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上）

        当问起过去教过她的先生中哪位给她印象最深时，她脱口而出“冯沅君”，之后谈及高亨、钱锺书二位先生，说五十年代做教员时曾听过钱先生讲课，语言精彩，博大精深，点到为止，没有废话，令她印象深刻。

        2月11日午后，芦荻老师的公子刘恕兄忽给我来电话，告知芦荻老师已于2015年2月3日在京逝世，2月10日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与芦老师差不多半年未见，1月27日在三联书店与刘梦溪先生见面时，我们还曾聊起她。刘先生告诉我他念大学时，芦老师给他们讲授古典文学课，有一年天冷，看到他上课时浑身发抖，课后即赠一件旧毛衣给他，令他感念至今，难以忘怀，他很想和老太太再联系上，看能否为她做点什么。孰料现在竟奉此噩耗。

        老太太晚年有诸般心愿，比如整理她手头所藏毛泽东晚年关于古文、古诗词的批注，关于“批《水浒》事件”前因后果重新讲一讲等，皆因她后三十年来所系心的小动物保护事业，一切未果，令人叹惋、可惜。现仅就我与芦老师的交往，听她所述往事，拉杂成篇，以为怀念。

        2010年秋冬之际，有一天，北大儒学研究院我的朋友王文利忽然找我，和我说：“小孟师兄，你知道芦荻老师吗？做小动物保护协会那个。她现在想找一个古诗文功底好的，帮她整理毛泽东主席的一些古诗文批注。我觉得你不错，挺合适的，你愿意去吗？”

        我之前很早即知道“芦荻”这个名字，也知道1975年毛泽东主席眼睛做白内障手术时，她曾一度出入中南海，陪毛读书。

        记得大约2005年夏，我去看望我的一位同乡前辈马玉田伯父时（玉田伯父是北师大中文系1957级毕业生，毕业后长期在北京市委工作，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和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同行的林宇兄曾向玉田伯父问起芦荻的学问如何，玉田伯父当时很肯定地说：“芦荻的学问还是不错的。”

        在这之后，我也曾在一些报刊、杂志上读到过芦老师写的或别人访谈她的文章，但从没有想要过去认识她。我告诉文利，“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实在不敢当，但芦老师是我敬重的前辈，容我想想。

        这之后不久，因为谢盈秋的关系，我到上苑去看望成复旺先生。谈话间，我顺口谈及此事。孰料成先生听罢，竟很是意外和激动，马上问我是否已和芦老师见过面？告诉我他和芦荻老师是很熟的朋友和同事，关系一直极好，劝我一定要将此事应承下来，好好帮帮芦老师。并向我讲述了一些他和芦老师夫妇交往的旧事。

        我这时才知道做工人运动史的刘明逵先生，即是芦老师的丈夫。也方知道芦老师在被选入中南海之前，即很有名，与曾子墨的妈妈赵遐秋，并其他另外两名“新女性”，并称当时人民大学的“四大女性”。

        我也从成先生那获悉，当初主席选侍读之士，原有两个条件：一、要有一定古诗文修养的四五十岁中年女性；二、要听得懂湖南话。芦老师尽管生在辽阳，但父祖都是湖南人，自是听得懂湖南话。说最后选定的有两位，另一位是上海某大学的女教授，两人旗鼓相当，衡决不下，最后由主席拍板，主席说：“我不喜欢听吴侬软语”，方最后定的芦荻。

        我那天自上苑回来，即告诉文利，我愿意和芦老师见见面，看能帮助她哪些，我当尽力做好。        

        “访旧半为鬼”

        记得最早和芦老师见面已是2011年春，是在海淀“世纪城”一水之隔的时尚小区“碧水蓝天”。由文利带着我。之前已和芦老师通过数次电话，她问过我一些背景和个人情况，并大略谈过将来要做的事。

        那天见面她没有邀请我们到她的寓所，我事后想想，她当是出于一种礼貌和体谅。她府上因为长年养猫养狗，加上还有一只狐狸，味道极大，别说进屋，单纯从她门口路过，对于许多人而言，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屏息前进。后来和她熟了之后，我才知道，她将愿不愿意进她门、能不能进她门，当作对方爱不爱护小动物、适合不适合做小动物保护工作的一个最起码尺度。

        她那天和我们见面是在她小区旁的一家茶楼，我们等了许久，她才来。那时我还未看到《鲁豫有约》采访她的节目，她的样貌要比网络上所见照片更有风采，是一极有风度的老太太，衣着整洁，头发一丝不乱，精神矍铄，携着一根手杖，待人接物也极是温和。——她注重风度一直保持到最后。

        2012年冬，我带张焕君、刘国华去给她做访谈，她当时身体已不好，我们进门，她即声明，状态不好，不愿拍照，敬请体谅，自始至终一直戴着口罩。那次见面后，张焕君兄曾和我说：“老太太虽然病体未愈，头发稀少而凌乱，但一开口，用词优雅，音调和美，当年大学讲台上的风采仍依稀可见。聊聊生平往事，革命、逃难、家人，还有那些年月常常燃烧的青春与激情，都让人恍如隔世，遥想不已。”

