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展背后的政治2︱抗战方殷，故宫和中研院如何挑宝贝送展

        1939年5月10日，国府行政院致函内政部、教育部、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简称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等单位：“苏俄政府艺术部为宣扬中国文化，定本年九月在莫京开中国艺术展览会，已搜集我国艺术品千五百余件，另请我方搜集我国近代及古代艺术品若干。关于近代作品，已请邵力子兄负责接洽办理。关于古代作品：(一)在安阳出土之商殷时代青铜器、骨甲刻片及玉石雕刻；(二)周秦汉铜器、陶器、玉器、骨器；(三)汉魏唐宋雕刻及唐宋明清之绘画等，均请商请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关系机关负责将每种搜集数件，于本年七月前海运来俄，其可赠与或必须归还者均须分别标明，运费由苏俄负担，并希电复。”

        

        每一单位乃至个体的感受，总会与国家意识有距离。尤其是那些文物的发掘者与保管人。

        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机器步步紧逼，华北失去屏障。1933年2月至5月，国民政府责令重要单位将文物图书档案紧急南迁。故宫博物院的19000箱文物从北平运至上海，一年后又转运到首都南京新落成的朝天宫，并设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眼看南京危急，文物分三条路线紧急转移：选出80箱精品文物以汽车运载，走南线，经长沙、贵阳，运往贵州安顺；船载9369箱文物为中线，经汉口、重庆、宜宾运抵乐山，落脚安谷镇七家宗祠；7281箱文物装火车，北线经由宝鸡入川运至峨眉山寺庙。

        如同“救焚拯溺”，故宫博物院除了办事处少许人迁往重庆，绝大多数人员分赴各处参与押运工作。院长马衡押送文物走北线，有《过明月峡》诗为证：“驱车明月峡，暮色上征幨。辟路才容轨，巉岩似覆檐。云开清幛出，江缓碧波恬。屈指中秋近，清辉耀素蟾。”（《马衡日记附诗钞》，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250页）青年研究人员庄严回忆，“在码头或车站抢运文物的时候，一有警报，大家就马上躲起来，藏在火车下或是屋檐边，警报过去又出来继续工作。”他押运80箱精品文物走南线，先到长沙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再经桂林到贵州。妻子与三个幼子随他鞍马劳顿，风雨兼程。最后，这批文物运到贵州安顺县城外的华严洞存放。庄严的第四个儿子庄灵即生于此地。彼时物资匮乏，薪水有时无法按时汇到，家属为补贴家用，常去兼职教书。此地虽无敌机轰炸之虞，但山洞潮湿，且多白蚁，于是天气晴好的日子，他们得开箱查验和晾晒文物……

        得知国家要组织文物送展苏联的消息，故宫博物院同人顾虑重重，即向院理事会提议，“古物由各机关酌选运俄，但不得赠送；运输宜循陆路”。6月1日，故宫博物院回覆行政院，“拟在贵州安顺县华严洞保存文物中选唐、宋、元、明、清绘画及织绣五十件，古玉器四十件，铜器十件，编制目录，装箱待运。”一批文物因曾参展1935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故一批外包箱可直接使用。这样就省去了很大部分工作量。

        按行政院意见，送展最重要的古物即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物，那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足可傲世的伟绩。战前十年，他们组织的15次河南安阳发掘和3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和近两万片有字龟甲骨，为此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这批文物，使公元前约一千四百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而在苏俄所在的欧亚大陆北部，直到公元6世纪前还处在氏族公社时期。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冰心《繁星•春水》）要将那些珍宝送展，对于史语所的学者而言，如同兵荒马乱时送走自己的孩子。抗战以来，傅斯年率领中研院史语所，带着图书文物，从南京到长沙，再迁昆明。1939年1月20日，在昆明城外龙泉镇，傅斯年为四岁爱子傅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他要儿子记住这段苦难经历。

        除了对送展文物的爱不释手，还有对苏联的不信任。1932年6月19日，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他在晚年（1950年）的文章《自由与平等》中写道，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选拔式的封建主义”、“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傅斯年《自由与平等》，载《自由中国》第1卷第1期）  

        史语所毕竟是代表国家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939年5月28日，傅斯年致函中研院总干事任鸿隽，提出实施意见：

