        芦老师说：“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无非是三种结局归宿：一是像方腊那样被镇压，凌迟处死；二是像宋江那样被招安；第三就是李逵说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总之，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主席当年评《水浒》，现在想来，虽是随意谈及，但也的确有反修防修的政治含义。但绝没有具体所指，没有影射某人的意思。”

        “主席评《水浒》，从今天看，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四人帮’利用来陷害他人是‘四人帮’的罪行，与主席无关。而事实上后来也是由主席出面制止的。如果冷静地读《水浒》全传，结论大概也只能如此。鲁迅、主席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是一种不当的行为，认为这不忠实于原著，这也是只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别上纲上线。”        

        离开中南海

        “当年9月，中央在大寨召开会议。我奉主席指示，到大寨参观。走前主席和我说，‘你到下面看看情况，回来告诉我。’当时主席年龄大了，总想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身边的人下去，回来他都要问这问那。他喜欢听你讲所见所闻，不喜欢听你评论。当时，江青已经在大寨讲了评《水浒》的问题。我是后面去的，我们在大寨也讨论《水浒》，先是听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录音。江青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还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江青还说宋江五短身材等等，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所指是谁。听完江青讲话录音后，就要我们讨论。我感到江青的讲话同主席的原话有很大出入，我不能歪曲历史事实，歪曲主席本意，去迎合江青。江青现在这样乱说，主席听到，一定会非常生气。于是要我发言时，我便推说自己坐得靠后，耳朵不好，没有听清江青同志的讲话。用这种方式委婉拒绝，也是表态。江青后来看到我的发言，这样我也就深深得罪了江青。”

        我问：“您之前和江青见过面吗？”

        芦老师：“见过。在大寨。她见了我和我握手，说，‘哦，你就是芦老师啊，我知道你，你不就是陪主席读书嘛！你怎么穿身带补丁的衣服来啊？’我当时听了，脸一下子烧得不行，很是发窘，她有点让人下不来台。”

        我问：“您衣服上有补丁？”

        芦老师：“嗨，你们年轻人不大能理解，我们当时都是这样啊。当时我衣服袖子上有补丁。这也有个原因，一是当时主席说‘你这次要到下面好好看看’，走得急，来不及回北大收拾行李、拿衣服；另外也以为会来大寨参加劳动，因此就比较随意，当时也没多想。”

        我问：“江青是不是待人很苛刻？”

        芦老师：“现在社会上对她有点妖魔化，那不是真实的江青。她平时衣着非常朴素，也穿打补丁的衣服。她讲话是有点尖酸，但对身边的人也还是很照顾的，知道谁家里有事，她会私下给钱。也喜欢和身边的人一起打牌，谁输了谁往脸上贴纸条。”

        我说：“是。您接着说。”

        芦老师：“回到北京后，谢静宜要我先回家休息。等我再去中南海主席住地时，张玉凤便把我拦住了，不让我进去，说下午西哈努克亲王要来，主席正在休息，不能见我。我有什么事，可去找张处长，张处长会解释给我的。张处长就是主席办公室主任张耀祠。后来我去见张耀祠（按系9月24日），张耀祠一见我，即指着我说：‘芦老师你下去时，我反复交待你，别乱说，别乱说，你看，现在出事了吧。赶紧收拾一下，回学校去吧。现在这个情况，早点回学校也好。’”张耀祠也告诉芦老师：“今天早上江青同志来过两次电话，主席也说，‘那就让芦老师回学校吧！’”

        接下一段，芦老师也未和我谈过，现再据《文艺理论与批评》访谈文补苴如下：

        我要求在中南海再住三天，张耀祠同意了。这样，我还是同联合医疗组住在一起。因为我是主席评《水浒传》的见证人，所以我有责任把事情说清楚，不能让事实真相就这样湮灭掉了。所以，借给医生们讲课的机会，我便向他们讲了主席评《水浒传》的情况，说明原来完全不存在影射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时华国锋同志已经把江青讲话的录音带交给了毛主席。主席了解到江青讲话的内容，很愤怒，骂江青胡说八道，文不对题，录音不准放，文章不准发。但此后，我也就离开了主席身边，回北大了。

        那天我又问：“您回北大后参加‘批《水浒》’的运动了吗？”