        ——她又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并问我是否读过庾信的《枯树赋》和江淹的《别赋》，对之前见过的历家注释怎样评价。我老实告诉她，《枯树赋》《别赋》及江淹的《哀江南赋》之前都曾读过，有一些句子可以背诵，但没有下过大功夫；对历来诸家注释、解说，虽曾略有涉猎，有觉得未安处，但整体而言，不曾特别留意过。我也告诉她我曾读过朱永嘉先生谈为主席注释古诗文的回忆文章。

        她听罢，摆摆手，不多说，随即背诵出《枯树赋》里的一些句子来：“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郡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告诉我主席晚年很喜欢《枯树赋》，江青曾在上海组织人为《枯树赋》作注，并将注文送呈主席审阅。其注文引申了清人倪璠的解说。倪璠在注《庾子山集》时，在《枯树赋》的题解中说：“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注释者在题解中把此赋的立意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主席阅后，觉得不准确，曾做批示：“关于注释问题，请你们仔细的研究。”因此长期以来，她一直有想法，想为《枯树赋》重新作注，将主席当年的一些谈话及她近四十年来的一些体悟都收进去。此话她后来多次和我说起。

        2012-2013年，为纪念周一良先生百年诞辰，张世林先生和一良先生的哲嗣周启锐先生主编有一册《想念周一良》，里面有一篇宋柏年先生的文章，谈及当年毛泽东否决上海注本后，“梁效”曾为《枯树赋》重新做注，由某位先生先注，复经小组讨论，最后呈递上去。

        周一良先生的遗物里，过去也曾见过有一册油印的《枯树赋》注释讨论稿，上面有一良先生用铅笔做的繁复批点。事后吴小如先生和我说，事过经年，一切皆应当还原历史真实，“某位先生”即是指他，说宋先生文章里本该注明的。——为此我也专门问过芦老师，芦老师告诉我，事情确实如此，她见过“梁效”的注本，但她不知预先作注者是吴小如先生。

        那天接下来，芦老师向我问起她的一些故人，北大中文系一些先生的情况：冯锺芸教授现在怎么样了？林庚先生还健在吗？陈贻焮先生身体还好吗？袁行霈先生现在还上课吗？她姐姐袁晓园你知道她近况吗？吴同宝先生（案即吴小如先生）你知道他吗？张少康先生呢？……

        我告诉她这些先生中有好多位都已经作古了，并就我所知，略述情况给她。她听罢叹了声气，说了声“访旧半为鬼了”，随即沉默了许久。后和我谈起这些先生对她的帮助，特别是提到冯锺芸“冯大姐”对她的帮助，问我认识不认识她家里人。我告诉她我和任重先生认识（案：冯锺芸教授是任继愈先生的夫人，任重先生在北大研究生院工作），她托我向任重先生致意，并代问冯锺芸教授的墓地，说是将来一定要前去祭扫。        

        

“双行小注的小注”

        谈到要我帮忙的工作，她说：早年陪主席读书时，每次退下来，她即将主席的一些意见以蝇头小楷副录下来；现在这些稿子，并主席的一些手迹，都在她手里，而这些东西在她有生之年是要有一个交代的，“最后都要移交中央文献研究室，他们已经派人来催问过好多次了”。

        她希望我能帮助她在她有生之年将这些批注整理出来。这些批注后来在她搬到西三旗“雪梨澳乡”时，曾给我看过部分。毛式大字本，字行间是她用钢笔副录的主席意见，篇幅不少，真是蝇头小楷，字迹极小而端楷，非辅以放大镜仔细辨认不可。我边看边和她说，“这真是双行小注的小注了。”她听了笑了笑，说，“我现在都惊讶我当时怎么能写这么小的字。现在这些字我都看不清了。”其中一册《萨都剌词》，扉页上有江青1975年6月6日的铅笔题记，字迹潇洒俊逸，给人印象极深。

        初次见面，芦老师给我的印象除了温和、儒雅，再就是记忆力惊人。我们谈话时，顺口谈及的《枯树赋》《哀江南赋》等南北朝赋文，及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诗文，她都可成章脱口，并辅以案说。告诉我这句主席过去怎么谈，她怎么理解。言词恳切，绝无炫耀之嫌。

        她也告诉我她手头还有一部未完成的《李白诗歌论稿》，希望我将来也能助她最后完成。我们谈话时，不断有电话进来，许多事都要她拿主意、裁决，有两次是对方问某某人和某某处的电话号码，她都是脱口而出，不需查询。她是1931年生人，这时已是虚岁八十一岁高龄，竟还能如此，实在令人感佩！

