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许礼平︱我写旧日香港，为何要写那么多中共党史人物？

【编者按】

        许礼平的身份很多元，除了目前的“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之外，他还是知名的书画文物收藏家、鉴赏家，又涉足金融、投资领域。大约是因为这个“家”那个“家”太多，惹得人眼花缭乱，所以常常有人提到他时，简而化之，称他为“香港文化名流”。这一称呼不能说错，却实在有点“屈才”，小觑了许礼平的本事。

        他曾评价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他什么都懂，对掌故十分了解”，实际上，这个评价也完全可以移用在他自己身上——说起来，他和高伯雨还是远房亲戚，这是他在台北的二伯公告诉他的。许礼平说，“高伯雨写掌故文章考据很扎实，同时又很有趣味性”，“近代史上的各种历史名人几乎他都了解，你跟他说起一个人，高伯雨先生就会说出很多这个人的掌故，很厉害”，这一切，几乎都像是在描述他自己的掌故文章。

        翻翻他的文集《旧日风云》（一、二集，一集有活字文化策划的三联书店简体字版），你会读到如下名字：齐白石、溥心畬、傅抱石、启功、容庚、黄苗子、罗孚、王世襄、杨仁恺……都是扎实而有趣味的好文章。最让人惊奇的，是许礼平对中共人物的熟悉，他写过《潜伏》孙红雷扮演的”余则成“原型吴石将军，又写过上世纪四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沈崇案当事人沈峻，对后一篇文章，谢其章评价说，许礼平以“‘考古家’的干劲儿，采取‘刑侦家’式诱供”，最终揭晓了历史真相。这样一来，许礼平又多了两个“家”。可见，要写好掌故文章，有多么的难！八卦，也是一门技术活！

        澎湃新闻：无论《旧日风云》的一集还是二集，您都是谈人多而谈己少，我想先请您从自己谈起。《旧日风云》大陆版作者简介里是这么描述您的： “早岁于东瀛编纂《货币书目知见录》《中国语文索引》，上世纪七十年代为香港中文大学编《中国语文研究》。”董桥先生的序言呢，就更加详细一些，说您“早岁雅好古文字学，是容庚门人，留学日本，师从日比野丈夫教授和白川静教授，课余编纂《货币书目知见录》和《中国语文索引》，一本京都出版，一本大阪出版”。能请您谈谈其中的具体情况吗？如您是怎么对古文字学产生兴趣的，在日本留学时又有哪些所见所闻？

        许礼平：我所写的人物，都是学者、文人、画家，或者是在历史上有影响力，而曾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反观我自己，实在微不足道，所以才“谈人多而谈己少”，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谈的。承问，就略讲一二吧。

        我小时喜好画画,留意画幅上所钤印章，印文多系篆书，有些容易认，有些不好认。于是找有关书本查阅。《说文解字》啦、《甲骨文编》啦、《金文编》啦，这样子就对古文字学产生浓厚兴趣。后来通过《澳门日报》李鹏翥先生介绍，认识了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的马国权先生，马先生带我拜访容庚先生。此后常到广州向容老请教。容老与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有交往，其时白川先生刚出版《金文通释》，寄赠容老。容老命我翻译《金文通释》的“通论篇”，一边翻译，一边学习。这篇译文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上发表。

        当年金文研究领域中，货币文这个项目尚待开发。我想学容老《金文编》那样弄一部《货币文编》。但要先做基础调查工作，将货币研究相关的论文、专著弄清楚，于是整天埋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其他几家大学的图书馆，整理相关数据，顺便编纂出一部《货币书目知见录》，在京都昭和堂印刷面世。时维1976年。此书印量极少，现在连我自己也没有，不能说没有，是因为搬了几次家，无法找出来。去年在广州，王贵忱先生赐赠一册他老人家编著的大部头书，其中赫见刊出小弟所编《货币书目知见录》书影几页，但不是原书，是钞本，是王贵老的钞本。王贵老是“有钱人家”（他老人家的用印），搜集资料极为完备，连不见经传的《货币书目知见录》也有钞录，令我汗颜。

        再扯远一些。有次去东京参观日本银行的古货币标本室，这是日本中央政府的银行，藏中国古钱甚多，而以耸肩尖足空首布最为难得。研究部的妹尾守雄老先生见我是京都大学日比野丈夫先生介绍来的，相当客气，降尊接待当年只有廿余岁的我，尽出所藏让我观赏，还当场拓了几件赏赐。后来我在香港的中国国货公司买了两盒菊花晶寄奉，聊表谢意。妹尾先生复函客气地称，中国的菊花晶味道好。

