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辛德勇：从尚功到守文，司马光如何构建汉武帝

        2014年第6期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出特稿《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他在这篇长文中指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并没有从穷兵黩武转变为“守文”，之前学者之所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于他们采信了《资治通鉴》中所录的“汉武故事”之记载，而事实上，“汉武故事”荒诞不经、不足为据，司马光对此也有认识。那么，为何司马光还要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此说呢？辛教授进一步论证以为，这是司马光出于资以鉴戒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也就是说，这不过是司马光构建出的“汉武帝”。后来，这篇文章又被《新华文摘》转载，颇受关注。

        历史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这是辛教授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表示已有计划著书，通过几个个案研究探讨此问题，原本《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就是未来新著的其中一章。在他看来，这个故事“非常富有吸引力”，涉及的正是一个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是极具典型性的研究案例，所以他不想错过。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相关问题采访辛德勇教授。

        

        澎湃新闻：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汉武帝晚年有个政治取向的转变，即由武转文。您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简单说说您的主要依据。

        辛德勇：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的提法，稍加说明。

        这个观点，在中国晚近以来的新式历史学研究者中，主要是由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中加以系统论证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在此之前，一些比较重要的通论性著述，譬如，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我认为迄今为止，这仍是国内水平最高的秦汉史论著——在这部书中，对汉武帝总体的治国路线，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再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也是如此。所以，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并不能说是中国学术界高度一致的共识，而且也不能说田余庆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之后，“一直以来”大家都赞同此说。实际情况是，自从田余庆先生的论述发表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有人撰文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很多文章，讲得都很有道理。只是人微言轻，又没有像我这样把文章写得足够长，长到像怪兽一样，从而吸引来大家惊诧的目光。

        要是放开眼界，从世界范围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更为不同。譬如，在日本学术界，虽然其老一辈学者市村瓒次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了与田余庆先生后来的主张基本相同的看法，但在此之后一些比较著名的历史学者，如宫崎市定、日比野丈夫、西嶋定生各位先生，却都摈弃此说，未予采信。在西方，像比较通行的《剑桥中国史》，对汉武帝一朝的政治，也丝毫没有这样的认识。

        

        我撰写文章，对以市村瓒次郎、田余庆两位先生为代表的这一派观点，提出不同的认识，最为关键的依据，有两点。

        一是汉武帝临终前精心安排的托孤诸臣，不管是霍光，还是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些人，后来实际上都是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看不出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所说的路线转变。

        二是汉武帝去世之后在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盐铁会议，本来是霍光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企图借助儒生对汉武帝的攻击，来向坚定执行汉武帝既定方针的田千秋、桑弘羊等人发难，而桑弘羊在盐铁会议的辩论过程中，着意强调“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也清楚表明当时执行的正是汉武帝即位以来一以贯之的施政路线。正因为如此，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才会接二连三地猛烈抨击武帝即位以来劳扰天下、苛虐子民的内外国政，在御史大夫桑弘羊和那些文学贤良的话语里，一点儿也看不到汉武帝在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由“尚功”转而“守文”的迹象。

        假如汉武帝晚年，确实像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所说的那样，改弦更张，采取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治国理民的路线，那么，请问，这些贤良、文学还那么起劲儿地攻击什么？岂不是无的放矢？桑弘羊也简单地说一句“先帝业已罪己悔过”，不就堵住所有人的无端挑衅了么？

        看过《盐铁论》中双方的论辩之后，再仔细审读《史记》、《汉书》其他相关的记载，对于我来说，就不能不得出新的认识。   

        澎湃新闻：您认为，“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非汉廷从根本上转变政治路线。为什么这么说？

        辛德勇：得出这一认识，首先是基于对所谓“轮台诏”的认真阅读。只要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逐字逐句地通读这篇诏书，任何人都不难看到，汉武帝在“轮台诏”中实际悔恨的“既往”业已发生的对外征伐，只是前此一年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等率军西征的事情，并没有涉及其他穷兵黩武的行为。

        事实上，这次远征，朝廷是派遣李广利、莽通和御史大夫商丘成三支军队，同时发兵，而汉武帝在轮台诏书中仅道及对莽通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所统领兵马的检讨，对一路顺利进兵，“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杀伤虏甚重”的商丘成这支远征军，却只字未提。

        所以，所谓“轮台诏”，绝不是汉武帝对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的追悔，只是总结李广利和莽通这两路兵马军兵败的教训，在审度双方实力和武备状况的对比之后，调整用兵的策略，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以伺机再战，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用兵于外的政治路线。

        另一方面，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汉武帝采取过类似的具体军事部署的收缩调整。例如，大约在元朔元年的时候，齐人主父偃和严安以及赵人徐乐，相继上书，以秦之亡国为镜鉴，劝谏汉武帝，外休兵戈，止征伐，罢转输；内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史称“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紧接着在元朔三年的春天，汉武帝即“罢沧海郡”，入秋后复“罢西南夷”。这看起来好像是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等人的谏言，停罢了汉廷在东北、西南两方新开边地上兴作的戍守等项事宜。然而，就在汉武帝召见主父偃等人的下一年，亦即元朔二年，卫青即率大军出击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朔五年后更连年出兵不已，并相继将河西、岭南、闽越、朝鲜等地纳入大汉版图。