        这之后，她有时间即给我打电话，召我前往。每次见面都是谈诗论文，兼及旧人旧事。小动物保护协会事事要她操心，不是三楼的病猫未能及时喂水喂药，就是一楼跑来跑去的狗大小便后还未及时处理。工人也不时前来请示买多少猫粮、狗粮，生病的猫、狗送到哪家动物医院。我们的谈话于是经常被打断，临了她总是叹声气说：“唉！繁之，不好意思，今天你就先回去。你下次来，咱们再开始工作吧。”基本上我们每次的见面模式都是如此，要我帮忙的工作，除了后来略微整理出篇目外，几乎一点都没展开。

        我日记里2011年4月28日记：“上午先至图书馆复印王葆玹教授《西汉经学源流》，继带冀哲与芦荻老师见面。中午芦老师请饭，在万柳中路一间上岛咖啡店。座中有律师王振宇兄，初次见面。谈话时，方知他是许志永博士班的同学，与玉闪亦甚熟稔。午后至汉唐阳光，与尚红科老师谈近日书事，谈及芦荻，尚老师说很想一见。临别尚老师赠我张木生先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这次见面是因为之前芦老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要我介绍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生给她做助理，冀哲那会儿刚自沈阳大学毕业，抵京不久，遂介绍了她。但冀哲很快他往，于是又介绍了高百卉。这之后不久，我也曾带尚红科和芦老师见过一面，在海淀医院一输液室里，一起聊一些书的出版事。——我之所以举这条日记，是因为在那时，芦老师面对未来的规划，还是雄心勃勃。她和我谈过，希望将小动物保护协会之事尽快调理、走上轨道，她好腾出手来回归学术和书斋，做一些耽搁了很久的工作。        

        早年的身世

        我2011年6月22日日记：“芦荻老师乔迁碧水庄园，约我午后前去见面。一下午听老人谈旧人旧事，老东北大学、老北大故事。也谈起她的少年往事，谈起她的父亲、母亲。当问起过去教过她的先生中哪位给她印象最深时，她脱口而出‘冯沅君’，之后谈及高亨、钱锺书二位先生，说五十年代做教员时曾听过钱先生讲课，语言精彩，博大精深，点到为止，没有废话，令她印象深刻。”日记所记较简略。

        我记得那天当问起她大学时最喜欢的教授是谁时，她脱口而出“冯沅君”，说：“她的课，好得不得了。我后来之所以愿意作大学老师，多少也是受了她的影响。”顿了顿和我说：“你知道吗？高亨先生上课，是盘着腿上课，口若悬河。”我说：“高亨先生研究易学在二十世纪是很重要一家，赵俪生先生曾讲过他与金景芳先生研究易学的异同和特点。”她听了和我说：“可惜我当时没有好好听课。”

        也是这次，我知道了芦老师早年的身世。她原名芦素琴，1931年生于东北辽阳灯塔。“芦荻”是1948年参加革命、逃亡解放区后自行改的名字，之前也一度用过“芦苇”。祖父是湖南人，曾作过辽阳知县，死于任，遂以家为。父亲一辈子没有出来做过事，只是在家里读书，芦老师三四岁时，父亲即故去了，由寡母和大哥、大嫂抚育成人。

        芦老师那天说：“我一直记得，父亲生病时，我父母带着我在一个菜园子里住。那时，父亲常带着我给花给菜浇水、施肥，也时常会将我扛在肩头，看着满园的杏花、梨花，吟诵诗词。”芦老师的母亲是山西文水人，父亲故去后，由舅舅帮着料理家务。“舅舅真能干。从舅舅身上，我看到了山西人的精明，会过日子。”芦老师如是说。

        入学后，芦老师受到的是纯粹的日本式教育，“冰球打得非常好”，小学毕业时，被评为优级生，要被选送到日本去参加毕业典礼、觐见天皇。“选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不知怎么竟把我也选进去了。行程都已安排好，后来因为战争情况，计划取消，因此才没有去成。”

        “上大学前，我受到的教育，一直认为自己是满洲国人，家里人也不说，上大学后，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辽沈战役爆发，进关转到北大读书后，才知道中国竟有如此之大，历史有如此之长。”“可惜当时已没心思读书，受王朝闻夫人解驭珍的影响，忙着搞革命了。”（后来有一次我带朱续兄和她见面，当她知道朱续兄也是辽阳人时，再次谈起她对故乡的记忆。朱续兄后来写文章说：“她的回忆，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家族里的信守，受儒教熏陶下的‘礼乐仁和’。母亲带领大哥、大嫂苦苦支持困苦家境的坚韧；曾经因她不懂事，大哥、大嫂忍受责骂，面对‘不公’的安忍；母亲每次坟前祭奠父亲时滚落的泪行，有爱有恨更有中国人本质里的大信。”）

        那天我正好带着一本三联出的齐邦媛的《巨流河》，拿给她看，她翻了翻说，“书借我看看吧，放我这里几天。齐世英我见过，到过我家里，也和他说过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