        有一次经西园寺公一先生介绍，我与中文大学中文系黄继持先生一起去东京都东洋文库参观。我们先拜会文库负责人榎一雄先生，然后径入书库参观。在众多藏书中，我发现书架上有一册古钱币研究专著，系黎昌庶使日时的清稿本，拟刻版刊行却从未面世的稿本。我问陪同参观的图书馆专家，为什么东洋文库藏汉籍目录上没有登录此书，但书架上却是有的。这位专家倒也坦白，说有些书是战争时期从中国或是朝鲜等地掠夺得来，刊登在目录上怕人家会来索回，所以没有入目。我才恍然大悟，不能只翻藏书目，要直闯书库搜索，方不会有所遗漏。

        还有一回，东京友人招去夜总会开眼界，夜总会老板知道我当时兴趣在古货币，他郑重地提醒我，研究当下的货币更有意思。        

        澎湃新闻：蓝真先生提到，他起初与您认识的时候，还不太清楚您的情况，托人“调查了解”后，知道您是“澳门颇有名气的许世元先生的公子”，就此放下心来。这让我很好奇，您父亲在您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您后来对书画文物的喜爱，在收藏方面的嗜好，是否受您父亲影响较大？您的交游如此广阔，是否也有“沾光”父亲的成分？

        许礼平：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想，最大的影响就是不管我，是“无为而治”。这让我有机会自由发挥。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父亲做的是实业，经营的是粮油杂货，有一段时期还搞过楼宇建筑、轮船货运、酒店餐饮，这些都是民生必需品。而我弄的古文字、书画之类，说到底是可有可无的事物。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中华书局海外办事处工作、七十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都叫做挂单在大单位，有粮出（薪资），衣食无忧。父亲不用担心，都没说什么。但1987年创办翰墨轩时，是自己开档，要全身投入，父亲有点儿不解，他老人家曾问，这些书画，到底有没有人买？可以看得出，父亲有点担心。不单只父亲，启功先生也曾为我担心。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书画业的“克难时期”。挨了十多年之后，才稍稍轻松一些。可见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难得的是从不干预。

        我父亲交游极广，他在澳门寓所客厅悬挂许多照片，大多是与政要握手的，如跟习近平、韩国总统、葡国总统等等，这些人我都知其大名但都没有交往。或者因为我在香港几十年，回澳门的时间不多，父辈许多朋友大部分不认识我，而我在海内外绝大部分朋友也不知道我父亲。

        再说一两例。七十年代某日我返澳门，父亲约去他主理的碧丽宫酒楼吃饭，下船后我径往新马路碧丽宫，看门的女知客见我衣衫简朴，或以为我是找错门的，差点不让进。父亲在门口见到此情景微微一笑，也没说什么。最搞笑是八十年代我结婚时，父亲设宴，筵开百席，来宾中我只认识若干位姨妈姑妈世叔伯，其余绝大部分都不认识，虽然父亲曾当面介绍这位是市长某某某、这位是海关关长某某某，我只能一脸茫然地握手。那个婚宴，是父亲付钞兼主持，而我和老婆仿佛做“临记”。

        或者可以说，就我从事的行业而言，难以沾到父亲的光。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谈到自己和《书谱》杂志的缘分，又专门讲到办《名家翰墨》的“偶然和甘苦”，还有什么值得一说却未在文章中涉及的事情吗？我注意到，您似乎对自己开办翰墨轩的事情谈得不多，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您和这么多书画名流交往，是否拜此所赐呢？

        许礼平：翰墨轩的事情可多呢。但读者有兴趣知道吗？你既然问到，也就随便讲一鳞半爪吧。

        翰墨轩开办了廿八年，其中也有不少波折。

        首先要明确一点，我们是私营企业，没有任何政府、政党、社团的背景，完全是私人创办的。我没有大老板的大水喉对着，个人资金极为有限，必须勤俭建业。但我人缘好，朋友多，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靠许多朋友帮忙，香港澳门的朋友之外，有中国大陆的朋友，有台湾的朋友，也有日本的和欧美的朋友。他们给予我实质的支持。

        我在《谈〈名家翰墨〉的偶然和甘苦》一文中已谈到创办时的情况。我是因为台湾出版界的朋友，拉我出来组织版权授让的中介公司，才离开学校下海营商的。但版权转让业务所得极为微薄，绝对支撑不了一家公司，甚至支付一位员工的薪酬也不足够，所以我才同时创办经营书画的翰墨轩。