        考察汉武帝听取主父偃、严安、徐乐诸人建议的缘由，不过如徐乐上书所云，乃鉴于当时“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要是再毫无顾恤地兴师动众，恐怕民众将“有不安其处者矣”。故汉武帝所为，显然只是为防范内乱而做的一种策略性调整。又如，汉武帝在元狩三年，也曾“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但这是由于前此一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附汉朝，匈奴对当地边防的压力已经大大减轻。而汉廷紧接着在元狩四年就大规模迁徙关东贫民于西北边地，卫青、霍去病也于同年率军出塞，大举北征，说明汉武帝依然奉行强力对外扩张的国策。

        斟酌《汉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班固只是将这道停罢轮台屯田的诏书载录于《汉书•西域传》中，而在记述一朝大政的《汉书•武帝纪》里，对此却未着一字。这向我们提示，《汉书》的作者班固本人，并没有把所谓“轮台诏”看作是汉武帝政治取向转变的标志。特别是在《汉书•武帝纪》篇末的赞语里，班固还很委婉地评议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这显然是在指斥汉武帝暴虐子民的一生。在这种盖棺论定的时候，仍然没有一句话提到他在晚年对此行径曾经有过罪己悔过的举措。

        考虑到上面这些情况，再加上前面所说汉武帝去世前对托孤大臣的安排和盐铁会议的情况，以及其他种种具体措施，我才认为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权宜之变，而不是汉武帝对其治国路线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关于这一点，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事陈苏镇先生，在他所写的《汉代政治与〈春秋〉学》这部书中，早就谈到过同样的看法，以为“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       

        澎湃新闻：以往唐长孺、田余庆等先生作出论断的主要史料依据是《通鉴》，而您认为《通鉴》中的相关记载不足为信，请您具体说说。

        辛德勇：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史料学问题。

        据田余庆先生自己讲，《论轮台诏》这篇文章甫一发表，就有人对其依据《资治通鉴》立论的做法表示质疑。为此，田余庆先生做了一些解释，但在我看来，似乎并没有多大说服力。

        我之所以会研究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问题，本来是因为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讲目录学课，在介绍编年体史书的时候，想尽可能清楚一些，讲述《资治通鉴》各个部分的史料价值。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是由黄永年先生给我启蒙的。黄永年先生授课时，清楚告诫，研究秦汉史问题，绝不能引用《资治通鉴》作史料。现在轮到我给学生讲授这一问题，在准备转述业师成说的时候，想到了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由于这篇文章立论的基本依据，是《资治通鉴》，而且这一做法，还得到了一些学者特别的赞赏（例如台湾的张元先生），所以，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查阅相关记载，审视其是否合理。

        考察相关文献和史事之后，我相信业师黄永年先生的见解确切无误。在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北宋中期，在《史记》、《汉书》这些基本史料之外，看不到其他记录西汉政治史事的可信资料（个别社会生活琐事除外）；甚至可以说，司马光当时所能见到的可信史料，与我们今天已经相差无几。因此，《通鉴》若是述说有《史记》、《汉书》和诸如《盐铁论》这样的汉人著述所未见的重要史事，其史料出处，便大可怀疑。

        我一查考，果然不出所料，《通鉴》这些纪事，出自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编纂的小说《汉武故事》，是完全不能信据的。

        

        澎湃新闻：《汉武故事》究竟如何不可信？

        辛德勇：这是一个更基本的史料学问题。

        关于《汉武故事》的内容，大家看我举述的例证，如汉武帝与“死而有灵”的“神君”大行房中之术，又如王母娘娘在两只青鸟夹侍下降临长安城承华殿中，授予汉武帝仙桃，并与之彻夜深谈，由此就可以知道，它绝不是一部记述历史事实的著作。

        如果我们今天写中华民国史，大家都知道不能采录《金陵春梦》讲述的郑三发子的行事。司马光在编写西汉时期历史的时候，却直接截取《汉武故事》的文字，显然比这还不靠谱儿。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提到，司马光对这一点也有认识，那么，司马光为何还采用此说？

        辛德勇：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研究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问题，出发点是要解决目录学授课过程中的史料价值问题，但写文章论述相关问题，着眼点却是司马光如何构建历史，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真相，只是解析司马光构建史事的一个典型事例而已。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有着强烈的用世目的，他是希望当政的君王大臣，都能够借鉴历史的经验，更好地治理国家。治理国家最好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政治家们往往会有不同的想法。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这都是司马光极力反对的，但汉武帝又是人们谈论历史以取资借鉴时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不容忽视。为此，司马光颇费一番心机，把汉武帝塑造成合乎他要求的历史形象。《史记》、《汉书》等可靠史料记载的汉武帝形象，既然不合他的期望，无奈之下，只好乞灵于故事小说。所以，司马光采录《汉武故事》，可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类似的做法，在《资治通鉴》中还有很多，譬如他采录情色小说《赵飞燕外传》，比使用《汉武故事》还要过分很多。也正因为这是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惯常使用的手法，我才把司马光肆意构建史事作为论述的主题，来加以阐释。        