        一、拣选之时间。查本院及故宫博物院所保管之古物均分存各地，在山洞中或乡村中堆积如山，为拣选有代表性之一套，势须开箱在一半或三分之一以上。因交通之不便及避免敌机轰炸，因而不能迁入城市整理。有此事实上之困难，故拣出此一套古董势须有两个月左右之时间。

        二、运输之道路。该院长来电“海运来俄”，查所谓海运来俄当有三路：甲、海防至海参崴。查此路直达航线须转上海，势必为敌人扣留，故不能行。乙、由昆明运至海防转香港或星埠然后西运，或由昆明经陆路运至仰光然后西运。以上两路无论走何一路，由昆明至星埠或仰光皆须计算需时一个月。因各路拥挤，货运之方便甚不讲求也。丙、至波塞(Po rtsaid)后，经达靼海峡至里海北岸入苏境，此须至少二十日至一个月。或经地中海、大西洋、北海至列宁格勒，此须至少一个月。故无论走何一路，自昆明启程至莫斯科至少须三个月。……总之，“七月前”之说乃绝不可能。

        三、范围。查属于本院者，仅有原电第一项：“在安阳出土之殷商时代青铜器、骨甲刻片及玉石雕刻”等。查此类大件运输极不易，如必运，即更需延长其时间，以便装箱。小件多残者，甲骨以在路上必碎，每次迁运至一地，即须由主管者重新粘成。此次展览本院势不能派人随往。故其大部分应以照片代替，至莫斯科加以放大，以便展览。

        四、押运人选。本院因经费照六三折发，裁员甚多，目下无干员可派。故如决定举行时，应请他处人员代为料理。

        五、赠送。本院发掘安阳古物，与河南省政府及地方人士原有约定，不得赠送国内外任何机关或个人，故此事出于本院权能之外。……

        6月1日，行政院召开艺术品运俄展览案审查会，相关单位负责人陈克文（行政院）、陈礼汉（教育部）、张继周（内政部）、马衡（故宫博物院）、朱希亮（中研院）等与会。经过讨论，拟定以下意见：

        一、时间 1.鉴于中央研究院及故宫博物院所保管之古物，现均分存各地山洞或乡村中，如须开箱提选，中央研究院约须六星期，故宫博物院约须一个月，始能毕事。2. 原电称赴苏海运可分三路：(一)由昆明至海防转海参崴，经西比利亚铁路以达莫斯科，须时将及两月；(二)由昆明至海防转香港至星埠，或由昆明经陆路至仰光，然后西运以达莫斯科，均须三个月，合计上列甲、乙两项所需时间至少三个月或四个月，故最早亦不能于九月前运抵莫斯科。

        二、海运安全问题：查由海防至海参崴，中间必须经过上海，此路极不安全，如由海防转香港至星埠，亦有相当危险。为慎重起见，如能援照参加伦敦艺术展前例，来回由苏联派舰接运，则可无虞。

        三、提选范围：照原电第一项所列安阳出土之殷商时代青铜器、骨甲刻片及玉石雕刻等件，系属中央研究院所保存，此类古物大件运输不易，装箱更费时间，小件多残缺，骨甲易碎，每运一次必须重粘一次，大部分应以照片代替。原电第二项周秦汉铜器、陶器、玉器及第三项汉魏唐宋雕刻及唐宋明清绘画，故宫博物院仅有铜器、玉器及绘画等，其它悉付缺如。

        四、押运人选：至少须派主持者一人、助手二人，且须对于古物具有经验及通晓俄文或其它外国语文者，以资办理保管、陈列、宣传等事宜。

        五、赠送：中央研究院所发掘之安阳古物，前与河南省政府及地方人士原有约定，不得赠送国内外任何机关或个人。故宫博物院所存古物，亦无可赠送之件。

        六、经费：运费虽可由俄国负担，但押运人员之来往旅费、古物装箱费、由贵阳运往昆明、昆明运往海防或仰光之运费等，似不能不由政府筹拨。应俟决定参加后再行编列概算呈核。

        依照上述各点，七月前将古代艺术品由海道运抵俄京事实上决不可能，即于九月会期前运到亦极困难，至海运之安全问题、押送人选暨经费等项似亦须事先决定。此项展览其意义自极重大，究竟应否提选古物参加，抑如何办理之处，拟请院会决定。