        首先讲讲翰墨轩选址问题。

        要开业首先选择对外营业的地点。我的想法或许比较保守，我认为选定一个地方开业，就不要搬来搬去。所以选址非常慎重。当时经营书画业的店铺集中在港岛中环或荷李活道摩啰街一带。而这个行业容易惹是非，集中在一起有好处也有坏处。我挑选远离书画业界的铜锣湾，也是想远离是非之地，静心做自己的事。但因为远离画廊集中的中环，当年赖恬昌先生（赖际熙太史公子）就曾抱怨道，在中环逛画廊，看完这家看那家，但要去翰墨轩却必须专程去铜锣湾，太不“就脚”了。

        因为不想搬来搬去，营业的地方就不能租，只能买。但我们的资金短绌，选购更要小心。1987年中我在铜锣湾觅得一家霍英东立信公司建设的旧大楼，买了三间相连的办公室，是蟾宫大厦208、209、210三个号码，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当时政府为照顾民众而搞的居屋（居者有其屋）英尺价六百元，蟾宫大厦英尺价只是四百多元，比居屋还要便宜。而居屋多在新界偏远地区，蟾宫是在香港最繁华的核心地段铜锣湾，选定这个地方就准备几十年不变了。事实上廿八年来我们没有搬过。而且还不断向上下周围蚕食，扩展营业。早两个月我们还接收了霍英东家族在蟾宫大厦拥有的三个单位，英尺价已升至1987年时的三十多倍了。

        再说经营内容。

        我们一开始，明确只做书画生意，不碰当时流行的玉器瓷器之类缸瓦杂件。

        世界各地的朋友知道翰墨轩经营书画，都很热心地为我们提供书画。例如有一两位日本朋友，拖着一大个拉喼（行李箱），放下整批书画，而且可以卖完才计数，几乎一年后才来结账。

        也有朋友介绍来小轩买书画的。记得有位加拿大回来的女士，专门寻到小轩，一入门口先问是否姓许的，入来后选购好几件书画。后来她自己透露，是一位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当高级翻译的朋友介绍来的，如果入门询问不是姓许的，她会立即退出。这明显是老友托她捧场。

        朋友帮我，我也帮朋友。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有些老朋友要远走他方，需要处理藏品，需要实时付钞，我们虽然资金短绌，也尽力帮忙。例如《文汇报》曾敏之老先生要去加拿大，他藏的书画让给小轩，按他老人家要求的价钱，马上结账，曾公很高兴。后来返港，他老人家似乎有些糊涂，说拟取回寄存在小轩的书画。经办的同事大为诧异。我说不要紧，反正东西还在（那一两年几乎无生意），检出一半，送还他老人家。大家高高兴兴就是了。

        同时期也有位金尧如先生拟出售其所藏书画。金先生曾托他的好友陈德曦先生（万玉堂顾问）帮忙代售，时风波之后不久，市道极差，金先生要价颇高，所以未能成事。后来金再托他的旧部麦先生找到小轩。我与金先生虽然有数面之雅，但当时还不大熟络，而麦先生则是多年的老朋友。麦说金先生拟将所藏书画整批出卖，以清掉北角堡垒街寓所的银行贷款。麦先生带我去北角堡垒街金先生寓所看实物，整批东西看了一遍之后，觉得开的价钱比较进取，不容易卖。最后还是出于帮老友忙的心态，照价啃下。将公司不多的资金全数投入，承接了金先生这批书画。我们到金先生寓所收取书画时，金先生有几件越看越舍不得的，要抽出来，我也无所谓。最要紧老人家开心。不久金先生去美国，也时常返香港，也常约我饭局，大家也熟络些。看他老人家餐聚时，谈笑风生，依然潇洒。而当时市道不佳，我们的资金被捆绑住，过的可是紧日子。但想到朋友间应该互相帮忙，也就坦然。        

        澎湃新闻：您这两本集子主要是怀人，写了许多与您有过交往的名流，能否请您谈谈其中取舍选择的标准？我注意到，您对罗孚、潘静安这些长袖善舞，在大陆、香港都吃得开，且大陆背景较深的人物着笔较多，而且您也写到许多中共的名人，并不避讳。您是否对中共党史及人物有着特别的兴趣呢？如果是的话，这种兴趣是怎样培养起来的？您具体又是怎么和这些人物打交道的呢？董桥、蓝真二位先生都提到，您有个笔记本，上面全是与您有过交往的人物的信息，您是否方便透露一下这个笔记本的内容？上面有哪些“VIP”？哪些是您接下来想要写入掌故文章的呢？

