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展背后的政治1︱二战期间，中国艺术品为何要到苏联展览

        1940年1月4日，中国艺术展览会（简称中国艺展）在苏联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展品部分来自中国政府提供的古今艺术珍品，其余的是苏联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莫斯科中国艺展》，载《国民公报》1940年4月18日）

        这次展览苏方高度重视，外交人民委员会、全苏对外文化协会、苏联艺术委员会负责人、艺术家代表，以及中国驻苏大使等出席开幕式；当晚，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举行酒会，苏联艺术委员会副会长致词，称此次艺展是“超乎文化艺术范围的，而且是证实两国人民友谊的具体表示，在苏联单独举行友邦的文化或艺术展览会，中国艺展向为创举，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亲相敬不自今日开始，它们已有了传统的根源。”

        展展馆有一个大厅和十七个展室。进门正厅墙上一壁烫金大字，摘自1925年孙中山弥留之际致苏共遗书：“……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右边的列宁语录写道：“伟大中国的民族，不仅善于哀悼自己长期的奴隶身份，不仅善于幻想，而且更是善于与长期压迫中国的敌人奋斗。”左边是斯大林语录：“我们现在同情并将来亦同情中国人民为解脱帝国主义者压迫而斗争的中国革命。”（胡济邦：《受苏联人民热烈欢迎之“中国艺展”》，《中苏文化》1940年第6卷第4期）以上文字，谈的都是国家政治，几乎看不出与艺术的关系。

        五个月前（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四个月前，德国突袭波兰，英法对德宣战；苏军则从东边进入波兰，攻占芬兰……欧洲战争爆发，加快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分化组合，受到“苦撑待变”的中国政府的欢迎。因此，这次“中国艺展”就不仅仅是文化交流。展馆入口陈列着数十幅反映中国军民抗战的照片，如妇女救护队前线服务，为战士缝补衣服，儿童献金等。

        展室陈列着安阳殷墟的发掘品及周汉的青铜器玉器石像及古石棺拓片等，还有历代雕刻、刺绣、织锦、瓷器、漆器、木器、折扇、景泰蓝及妇女首饰等；展出的绘画，全是国宝，如唐李昭道(李思训之子)《洛阳宫》、周舫《贵妃出浴图》，五代后唐李赞华《丹枫呦鹿》，宋赵昌、崔白、苏汉臣、马远等人画作，元钱选《牡丹》、赵孟頫《鱼兰大士像》、王蒙的山水，明吕纪的花鸟、仇英的工笔《诗家之史》，清王翚《临关仝山水》、恽寿平《禹之古柏》、陈枚《清明上河图》等，及时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程本新、吕凤子等人的国画，吴作人、许九麟、吕斯百等人的油画，江涛的水彩画、丰中铁的木刻画等。此外，博物馆楼上的展厅及楼梯两侧还陈列了中国各种民间艺术品和宫廷艺术品，包括地毯、建筑图案、宫廷服饰、头饰、折扇、陶瓷用具、树根雕刻等。（胡济邦：《备受苏联人民热烈欢迎之“中国艺展”》,《中苏文化》1940年第6卷第4期）

        莫斯科刮起中国炫风，展览开幕五天观众即突破7000人，三个月后达到五万多人。主办方还举行了多场中国艺术讨论会。苏联《真理报》评此次展览“非但在艺术上具有伟大之价值，抑且足以表示中苏两大民族具有如何之友好关系，苏联各界人士，对于争取国家独立之中国人民之生活如何关切也。”国内媒体《新民报》《中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多家报纸也进行了大幅报道。《商务日报》介绍，“苏联最老之画家格拉巴称，苏联人民对于为国家独立而战之中国人民寄以无限之同情，中国之历史充满灿烂之文化与伟大之艺术，苏联人民对于中国悠久之历史莫不感觉深切之兴趣，中国政府此次特运其艺术珍品来苏，俾吾人得知中国艺术发展之历史，盛意隆情，至深感激云云……”（转引自《国民公报》1940年4月22日）《中央日报》报道：“今兹之艺展，必能引起苏联各界之注意，而尤能有助于中苏两大民族友好联系。”（《中央日报》1940年1月6日）