        比对几天前傅斯年的信，此次审查会的意见，极为相似，显然是“傅大炮”的威力。6月12、13两日，傅斯年、李济接连致电任鸿隽，申告“一周检定说绝办不到，检齐至少必须六周至两月。此项发掘与豫省府原有约，今经陆运极易颠破，安全亦非伦展之比，故非经其同意未便擅动。有此各种困难，八月会期决赶不到。”“殷墟品多易碎或落皮，兼以时促，拟一律用放大照像精为选制，转易有效。”

        6月15日任鸿隽回复，“两电奉悉，已送行政院请转电孙院长商洽。政院意仍望实物与照像并行，盼即分别着手办理并电复。”任劝说老友可适当变通，“即选几件不十分重要的古物装置妥当，送空长途，……定完璧归来，固是天下好事。”

 

        6月18日，傅斯年再致函任鸿隽，语中夹枪带棒，颇有怨尤：“自发掘殷墟，十年矣。其初数年，虽自始即富有历史的无上价值……侯家庄出之于前，小屯继之于后(小屯之数量、美术品小得很多)……以历史价值言，固自始即为头等重要；……一般人看了，固莫名其然，只见其破碎乎。今孙公提倡之展览，是美术，不是考古学。如作考古学之展览。至少须给我们三个月的准备，用作说明……弟确认为系统选择做不到……此所谓明知其做不好，做不成，而做要者也。”最后答应：“选品以重复者为限。重复之定义如下：质、形、花样、大小全同者，择出其一或一以上。”“自奉令核准此事之日起，至7月10日止，办理此事，包括做箱子。”（《傅斯年全集》卷七，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98-201页）

        傅斯年并非不配合，陈情确有其事。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所写《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九年来筹备经过简要报告》为据：“（1939年）本处自迁渝后，古物庋存沙坪坝仓库，尚称安谧。五月渝市惨炸，各机关奉令疏散，本处亦呈准迁移昆明办公。沙坪坝存物乃有重策安全之必要，因议定择地分存办法，经呈准备案，分途进行。惟以交通工具困难之故，不能遽行起程，迟之又多方交涉，始于六月终获运送首批古物五十三箱于昆明，七月终运送二批古物七十八箱于嘉定，九月终由成都运送川康标本十二箱于嘉定，均需妥为庋藏，派员驻守，并造具清册，先后密呈教育部备案。十月初古物运完，乃依遵前令将处内人员、文物全部迁移昆明。”（《民国档案》2008年2期）

        6月20日，孙科回复，“安阳出土之殷墟品既不宜陆运，自可用放大照片代替，已据情通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矣。”但6月23日任鸿隽仍致电傅斯年称：“政院得孙电言殷墟品可用放大照片代替，政院仍主略送实物，石刻模型可不送，如何，盼复。”次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致函中研院，“随古物赴苏专家三人，应由故宫博物院委派二人，贵院委派一人。”

        

        几经反复，行政院与中研院于7月1日商妥送展事宜：一、选送殷墟品照片约80幅，古物计甲骨、戈矛、车饰、爵杯、大刀、石刀、骨桕等20件；二、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已令西北路局抽拨一辆装载展品的卡车，于7月10日在昆明接运；三、故宫所派专家兼押运员励乃骥、傅振伦已先来重庆购制服装，中研院如无专家可派，请派员押运至重庆，交托故宫所派之员押运赴苏；四、车抵安顺时，请至华严洞接运故宫古物。孔祥熙还密电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古物共装载大卡车一辆，定7月10日由昆明起运经公路赴苏，希酌派卫士随车由昆明至贵阳、贵阳至重庆护送。”

        7月11日，中研院送苏的两箱殷墟出土展品，由史语所的杨雨生押送，自昆明启运，7月19日抵重庆，交予故宫博物院励乃骥、傅振伦接收。8月3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致函国府行政院，此行的出国路线“拟循川陕公路经甘、新而达苏境。惟此次拨运之车客量甚少，非常局促，中途又曾发生障碍，故于过渝时经请加拨卡车一辆，以备不虞。”

        经过两个多月的漫漫长路，这批国宝终于抵达深秋的莫斯科。10月27日，押运员、故宫博物院总务科长励乃骥发回电报，“古物四箱及附运征品九箱均于本月21、22等日会同各方代表开箱验视，并无损失，已点交苏东方文化博物馆暂代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