        许礼平：我写的人物，其实没有什么标准。我觉得身边许多人物，有稔熟的，有深交的，也有不那么熟悉的，但如果有些事情我感到应该记下来，我就会动笔去写。

        我交往的人物，品流复杂，但以共产党为多，所以笔下的人物自然是共产党居多。共产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就算解放后，有些人还是没有显示其真正党籍。限于保密条例的党纪约束，许多事情本来应该记下的，但相信大部分都没有文字记录。而且，往往知情者不说，不知情者乱说。随着当事人陆续消失，许多历史实况都带入棺材了。后人只能瞎猜。我所写的，不一定准确，或者与史实有出入，但自问全部都是凭自己所见所闻所感下笔，即是靠自己的认知和手上的材料来撰写，希望字字有出处，句句有来源。

        有些文章写好之后，为了减少谬误，有时会让当事人过目。例如《雾里看花说罗孚》那篇，我登城市花园第六座罗孚寓所，请他过目之后，问有没有问题，罗公说“没问题，就是这样子”，我才敢交董公发表的。刊登之后，有人大量影印送赠老友传阅，有人鼓掌叫好。例如简又文公子简幼文医生在美国来电邮鼓励，也有人骂我胡说八道的。

        这篇文章收入香港版《旧日风云》一集，北京三联书店版失收。三联版《旧日风云》一集还失收了一篇《翟暖晖在一九六七》。

        有些历史，明明是路线问题，引致社会倒退。你写出来，你的文字就不讨喜。但宏观一点，历史悠悠长，千秋万世，而什么政治、社团，大都短暂，如果留下的文字记录，能真实反映史实，后世的人可以吸取这些教训，减少犯错。从前毛主席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所写的，可以说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董桥、蓝真二公说我的笔记本，其实是地址电话簿，我只在姓名之后加注生年月日而已。

        政府记录往往是不可靠的。例如五十年代香港政府要市民领身份证，左翼分子怀疑这是港英的阴谋，给的数据故意报大报小。这几天整理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队员杨治明的资料，才发现他本来叫杨野明、杨冶明，登记身份证时“冶”字多一点，变杨治明。生年报小三岁，原来生于1916年，身份证记录是1919年。杨夫人陈敏报大三岁，本来1932年变成1929年了。都是一笔糊涂帐。这些在我的地址电话小本子上纠正了。

        接下来我准备写的人物还有许多，一时间想到下列几位：

        周游。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那位，是国民党华南补给司令那位，他是黄埔四期状元，与林彪、陶铸同学，解放前夕违反李宗仁命令运送大批袁大头到长沙资助陈明仁起义。周的女婿是七机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汪洋。有关周游的文字资料太少，应该写。

        陈彬龢。一般人以为他是汉奸。但三十年代陈彬龢举家在香港办证件本来去莫斯科，却忽然应岩井英一之邀改为去上海，“落水”做《申报》社长。毛主席曾有段文字说陈彬龢为人民做过好事。他是共产国际那条线的人吗？

        罗慕华。香港真光中学的中文科老师。早年是燕京大学高材生，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是王辛笛的老师，是北方左联的人。五十年代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参与倒林语堂运动。罗公弟子遍布港澳，相信许多弟子都想知道老师不曾提过而又有趣的往事。

        杨治明。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队员，中共特支成员。志锐中学附小教师、昆明中华小学校长。前些年台湾已卸任的政要返大陆寻找当年的学校，飞机门一打开，对迎接的人第一句就问杨老师来了吗？杨老生前从不向我提及他是1938年的党员（杨应彬介绍入党）。1949年奉派来香港从事编辑、印刷、出版工作，属侨委领导。        

        澎湃新闻：您是书画文物收藏大家，而且有自己的主攻方面和专题收藏，并非泛泛而藏，可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书中提到，您对溥心畬、齐白石、傅抱石似乎有着特别的兴趣，台静农、启功、黄苗子也是您所喜爱并尊重的书画家，而且您很注意搜集广东书画家的作品，除此以外，您还有哪些兴趣呢？

        许礼平：人们叫我做收藏家，实在不好意思，我哪里配称什么收藏家。汉语许多词汇，其含义在近些年变化颇大，尤其二十一世纪以来，名词的含金量，与现在的货币一样，不断贬值。著述多一些，年岁长一些，很容易就被冠以“国学大师”的光环。收几件破烂，或者投得若干件疑似名家书画，就被冠以“收藏家”称号。忽然想到有人曾谑称：“大师满街走，藏家多如狗。”上一代如叶恭绰、庞莱臣、郑振铎等，我们香港这边的如至乐楼何耀光、虚白斋刘作筹等，这些人才称得上是收藏家。

        所谓盛世收藏，书画拍卖现在遍地开花，这反映当下中国是太平盛世，未尝不是好事。但我相信，藏家是需要时间去检验的。不然就只有长线炒家和短线炒家之分，艺术家和伪术家之别。

