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闪光：哈贝马斯论阿多诺与肖勒姆

【编者按】

       1940年，“最后的欧洲人”瓦尔特·本雅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小镇包港（Portbou）绝望自杀，至今已75年。在生前，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犹太神学家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友谊为人乐道。近日，德国Suhrkamp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阿多诺、肖勒姆的通信集《上帝住在细节中》（“Der liebe Gott wohnt im Detail”），第一次完整收录了两人从1939开始，到1969年阿多诺去世前的200多封信件，为德国思想史上这三位重要人物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同时补全了这段情谊绵绵的佳话。

       近日，年事已高、很少在媒体露面的德国著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德国《时代报》（Die Zeit）上撰文，深情记述了阿多诺和肖勒姆两人交往情景，并称这是“德国—犹太思想史的一个伟大时刻”。哈贝马斯对二人都很了解：1956年，在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他是阿多诺的助手和最重要的学生；1970年代初，哈贝马斯及其夫人同肖勒姆夫妇订交。

       这篇重要的文章中，哈贝马斯在评价阿多诺和肖勒姆的同时，也深入探讨了宗教/世俗问题。有论者指出，这多少反映了他与之前在《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等书中相龉龃的观点。哈贝马斯最后也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的当代，阿多诺的著作仍有切中时弊之用，只是其“唯心主义残余”仍成问题……

       以下为文章全译，仅供参考。

        二人初次相遇是在1938年的纽约，蒂利克夫妇（Paul und Hannah Tillich）的寓所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当时也在场。这不是一次寻常的见面，更像是瓦尔特·本雅明在巴黎远程安排这两位高度敏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初次相见。这之前，他们都很怀疑地观察彼此。阿多诺在1920年代才通过他的夫人格莱特与本雅明建立友谊，所以他不能不对本雅明更早认识且更为亲密的朋友——犹太神秘主义大家肖勒姆产生醋意。而肖勒姆本人虽然清楚他的好友本雅明经济上仰赖纽约流亡中仍存活得很体面的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但他并不愿意和“那帮人”有太多来往。他尤其不喜欢霍克海默。他这样向本雅明吐槽他和阿多诺及其夫人的初遇：“我和威森格鲁特（阿多诺中间名——澎湃新闻注）还交谈了几次，那帮跟邪教差不多的其他人根本没法深谈。”

        初遇是尴尬的，但阿多诺和肖勒姆后来的交往却出人意料。在两人的通信中，肖勒姆对阿多诺表示了友好的开放态度，并有意再继续富有启发性的对谈。而阿多诺也在1938年5月4号向苦等消息的本雅明详细而热情地描述了这次对话。他很敬重这位能阐释希伯来文原始资料的学者，并称肖勒姆为“傲慢的偶像（schnoddrige Grazie）”。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出他们刚刚开始的通信必将围绕的主题：“在我在来，最深刻的讽刺的是，这个他（肖勒姆）推动的神秘主义的概念，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将自己表现成那种向世俗的转变。正是这点上，他觉得我们俩很堕落。”

        三十多年后，肖勒姆70岁生日之际，阿多诺在《苏黎世新报》上撰写长文复述他们的初遇，但这并非出于他作家式的自恋情结。在这回溯性的描述中，他才理清了“后来经历的轮廓”。尽管当时不同的立场让他们不一定理解对方，但在三十多年之后，他能够追忆两个知识分子之间断断续续的联系的哲学核心。在纽约的时候，阿多诺就预言了那个贯穿他们日后交往的主线问题：和他们共同的朋友本雅明一样，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关心神圣性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命运，以及它如何能“向世俗迁移（in die Profanität einwandern）”。

        阿多诺预言了在日后漫长的接触过程中才逐渐展开的两人的亲密关系。这样的先知先觉恐怕只有非凡的才智才可做到，而阿多诺就拥有这样的能力。他只有在最亲近熟悉的场合才能放松下来，只有在他的书桌前才算真正自在。这个敏感的人仍保持通向自己童年的路径，而同时不断成熟。他生活得过于警觉和紧张，似乎在用手小心翼翼地伸向我们这些凡人都恪守的规范之外。