        芦老师：“我离开中南海，回学校后，没有去上班，找人民医院一位熟人大夫（据《文艺理论与批评》访谈文，为当时人民医院血液组陆道培大夫，陆大夫后来是工程院院士、政协委员，他的姐夫就是给主席做白内障摘除手术的唐由之，芦老师和他们都很熟。唐大夫名字，芦老师晚年谈话时不时提起，她晚年双眼做白内障手术，也是找唐大夫帮着联系的），为我开了张病假条，一直待在家里，因此躲过了学校里的运动。1976年唐山地震，震后九天，我就被派到唐山救灾去了。见到了那么多的死人，真是人间地狱。当时学校工农兵学员大多都去了，但女教师很少，我是其中之一。主席逝世后，学校来唐山的人都要赶回北京参加追悼会，但不许我回去。我想去悼念主席，手死死扒住要回北京的卡车护栏不放，带队的总支书用大皮鞋碾我的手，不让我去，说：‘你是什么人？!’我知道‘四人帮’不垮台，江青是不会放过我的。因为我了解事实真相，江青心虚。所以当听到‘四人帮’跨台的消息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可是，粉碎‘四人帮’后，一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却继续在关于《水浒传》的问题上对我横加打击。先是说主席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炮制出来的。这条站不住脚后，又说是我将主席的评论私下泄漏出来，交给姚文元的。还有人写文章点我的名，说我是‘四人帮’安插到主席身边的（2012年春节过后，我去看望芦老师，芦老师和我说几天前刘思齐曾经找她，还有几位，都是主席晚年身边待过的人，刘思齐问他们主席晚年受谁控制，他们都莫知所对），给我安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学校里也开我的批斗会，一些人如张××对我拍桌子，指着我鼻子骂，要我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学校差不多有半年多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就一直呆在家里。当时系里林庚先生还劝我，让我先承认下来，说是自己炮制的，过了此关再说。同时以免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因为在林先生看来，主席对《水浒》的评论是完全错误的，不利于《水浒》的正常讨论。但我不能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我谢绝了林先生的好意和建议。”

芦荻参观魏楚予的“求索”油画。 

       “没有办法，我就去找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在他家门口等。耀邦同志回来时，秘书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讲了，并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封申诉信交给他。第二天，耀邦同志就批了，大意是：对待自己的同志应该给予热情的帮助，应该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样，我才恢复了工作，但北大已不能呆，那时人民大学要复校，于是我离开北大，再回到了人大中文系。”

        “但是，对我的诽谤依然没有结束。像严家其等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信口胡说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从主席那里拿出来交给姚文元的。我曾向法院起诉严家其，但当时严正炙手可热，法院不敢受理。我又给出版该书的天津百花出版社写信，指出这是政治诬蔑，一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损毁了我的名誉。出版社回信却说，对严家其的书应该支持，里面关于我的那段不实之辞只是一件‘小疵’，等再版时再修改。”

        我问：“您是何时自人民大学到北大的？回人大后是不是状况好了一点？”

        芦老师：“我最早在人民大学中文系，是跟着谢无量先生，作他的助教，教古典文学。我手头现在还有谢先生写给我的字。你要看吗？”说着即打开旁边的柜子，拿出谢先生写的卷轴给我看。此幅字后来又曾给我看过多次。“我是‘文革’中人民大学停办时，调到北大去的。到了北大，系里安排我跟林庚先生学习。林先生对我很好，很照顾我。”

        “回到人民大学后，是不再开我的批斗会，但一些活动不让我参加。第一次申报职称，也不让我申报。我问系里，系里说你问学校去。我去找校长×××，几次他都不和我见面。我就到他家里去找他。他一见我就问我你怎么来了，话说得很难听。我和他说，‘毛泽东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对毛泽东有意见，别对着我说。我只问你为什么不让我申报职称？’他就是来回地说，死活不让我报。我是下一次申报职称时才报上去的，这样就老是差了一级，最后离休时，参考社会考评，才最后上的教授。”

        前面说过，她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讨论影响了她后半生。先是不得不离开中南海，继而北大也待不住，被迫离开；“文革”后高校第一次职称申报，又不让申报，影响之后升等，等等之类。特别是她晚年因为小动物保护事业面临诸多窘境时，思往事，心潮起伏，每有悔恨之意。和我也曾几次说过“要是没有……”之类的话，我也曾几次见她黯然落泪或放声恸哭。在她晚年，关于“批《水浒》”前后种种，是她心中长期的一个结，她一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此事详细叙述一遍，以希有所告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