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札记〡畅想2016：中国的G20议题

        上次见到Miles Kahler教授的时候，他还在加州大学桑地亚哥分校。去年，他转入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华盛顿的人们听说他是从桑地亚哥迁来的，个个都很诧异——怎么从那么好的地方搬到了这里！

        Kahler教授是一位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的《国际组织》杂志的编委，曾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斯坦福大学等机构做研究。他主要研究全球治理，尤其是国际金融。Kahler教授苦笑着说：“桑地亚哥当然很漂亮，但待久了就觉得乏味，除了冲浪，没什么事情可做，要是研究国际政治，还是得来华盛顿。”

        的确，如果要研究国际政治，华盛顿是最好的地方之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震动，最终都会波及华盛顿。你可以坐等各国政府官员、学者过来报告情况，这是个喧闹的政治大集市。不过，话又说过来，这也是我不太喜欢华盛顿的地方。这里除了政治就是政治，政治确实很热闹，但跟看戏一样，闭幕了之后不免感到虚幻和落寞。要是让我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选，我肯定选纽约。要是让我在纽约和波士顿、或是硅谷之间选，我更愿意选波士顿或硅谷。

        这是闲话。言归正传。我和Kahler教授坐在杜邦环岛边的一家面包店，Le Pain Quotidian。窗外阳光明媚，正是要上课的时间，一群群大学生们匆匆忙忙地穿过马路，像士兵们穿过封锁线一样，赶去课堂。

        我跟Kahler教授讲，自己正在跟踪G20议题。中国在2016年要举办G20峰会，怎么提出既重要又新颖，而且务实的议题，是件费神的事情。我陆续约了一批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美国学者，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在我看来，经济增长议题是最重要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在最初的几次会上，各国都能齐心协力，共同抵抗金融海啸的肆虐。当风暴逐渐消散，首脑们就开始同床异梦，全球失衡成了核心议题，各国互相指责，谁的储蓄太多，谁的消费太多，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争得面红耳赤。

        2014年澳大利亚主办的布里斯班峰会再一次把经济增长做为核心议题，提出了2%的增长目标，即在2018年之前，使G20整体的GDP额外增长2%以上。注意，这并不是说提升经济增长率2%，不过是让经济总量扩张2%，远远称不上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不管怎样，2%增长目标的提出，让经济增长重新成为G20的核心议题。

        Kahler教授微微一笑。他说，澳大利亚人的风格是事无巨细，全都列出来，结果各国政府都把自己已经做了的事情，当做要去做的事情报了上来，很难评判到底谁干了什么。与其这样，不如让每个国家各报三个自己的创新政策，这样反而更容易监督。

        Kahler教授注意到中国对投资问题的重视，既有“一带一路”的宏大设想，又有最近关于亚投行的外交胜利。他认为这是美洲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南美国家如巴西，曾经经历了意外的商品价格上涨，从中赚了不少钱，巴西人把这些钱用来消费。当然，他们的政府也做了不少扶贫的工作，在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时期，巴西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有所缓解，但他们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投资，到现在不得不自食其果。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很落后，如果中国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非异想天开。日本当年投资美国引起很大争议，中国现在在美国的投资还没有那么显眼，遇到的阻力相对不大。

        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G20的平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Kahler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应该想办法推动全球贸易谈判的进展。WTO的多哈回合几乎熄火，巴厘岛协议由于印度的反对也无疾而终，正在进行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也陷入困境，美国国会就是不通过贸易谈判的“快轨”授权（TPA），眼见TPP就要被长期搁置，甚至永久搁置。

        中国应该利用G20的机会，倡议重启多边贸易谈判；印度政府已经换届，或有能够被说服的可能；或是采用迂回的策略，在比如《信息技术协定》（ITA）等议题上寻找破冰之处。中国也应该积极呼吁，层出不穷的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应该能够互相协调，不能变成画地为牢的敌对阵营，比如可以建议加强WTO对区域贸易协定的监督。无论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中国、美国和欧洲是价值链上的三个重要节点，推动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是各方利益的交汇点。

        第二，Kahler教授最近在研究全球金融安全网，所以对国际金融改革比较关注。当我提及，周小川行长发展金融基础设施的倡议时，他非常认同和支持。他也注意到，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对金融监管的参与程度正在提高，有可能在议题设定上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比如要更注重影子银行的监管，而非仅仅关注对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

        第三，Kahler教授讲到，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民众对全球化的印象更为积极，而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公民对全球化的态度更加消极。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的WTO会议期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最近，这种反全球化浪潮略有回落，但对竞争的担忧仍然普遍存在。

        Kahler谈到，除了客观存在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民众反对全球化，更多地是出于不安全感。尤其在美国，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险制度都不完善，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成员，甚至中产阶级成员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处于无助的状态。要想让全球化运转得更好，要回到“国际政策”，即不是全球统一标准，而是允许各个民族国家有更多的政策空间，更好地为其公民提供适宜的保护。当人们感到更有安全感之后，才会更积极地支持全球经济的发展。

        明天，我会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开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主办方之一，会议的主题也是G20议题。下周我要到加拿大的渥太华开会，会议的主办方是加拿大的全球治理创新研究中心（CIGI）和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TEPAV），讨论的也是G20议题。下周继续为您报道会议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