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结束40周年︱西贡的“陷落”与“解放”

        1945年3月，日军颠覆了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扶持阮朝末代君主保大皇帝（Bao Dai），赐给越南久违的“独立”。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将法国与日本赶出越南，为此成立了聚焦独立的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越盟的对日游击战得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援助，一度病危的胡志明也全靠美国军医的治疗才恢复健康，越盟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一段蜜月期。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无意恢复法国的殖民地位，曾建议将印度支那置于蒋介石政府控制之下，这一提议被急于安内的蒋介石回绝。

        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DRV，史称北越）。他的演说开篇援引了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以及同盟国此前召开的德黑兰会议和旧金山会议精神，宣布越南人民挣脱了法国的殖民锁链，有权利并有能力建立自由与独立的民族国家。美国政府对此宣言没有发表意见，同时继续推进在印度支那解除日军武装的既定计划。越南的独立之路似乎并没有多少可以预见的障碍。

        

        然而在越盟势力最为薄弱的越南南部，日军解除武装后动乱四起。英国将领格雷西（Douglas D. Gracey)领导的东南亚盟军（South East Asia Command SEAC)苦于兵力不足，邀请法国军队前来帮助恢复秩序。10月初，英国政府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承认法国对越南全境的主权。此前4月罗斯福猝死，杜鲁门匆匆接任总统，在战后纷繁的事务中，印度支那没有得到特别关注的理由。对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杜鲁门表示美国并不反对，被日本侵略者赶跑的法国殖民者，此时在盟军的认可下卷土重来。

        然而一同到来的还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法国对越南全境名义上的主权获得了英美的承认，胡志明之前发表的独立宣言是否还有地位？

从和谈到战争：是谁决定越南的命运？

        北越与法军的冲突如期而至，鏖战从1946年持续到1954年。在此期间，曾被罗斯福寄望为“第四个国际警察”的蒋介石政府败走台湾，东南亚各地民族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交织。美国的全球利益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对法国及其操纵下的傀儡国家——“越南国”(State of Vietnam)的援助也顺理成章。

        然而，法国终是扶不起的阿斗，1954年5月8日，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一败涂地，法国首相请求全面停火，进行和谈。然而在抗法战役中大获全胜的北越，在多边和谈中并没有获得期望的统一与独立。美法英苏中与越南国、北越、柬埔寨、老挝各方代表于1954年7月达成《日内瓦协定》，规定南越和北越各自中立，于1956年实行普选以统一国家。中方谈判代表周恩来说服胡志明和武元甲将军（Vo Nguyen Giap)接受南北越分治现状，为将来的统一养精蓄锐。       

        南方傀儡政府的末代君主保大皇帝不得人心，胡志明领导的北越却颇有革新开明的形象，一旦普选，鹿死谁手尚且未知。在美国的支持下，吴廷琰（NgoDinh Diem)首相推翻帝制，成立越南共和国(Republic of Vietnam，史称南越)并自任总统。南越不承认《日内瓦协定》关于公投统一问题的约束力，北越唯有选择武力统一。

越战马拉松：谁能笑到最后

        其时，北越有两支军事力量：其一为正规军——越南人民军（Vietnam People’s Army，简称VPA)，其二是扎根南方、很大程度上受越共领导的游击队——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Viet Cong)。南越军队称为越南共和国军（Army of the Republic of Viet Nam, 简称ARVN)。

        战事之初，拥有美国援助的南越军队装备精良，控制了南部的大城市。北越仅动员游击队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1964年北部湾事件之后，北越正规军正式出动。与此相应，美军派往越南的兵力也层层升级。

        美国对南越的军事援助始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首次派遣美军特种作战部队人员进入南越。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后，继任的约翰逊总统贯彻了军事介入的政策。1965年3月，35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抵达越南，成为第一批进入战区的美军作战人员，当年7月这一数字即提升至13万人。到1968年初，越南境内的美军人数已超过五十万人。

        1968年1月30日，北越动用超过三十万人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对南越进行了大规模的春节攻势，连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遭到越共敢死队夜袭。虽然大部分攻势被美军迅速击溃，但在越南旧都顺化市（Hue）的激战持续了一个月。春节攻势之惨烈使美国民众震惊，掀起了持续的反战浪潮。

越战越南化：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民意和国会的双重压力下，继任的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稳定局势，使美军能逐步撤出越南，实现越战的“越南化”。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北越代表黎德寿（Le Duc Tho)进行了两年多的秘密会谈，终于在1973年1月27日签订了《巴黎和平协约》（Paris Peace Accords），协议终止了美国的直接参战，达成临时停火。基辛格和黎德寿曾共同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然而黎德寿指责美方不遵守停火协定而拒绝领奖。一纸和平之外，美国在谈判期间轰炸北越，北越也没有放弃武力统一越南。协议签订后的两年间，南越逐渐失去美国的军事和资金援助，军备废弛，渐生败象。

        

        1975年3月，北越已无意维持巴黎协定的表面和平，对越南中部高原地带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南越总统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派遣外交官向华盛顿求援却一无所获。3月13日，美国议会高票否决向南越提供进一步援助的提案。阮文绍无力维持战局，决定从中央高地战略撤退。

        然而“战略撤退”最终变成一场大溃逃。北越军队如入无人之境，3月25日攻下顺化，30日攻下岘港（Danang）。南越的军事与民政系统在短短几日之内濒临崩溃，仅岘港一地就聚集了百万难民，交通瘫痪，食物供给不继，饥饿的逃兵沿途抢掠村庄，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美国驻越南大使格雷汉姆•马丁（Graham Martin）一度高估了南越军队的实力，即使在中央高地落入北越控制之后，他仍相信芽庄（Nha Trang）、西贡和湄公河三角洲可以维持有效的防御。即使到了西贡的陷落迫在眉睫之时，他仍近乎幻想地相信可以通过和谈建立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为撤侨争取时间。

