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单举报董其昌，李贽禁书流行，都托明末出版业繁荣的福

        “到了明朝嘉靖以后，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出版物呈现爆发性的增长。”4月25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做客海上博雅讲坛，以明末江南为节点，开讲当时当地的出版盛况。

        在大木康看来，明末江南的经济、技术背景为出版繁盛提供了可能，反之，繁盛的出版业也为明末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根据杨绳信所编《中国版刻综录》，在宋至明末的3094种书籍中，可以确认有2019种出版于嘉靖、万历至崇祯这大约一百年间，占比65%。

        4月28日，大木康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他认为，通过明末江南几大出版事件，可以发现出版物在思想传播、舆论造势和政见表达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禁书屡禁不止，伪造者也出名

        李贽是明末著名思想家，因高度评价秦始皇、抨击儒家经典，被人视为“离经叛道”的典型。 有意思的是，尽管皇帝下旨禁李贽的书，但他的书仍在民间流行，他的思想与主张不仅没被扼杀，还“名扬海外”。

        为什么会这样？在大木康看来，令这位风云人物的思想得以盛传的，正是明末江南隆盛的出版业。“明末书籍出版分官刻、家刻与坊刻，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销售、营利为目的的坊刻非常繁荣。”虽然皇帝下令焚毁李贽的书，禁止坊间销售，但士大夫中仍有喜好李贽著书者，以至于李贽的书籍屡禁不止，思想越传越广。即便李贽死了，他所谓“过激”的思想，依旧通过各种出版物在民间流传。

        大木康分析说，林其贤（台湾学者）曾在《李卓吾事迹系年》（卓吾，李贽的号）中列举了署名为李贽的撰、编、评等书籍102种，内容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各方面。“其中有许多假托李贽之名的伪造作品，但伪造数量众多，恰恰反过来说明当时的社会需要以及李贽作品受欢迎的程度。”比如无锡人叶文通，假托李贽之名对《四书评》、《水浒传》、《琵琶记》、《拜月记》等进行评点。神奇的是，叶文通不仅没被打击，还因此名闻遐迩。“似乎挂上‘李卓吾’的名字，就能畅销了。”大木康说。

        而且，尽管当时李贽在中国“被禁”，但其思想却通过出版物出口，传到了日本。大木康举例说，有记载显示，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的政治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自称受到了李贽思想的影响。“而且在日本，但凡藏有汉籍善本，最起码都会有一本李贽的《焚书》。”大木康认为，这足以可见当时出版物的“威力”。

生员舆论控制，促成董其昌家被焚

        明代董其昌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是以擅长书画而闻名的名士。而这位名士却有这么一段故事：董其昌听闻家乡生员（明、清时经本省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通名生员，俗称秀才）陆绍芳的佃户有个漂亮的女儿，命次子强抢。陆绍芳四处告状，却迫于董其昌的势力不得不作罢。

        故事到这，才刚开始。不知何人以此事为题材，写成一部名为《黑白传》的小说，用白话章回小说的形式讽刺董其昌。得知丑事被到处传播，董其昌大为愤怒，命人搜寻作者，但毫无头绪。那时，《黑白传》的故事借着最初的书，慢慢演化为俗曲、口头说书等形式，闹得沸沸扬扬。

        而这期间，董其昌又从说书人钱二口中得知生员范昶可能为《黑白传》的作者。范昶蒙冤受屈，含恨而亡。范母认为儿子遭董其昌恐吓，就带着侍女去董家门口大骂。而董其昌的次子则将范母和侍女关进大门，剥光衣服，百般羞辱。事情传出，民怨四起。

        那这事又和出版有什么关系？原来，范昶的母亲受辱之后，街头突然张贴起了告示、海报、发起了传单，且多图文并茂，讲述董其昌及其儿子的恶行。大木康说，范昶的儿子范启宋也是生员，相关的海报、传单很可能出自他手。

        愤怒的百姓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万历四十四年，松江华亭的董家发生了被民众纵火焚烧事件。董其昌虽侥幸逃到苏州，但收藏的书画古董和房屋家产都化为了灰烬。据说，事后董其昌自己的说法不是“民抄（民众打砸行为）”，而是“士抄（士人打砸行为）”。

        “那时的海报、传单印刷应为雕版印刷，可一次性复制多张。”大木康告诉澎湃新闻，虽然现在难以确定董其昌事件中的海报究竟印了多少，但从明末江南“一块木板可以一次印500本书”的出版条件看，仅单页的海报“复印”肯定不在少数。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士人）已经学会利用出版，控制社会舆论。

表达政治主张，不需朝廷批准

        大木康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对谈明末出版时，两人都提及，明王朝的灭亡，多少也和当时的出版环境有关。

        大木康说，引起明末政治大震荡的，在天启年间是宦官魏忠贤与东林党的对立，在崇祯年间是继东林党之后的复社。不管是东林党还是复社，在江南，党社的意见甚至左右了北京朝廷。

        “东林党人，每每讲学完毕，内容就立即被刻书出版，广为传播。”大木康向澎湃新闻透露，那时，东林党人尽管讽刺朝政，但出版这些政见并不需要征得朝廷批准。一般情况下，东林党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出版自己的政治主张。一种是内部掌握出版技术，自行印刷，另一种是找当时的印刷机构（如书店，当时的书店有现在的出版社和书店两种功能），委托他们进行印刻。

        而另一方面，天启年间的宦官统领魏忠贤对东林书院等全国各书院进行了清剿。同时，为了使得宦官立场正当化，魏忠贤也没放过“出版战场”，自我表扬，命人编撰并颁布了《三朝要典》。尽管受魏忠贤“追杀”，东林党人可谓“打不死的小强”。当时，苏州就有五位普通老百姓，也受东林党影响，反对魏忠贤，结果被杀害了。明代文人张溥曾作《五人墓碑记》以纪念这五人，在苏州虎丘附近的山塘街上，至今还有五人之墓。

        “应该说，魏忠贤在位时，明确反对他的出版物还不算太多。但天启皇帝驾崩后，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失势自尽，以他为题材的各种白话小说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进入崇祯年间不久，复社成立了。和东林党多是进士及第的高级官员不同，复社里多是尚未考中科举的生员。但共通的是，复社也出版了很多以魏忠贤和他的同伙为题材的那类“时务”书籍。

        “我经常说，明末江南堪称‘初期大众传播社会’。虽然传播速度、信息总量不比今日，但出版物的作用和现在大有相似之处。”大木康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