        而肖勒姆仍属于这个规范，即便他也伸出他作为一个个人和学者的手——还有他巨大的招风耳。阿多诺认为肖勒姆集“敏锐、深邃的玄思癖好和广阔的知识面”于一身，还有自发的好奇心和迅猛如鞭子的讽刺。他偏爱异端，这混合了柏林人单调的厚脸皮。他其貌不扬的外表同狂妄的态度形成鲜明反差，这点已经在阿多诺的笔记中最为直观地表现出来了。肖勒姆在他们二人中算是更“世界性”的了。他在冲突中也能保持大局观，比如阿多诺在1968年2月指责他操纵本雅明的遗稿，他反应得很无助。其实肖勒姆只是给出了正确又实用的意见。

德国和犹太共生的传奇

        犹太人大屠杀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成了德国—犹太思想史重要时期的又一珍贵材料。编者阿萨夫·安格曼是阿多诺档案馆成员，他细心地描绘了那一代伟大的德国和犹太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网，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和恶意，并将此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在他们那个学术和文学的小圈子里，恩斯特·布洛赫、乔治·卢卡奇、马丁·布伯、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赫尔穆特·普莱斯纳、汉娜·阿伦特和赫伯特·马尔库塞几乎是门挨着门住着的。在1940年10月8号之前，阿多诺和肖勒姆只通过四次信，而那天阿多诺不得不通知肖勒姆：“瓦尔特被营救之后，又自杀了。”

        这两位朋友都被本雅明的秘教精神深深吸引。阿多诺深受本雅明启发，在他的字里行间，阿多诺看到了自己的否定辩证法的宗教—唯物主义萌芽，肖勒姆则认为本雅明是三大一神教都失去和神秘主义活动的联系之后的一个非日常的、有秘教天赋的人物。我的妻子和我还记得七十多岁的肖勒姆，仍然被丽莎•菲特科的只言片语迷得神魂颠倒，菲特科是本雅明最后翻越比利牛斯山时的女向导。他固执地相信，那本被认为是精心之作的拱廊街计划，现在还在本雅明遗失在包港（Portbou）的手提箱里，有待被找到。这本历史哲学著作讲的是19世纪的巴黎。本雅明本人在那工作了好几年。

        正是本雅明将他的这两位仍在世的朋友撮合在一起的。在那之后不久，一本算得上“合辑”的东西就在二人的努力下问世了。他们共同的目标是拯救本雅明这位在战后德国完全被遗忘的作家的作品和声望。此外，对其他围绕在本雅明周围的思想巨头的共同疏远，也为他们二人的结合创造了条件。这其中就有和本雅明一直保持可疑关系的布莱希特。在他们看来，本雅明和布莱希特一样就像被灌了迷魂汤，都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非辩证并且顽固的态度。阿多诺承认，他一直认为本雅明对唯物主义的偏爱是不幸的。在这点上，肖勒姆也指责本雅明“重度自我欺骗”。

        在纽约的初次见面之后，二人的通信进展缓慢。1942年肖勒姆兴致勃勃地给阿多诺寄了一本他关于犹太秘教主要流派的著作英译本，而阿多诺竟然三年都没有回复。在多次催促之后，阿多诺才对其中心章节作了简短回复。他反复强调自己“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在接下来的通信中，肖勒姆变成了比较高冷的那位。他们通信的三十年中，前二十年间的信件往来只有总共的三分之一。1969年阿多诺意外离世给这场通信画上句号。在阿多诺争取到了 Suhrkamp出版社为本雅明出文集的时候，他和肖勒姆的通信才开始变得频繁，因为他在筹备文集的时候不得不求助于肖勒姆。后来，他们为了竭力找寻本雅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信件而正式合作时，两人的通信才步入正轨并有了自身的重要性。

        阿多诺和肖勒姆都视自己为遗嘱执行人，事实上他们更是说客。本雅明再版的《柏林童年》和《单向街》并不成功。直到文集出版，这位被埋没的作家才取得一定关注度。阿多诺和肖勒姆焦急地关注着销量并时常对书评十分刻薄。他们通过自己的解读和回忆，努力建构本雅明的公众形象。很快他的书就有了庞大的读者群。从来没有哪个作家的影响和被接受如此深刻地同他个人生活和死亡的政治环境融合在一起。最后阿多诺用“神圣光环”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本雅明不期而至的成功。