        这次展览由苏联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办，中方对口合作的机构是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中苏文协为国府立法委员张西曼等联络部分留苏同学所筹创，1935年10月25日在南京华侨招待所成立。立法院院长孙科被推选为协会主席；名誉会长有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理事梁寒操、王陆一、傅秉常、徐恩曾、徐悲鸿、张西曼等；张西曼兼任常务理事。协会拟开展两国学者互访，举行中苏文化讲演及展览，赞助两国人士相互留学、考察游历等，出版刊物，设立图书馆等项工作。孙科在成立大会上讲：“我们要以这机关为媒介，把中国的文化同苏联的文化时常作相互的沟通，俾两国文化得以巩固和发扬；同时并求促进两国国民之间的友谊，使之互相了解，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此前的中苏关系，犹如西伯利亚覆盖着的寒冰。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发展成为远东的战争策源地，构成对亚洲国家的威胁。基于此，苏联向中国提议恢复邦交关系。1932年1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同意与苏联复交，拟携手制日。

        中苏文协应运而生。会长孙科在国民党上层，亲苏立场自北伐时代一直到抗战后期，二十年无改，圈子里的绰号叫“孙科诺夫”。常务理事张西曼曾在北大、中央大学教授俄文，两度赴苏考察，回国后两次面见孙中山，对其联俄联共、改造国民党等政策的制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人们戏谑他叫“西曼诺夫”。

        于是，中苏文协是国内亲苏派的大本营。1936年出版会刊《中苏文化》杂志，又在国内张罗苏联美术展。1月11日，苏联绘画展在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开幕；后移展上海，孙科、蔡元培、徐悲鸿等，及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皆到现场致辞。（《申报》1936年2月23日）鲁迅曾前往观展，并当场定购三幅作品。他在2月24日的《申报》上撰文《记苏联版画展》，力赞其“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表现出了“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是艺术家们“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真艺术”。（《申报》1936年2月24日）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亟需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广泛的国际支持。苏联也把支持中国抗日，牵制日本、遏止其北上，视为远东战略大布局。1938年1月，孙科代表中国政府并作为蒋介石的特使赴苏谈判，受到欢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军首脑会见孙科，签订了两笔各为5000万美元的贷款。孙科认定，“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8月20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1939年４月７日，孙科再次访苏，商洽第三笔苏联援华贷款。斯大林表示“苏联极愿照办，没有什么问题”，慨然同意提供1.5亿美元的军火贷款，利息３％，以农矿产品各半偿还，甚为优惠。苏联还提供了很多的人力支持。从1937年到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期间，来华的苏军顾问300多人，飞行员2000多人，桥梁、航空专家和医生等工程技术人员3000多人。

        此时的中苏文协，以文化为舞台，起到了政府外交起不到的作用。1938年6月初，选送由国际宣传处征集得的60多幅抗战漫画精品到苏联展出。1939年春，迁至重庆的中苏文协筹组了中国抗战艺术展，邀请郭沫若、范寿康等为征集委员。5月，中国抗战艺术展览在苏联举行，展品包括木刻、图画、照片、书籍、杂志等。5月4日《新蜀报》发表长虹的署名文章《中国文化在苏联》：“这个展览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在今日的世界上有没有第三个民族能够给这样一个展览会提供出相同的内容呢？没有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我们的成功的一点，艺术不只是艺术，而且是行动，是原则。因此，今年五月在莫斯科展览的不只是我们的艺术和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中国。”（长虹：《中国文化在苏联》,《新蜀报》1939年5月14日）

        如果说这之前的文化交流活动还只是铺垫，1940年初在莫斯科开幕的“中国艺展”则如前述，已是鲜花似锦，盛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