        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溥心畬等等大师的书画当然喜欢，几十年来曾收过一些，但现在价钱都这么高昂，有许多作品早已易米，能留得住的没几件了，守住大师的作品，要很有实力才行。到了拍卖场，对着诸种拍品，许多亿万富豪都会感到自己忽然变成穷人，都买不起也。

        你提到的广东书画，相对而言，目前比较便宜，还能收得起，但我心仪之作并不很多。其实我比较喜欢收集的，是跟历史有关的书画文献。几十年来，也收了一些蛮有意思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并不是秘不示人的。

        四年前，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小轩曾借出百多件书画，与广东省博物馆合办“气呑河岳——辛亥风云人物墨迹展”，同时亦借出二十多件与澳门博物馆办“孙中山与澳门文物展”。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小轩借出数十件抗战有关的书画文物，与湖北省博物馆，他们准备五月中在武汉湖北省博物馆举办“四万万人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特展”。明年五月，小轩还会借出数十件邓尔疋书画，配合东莞博物馆，举办邓尔疋、黄般若书画特展。

        这些专题展览，可以将私人所藏供诸大众欣赏，也方便自己欣赏。老实说，挂在狭小的寒舍独赏虽然有其静穆之趣，而悬挂在专业的博物馆陈列柜中，与大众共赏，则另有一番滋味。4月2日，香港藏家罗仲荣先生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河山色染——绘出新中国”展览，他在展场应酬来宾之余，对着这些红色系列的书画，看了许久，他说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家中，没有机会这么集中观赏过。罗先生这批红色珍藏，听说会运到上海和北京展览。        

        澎湃新闻：我还注意到，您对大陆学术界、文物界的老辈颇为关注且多有交往，您写到了王世襄、杨仁恺、马承源等，除此之外还有吗？

        许礼平：还有许多未曾下笔的。一时想到的，有你们上海的谢稚柳、陆俨少、沈之瑜……北京的罗福颐、王力、吕叔湘、周祖谟、朱德熙、陆宗达……天津的陈国符，武汉的黄绰，长春的于省吾，香港的饶宗颐等等。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自谦是冷摊残客和捡古旧破烂的人，专好打捞不为人知或遭人遗忘的人与事，之前您写到了香港的“六七暴动”，写到了香港国共战争时期的暗流涌动，那么，对您来说，香港近代以来百年风云，还有哪些是值得记述却因各类缘由而遭到遗忘的呢？

        许礼平：香港百年风云，被遗忘的事情太多了。香港人有个劣根性，就是“本地姜不辣”，一直以来不大重视自身的历史。这些年香港人好像忽然觉醒了，开始留意香港人身边的事物，关注香港人自己的历史，有所谓集体回忆。如果你踏入三联书店，可以看到有关香港历史的著述，一下子多了一大堆，占了好几个书架。这是香港学术界回归以来的研究成果，好得很！

        有朋友见告，回归前许多年，英国有关部门（MI6)已经有计划地将香港政府各种敏感档案，或销毁，或选择运送去英国和澳洲储藏。这对学术界造成不便。前几年有人去查找“六七暴动”的政府档案，关键的东西都查不到。这显示出英国政府办事的高效率。

        澳洲某处所藏香港文献，特区政府现今主要官员的档案固然齐备，未来二三十年有机会上位至司级官员的年轻人的档案，也都巨细无遗。某位官员上台，某方面想搞他，档案中有该官员的陈年记录，放给传媒发布，害他个“鸡毛鸭血”，这就能达到某方面的政治目的。可见研究香港史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时，金应熙被派驻新华社。金氏港大毕业，陈寅恪大弟子，记忆力极强，对香港历史了如指掌。谈判中的历史问题可由他老人家解决。当年金氏尚未回穗，在港猝然逝世。这些有学问的前辈，越来越稀有了。

        对不起，越说越离题万象。说回我正在撰写关于香港的题目，一个是《香港的收藏家》，这个题目去年在祝君波主持上海的“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分论坛上粗粗讲了个大概，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报告，题目一样，内容侧重讲与中文大学有关的香港收藏家。

        还有一个题目，是《地下学联与香港学运》。解放前广州的地下学联总部在香港，学运骨干来港受训学习，共产党由香港遥控广州学运。当时领导广州地下学联的书记钟鸣是香港人，英皇书院高材生。解放前夕这些骨干陆续返广州参加广州解放接管工作。但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在香港从事教学和学运工作。这个题目可能不好弄，有许多事情无法追查。做多少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