        肖勒姆是“德国—犹太共生”的最激烈的批评者。直到1956年，在联邦德国的土地上公开露面对他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当他第一次赴法兰克福演讲时，他请求主办方用“格舒姆·肖勒姆”这个名字，而不是“格哈德”这个常见的德语名字。但这次演讲之后，他放弃了此前保守的态度，即使是以色列和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偶尔的冲突也不会成为他心里的障碍。写信时，肖勒姆对阿多诺的称呼从正式的“先生”变成“亲爱的阿多诺”，落款处则用正式中透着友好的“您的老肖”。他们通信的语气日渐亲密，最后甚是真挚。不可否认，本雅明是他们通信的绝对主题，但随着后者的淡出并走上自己的道路，通信的主题又有了本雅明之外的独立性。

神秘主义向启蒙的反转

        阿多诺和肖勒姆都对现代条件下一神教传承中的真理的可能性感兴趣。他们并不是追问它的神话或前苏格拉底源头。因为被强大的世界宗教的逻各斯打败的古典神话不可能有最后的话语权。尼采并不在场，而尼采主义的新异端也自不必言散发着硫磺气味。“神秘主义向启蒙的反转”标志了阿多诺和肖勒姆找到了共同的领域。阿多诺观察了18世纪艾萨克·卢里亚（Luria von Safed，犹太卡巴拉实践者——澎湃新闻注）的深奥教义及其持续至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出于各自的理由，他们两人都对异端教义在世俗社会的革命性渗透感兴趣。

        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阿多诺见证了黑格尔哲学的衰落，用马克思的原文即是“绝对精神的腐烂”。他在无人问津的形而上学的真理内核中看到了超越的、解放的时刻，它可以跳脱资本主义那吞噬各个生活区域的发霉的内在。那么这个真理内核如何在像艺术这样现代的进步形象中起作用？针对这个问题，阿多诺向肖勒姆推荐他对勋伯格歌剧《摩西与亚伦》作的解释，即把它看作“神圣片段”。而肖勒姆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1964年2月阿多诺竭力说服他：“我认为，并且我觉得您也会同意，如今拯救神圣艺术以及同样拯救您所说的哲学真理内涵的唯一办法是头也不回地转向世俗。”

        但肖勒姆并不关心哲学真理内涵的文化形象的宗教根源，他更想在犹太经文传承的维度上找寻宗教真理本身的闪光。所以在这些通信中，我们将会发现一方面来自亚伯拉罕、以赛亚和雅各布，另一方面来自哲学的对话的延续。所以肖勒姆是在传统中，阿多诺仅仅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裂缝”无名的敲打中，寻找上帝之声。

        在1951年的信中肖勒姆担心，在本雅明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中，天启和救赎这两个宗教主题只剩下末世论。阿多诺安慰他：“本雅明并不是背离了他的初衷，而是保持沉默。”同时他知道，肖勒姆关于天启的观点，不是关于哲学阐释学的，而是围着传统和认知的关系打转。他指的是对早在进入现代以前就摇摇欲坠的真理进行拯救性批评。对于他来说，卡巴拉的神话图像就是对传统的拯救性接近的例子。这里，每种传统都把目光投向闪光的真理，每种传统都掩藏真理，而这正是它们保存真理的唯一方式。

        他们的哲学对话在1967年变成了关于阿多诺刚刚出版的《否定辩证法》的争论。肖勒姆力求得到一个他们分歧的解释。他虽然承认，从未读过比这更节制的形而上学辩护，但仍很关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退行”，把阿多诺带离了自己的初衷。阿多诺为自己辩护，说这“完全有别于教条主义的唯物主义进路”，因为在唯物主义里他隐秘地看到了它与形而上学——我差点说成宗教学——的亲和性。肖勒姆反对这种怀柔政策并提醒阿多诺，自己不仅对异端还对东正教存有好感。肖勒姆通常不对别人说他的私人态度，但这件事上他主动出击：“您很清楚我最不可能成为的就是一个无神论者。”

        在当今新自由主义政权遍地开花，所有反对派行动耗尽力量的局势下，阿多诺的目标才显露了它的时效性。它的目的是从分裂的潜能中分娩出来，这种潜能使这个自我遗忘的社会免受灾难侵袭，免受自我传染。“唯物”所以只是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的幌子，它自身有着先验的内涵。现在的问题是唯心主义残余：阿多诺的理论是大写的理论，他坚守形而上学的真理预设，而这其实是和宗教在同一水平线上互相竞争的。

        （徐爽译自德国《时代报》2015年4月9日刊，原题《Adorno und Scholem: Vom Funken der Wahrhe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