        为了防止西贡失守，1973年美国国防部就曾秘密策划四个应急撤离方案。“常风行动”（Operation Frequent Wind)是应急撤离的最后方案——纯粹由直升机执行撤离任务，这也是最终得以执行的撤离方案。马丁大使受命于4月22日之前将剩余的美国公民数量减少到1250人之下——这一数字是美军直升机在一天之内能够安全撤离的人数，而选择保留一些美国公民坚守至最后一刻，是为了避免美国人大量撤离可能造成的恐慌和泄愤事件。

        

        1975年4月，南越败局已定，撤离由备案变为最紧急任务。4月3日，福特总统下令解救战争孤儿，开启了婴儿空运行动。然而执行任务之初即有一架洛克希德C5运输机坠毁，机上138人丧生。

        21日阮文绍辞去南越总统职务逃亡台湾，他在卸任时发表电视讲话，强烈指责美国背信弃义，强迫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约》，又在北越撕毁协约进攻南越之时没有兑现援助南越的承诺。当日美军开始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空运撤离行动。近五万名南越公民搭乘运输机离开西贡，另有约八万人通过其他方式逃离西贡。

        23日，北越军队进入与西贡东部仅18英里的边和市（Bien Hoa）并开始炮轰西贡，难民的恐慌迅速蔓延，美军不得不加快撤侨速度。同日，福特总统发表演讲宣布越战结束。

        

“陷落日”与“统一日”：从西贡到胡志明市

        4月29日，北越对西贡机场进行火箭炮袭击，当时有八千名南越公民和四百名美国公民在机场等待撤离，两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在袭击中丧生，他们也是死于越战的最后两名美军士兵。火箭炮攻击并没有摧毁机场，讽刺的是，一名南越飞行员在最后一刻投向北越，炸毁了尚可使用的机场跑道。

        上午10时48分，最后的直升机紧急撤离——常风行动开始。美军的重型运输直升机一刻不停地将美国公民与南越难民由大使馆天台送往机场，随后换乘其他直升机抵达在外海等待的航空母舰。美国大撤侨和南越难民绝境逃亡的惨烈画面通过电视直播传遍世界，战争完结的一刻并不像几位美国总统所承诺的那样带来自由与荣耀，反而颇为狼狈而悲情。

        

        30日凌晨3点30分，仍有数百名越南人和一百五十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留在大使馆。美国总统福特下令不再撤离越南人，最后几班直升机将只撤离美国人。马丁大使曾请求留在西贡见证权力交接，与南越同归于尽，然而总统命令他立刻乘直升机撤离。早上7点45分，最后一架直升机姗姗来迟，接走了最后11名美国士兵。两小时之后，北越军队的坦克列队开进西贡。北越接管西贡后，临时南越政府成立。

        1976年7月2日，南北越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西贡也改名为胡志明市。在美国和灭亡的南越语境中的“西贡陷落”，在北越和后来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语境中则被称为“西贡的解放”。

        

越战之殇

        越战结束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有超过200万名越南公民试图从海路逃离越南，保守估计其中25万至30万人在艰险的逃亡路上死亡。越南船民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难民署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香港和印尼等地设立难民营，给予逃脱的越南人难民身份并安排他们前往美、加、澳、法、德、日等国定居。

        作为越南战争中的第二大兵源国，南韩曾应美国要求派遣前后共计三十万国军加入战争。战争遗留下许多美越混血儿和韩越混血儿，他们在越南饱受歧视。1980年代由于美国的新移民法案，许多美越混血儿才得以移民美国。

        

        为了帮助美军应对丛林中神出鬼没的北越游击队，美国国防部曾向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rporation)和陶氏化学品公司（Dow Chemical)购买了大量有毒落叶剂“橙剂”（Agent Orange)。1962至1971年间，美军共喷洒了两千多万加仑橙剂，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据越南红十字会估计，橙剂污染导致超过15万例新生儿缺陷，许多越战老兵也有橙剂中毒后遗症。

        这场战争也令美国付出了极大代价。1971年美国发生举世震惊的泄密事件，军事分析师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urg）将七千多页的五角大楼越战研究报告披露给《纽约时报》，由后者发表摘要。报告表明决策者对于战局其实颇为悲观，但由于不愿背上“失败”之名，多届美国政府都选择了延长战争，增加了无谓的牺牲。除了耗资千亿美金之外（相当于今天的七千亿美金），战争共造成超过5万8千名美军丧生，三十万余名美军负伤。离开丛林回归社会的越战老兵们许多饱受生理病痛和心理创伤的折磨，人生并不如意。

        越南为何在二战胜利之后走向了更漫长的战争？四十年之后的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又被带回最初的疑惑——是谁种下北越与南越分立的种子？回归的殖民者法国、患上赤色恐惧症的自由旗手美国、力挺共产主义小兄弟的中国与前苏联、亡国的南越和笑到最后的北越，对这段历史各有各的描述。仿佛嘲弄一般，北越这个中国曾经的盟友，也在越战胜利后渐行渐远。

        参考书目：

        Making Sense of the Vietnam Wars: Local,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ark Philip Bradley and Marilyn B. You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Vietnam: The Definitive Oral History Told from All Sides by Christian G. Appy, Ebury Press 2003

        Changing Worlds: Vietnam’s Transition from Cold War to Globalization by David W. P. Elliot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Last Men Out : The True Story of America’s Heroic Final Hours in Vietnam by Bob Drury and Tom Clavin, Simon and Schuster 2012

        The Real 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 A New Look at The Past by Alan Axelrod Sterling 2013

        A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 by K.W. Tayl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