        澎湃新闻：那么，汉朝以儒治国的转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辛德勇：我认为，这发生在宣、元之际，也就是在汉元帝的时候，才实现这种转变，汉宣帝谓治理国家要“以霸王道杂之”，并且说这是“汉家制度”，正显示出这是汉武帝以来的治国方针。作为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在宣帝实际执掌权位之前的霍光擅政时期，甚至连汉武帝在“轮台诏”宣布停罢的屯田轮台之事，也重被施行。

        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我个人提出的什么新想法，东汉人崔寔、宋人王应麟以及近人顾颉刚、钱穆，都从不同层面，谈到过这一认识。譬如，宋人王应麟在总结昭、宣二帝时期汉朝的政治状况时即讲到：“昭帝幼，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绳下益峻。……宣帝好观《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泽斩焉。……以刑名绳下，以法律为《诗》《书》，帝之治体可见。”这显然不是什么“守文”的气象。 

        澎湃新闻：您曾在微博中表示学界对此研究有不同意见，就此情况，您是否愿意谈谈？

        辛德勇：我在大学时读理科的，本来就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学训练，瞎蒙着自学的知识，很不正规，更很凌乱。以后读研究生，自己入行的专业，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只学了那么一点点相地之术，完全蒙昧于世道人心。

        前面我已经谈到，写这篇文章，只是因为用黄永年先生传授给我的一点儿目录学知识在北大教书混饭，花傻劲备课，认死理琢磨，认识到一些自己过去不知道的《资治通鉴》的特点。因此，我很清楚，以自己的学术背景和资质，研究时代跨度这么大、涉及面这么广、各方面关系如此错综交织的人的历史问题，一定会有很多疏误，当然很多人会有不同意见。

        但我的文章刚刚发表不久，大概很多相关人员还没有看到，因此，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正式发表学术论文进行讨论。不过，《新华文摘》等一些重要文摘已有转载，最近北京一家出版社也已经决定要作为专书来出版我这篇篇幅稍长的研究论文，假如一切顺利的话，今年秋天，就有可能面世。这样，可能会使相关学者能够早一些注意到我的论述，也就会及时接受到人们的批评。

        就在传统平面媒体上公开发表的言论而言，目前我只看到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先生和日本著名秦汉史专家李开元先生在怀念田余庆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不同意我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看法。因为我的文章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他们具体怎样看待我的论据和论证过程、论证方法，还不清楚。有人持不同见解，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我都非常欢迎，只是希望批评者能够针对我的具体论据，一一做出说明，这样才有利于澄清是非，辨明正误。

        当然，讨论学术问题，有一些时候，并不容易。去年我发表文章讨论印刷术起源问题，文中谈到胡适先生反对张秀民先生所持贞观年间发明说，却从不直接针对张秀民先生发难，这是因为在胡适先生看来，张秀民先生缺乏基本的史料学训练，不可理喻。我另外见到一些人，在文章中曲折而明确地表述出我不具备资质与田余庆先生讨论问题的意思。我能感觉到，在这些学者看来，他们似乎正在遭遇与胡适之先生同样的困境，所以无法、也无需与我对话。有人对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批评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也一直是这样的心境。

        尽管沟通与理解，存在这么严重的、很可能是由于我个人原因而带来的困惑与窘迫，但为了能够更好地讨论问题，我还是想利用您提供给我的这次机会，对我文章的结构和中心旨意稍做说明。这是因为拙文刊出前后，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一些回应，显示有很大一部分人似乎没有很好地理解，我这篇文章论述的宗旨，是司马光如何构建史事，而不是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先生等人如何看待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大容易领会各个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

        我文章的前四节，意在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不足凭信。这一点，对受过相应史料学训练的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会有不同的想法。对此，我无法再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惟一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论证汉武帝晚年并没有司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线转变，并非仅仅是由于《汉武故事》不可信据，前面已经谈到，更重要的依据，是《汉书》和《盐铁论》等基本史籍的记载，与此都存在严重冲突。

        接下来的第五节《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塑造的戾太子形像》，是在前四节已经论定司马光系依据《汉武故事》来人为地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同时又采信余嘉锡先生的看法（同时我还对这一看法，做了切实的验证），把《汉武故事》的作者定为南朝刘宋时期的王俭这一前提下，分析王俭在《汉武故事》中构建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两条路线斗争之事的社会背景。这是司马光大构建中套着的另一个小构建。我想以此来展示这一历史构建的复杂性，而不是用它来证明《通鉴》相关记载的不可信性。像这样一个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在历史构建问题的研究中，典型性很强，而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事记载当中，又实在很不容易遇到，非常富有吸引力，我不想轻易放过。于是，在这里花费较多篇幅，做了比较具体的解析。至于我的推测是否能够取信于所有读者，那是另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

        文章的第六节是回到西汉，探寻这一复杂历史构建的实在原型，更不是用它来论证司马光是否构建过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这一点也不是用实证的方法所能够获取读者认可的，信与不信，还是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