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敬一丹：不认为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减弱，30号将谢幕主持

        2015年4月27日，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60岁的生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悉，4月30日，将是她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

        是的，敬一丹退休了。

        她用了2年时间来提醒自己这一天要告别的现实，其中用了1年时间，以写书的形式，把20多年来走过的路，做过的一个个节目统统回忆了一遍，“我不是稀里糊涂说再见了，要给自己和观众一个交代。”

        马上到来的5月，敬一丹的新书——《我遇到你》，即将出版。

        4月25日，中国传媒大学，敬一丹特意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引到我国著名播音艺术家齐越老师的塑像前，说:“齐越老师是我的导师，他是严师。”她还指着前面那一片小树林：“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练声的地方。”

        “八百标兵奔北坡”，“如果马上有人接：‘炮兵并排北边跑’，那一定是咱播音系的。”敬一丹说完，就是一连串儿爽朗的笑声。

        圈内人管敬一丹叫“敬大姐”，她在自己40岁、《焦点访谈》一周年的时候加盟其间，从此再未离开。她携手那时才20多岁的白岩松们一路走来，白岩松有句话在令人感慨唏嘘之余，又激发着人们无限向往那个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我还叫小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白头发……”

        媒体环境在发生巨变。“我遇到广播的时候，广播很强势，后来又赶上了电视的发展期，我很幸运地体会到电视的巅峰期。到今天新媒体时期，我想安然退休，但新媒体的发展速度比我想象得更快。我就想，干了那么多年电视，我能不能经受住新媒体的冲击。”

        敬一丹试图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是一种机遇，我遇到一个生机勃勃，很难预料能发生什么变化的态势，也是一种丰富。前面有目标，后面有来者，会让人更积极。比如明年，我们会共同面对什么？这是让人很兴奋的事情。”

        60岁的生日，敬一丹将在工作中度过。“以后的生日无论怎么多彩，我都会珍视2015年的这个工作中的生日。”

        当被澎湃新闻问及这是什么意义上的退休，敬一丹的回答想必能让所有喜欢她的观众松口气，“别以为再也见不着我了，我只是不做《焦点访谈》这样的固定栏目的主持人，一些非固定栏目、特别节目还会有所参与。”

        澎湃新闻很好奇：“你会像你的很多前同事一样，加盟某个网络新媒体吗？”

        “央视网算新媒体吗？”她认真地反问，“我对传统媒体依然有某些特殊情结。”

        走在母校盎然葱翠的校园里，谈及未来，敬一丹说也许会按五年的节奏做计划，“现在先定定神，遥望一下，还有各种可能，但可以确定的是，会有更多的机会在这片校园里遇到。”

如果回到20岁

        “我真想再遇到一次20岁，让我有更多选择。”

        1976年，21岁的哈尔滨姑娘敬一丹，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来到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仅半年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77级）也进入了大学。

        原本觉得自己是幸运儿的敬一丹立马知道了“区别”：为什么他们大学要读4年，我们2年就毕业了？为什么他们可以学英语，我们不能？为什么他们可以像像样样上专业小课，我们就得在宿舍上？

        敬一丹顿悟：哦，原来我这个算不得正宗的大学生活。

        带着诸多的不满足，敬一丹毕业了，旋即开始思考：如何再回到母校。路只有一条：考研。

        最大的拦路虎当仁不让是英语。彼时的敬一丹刚刚够认识26个字母，于是到处打听研究生英语考什么，结果周边没一个人有此经历，也罢，直接进考场看试题。

        第一次进考场，看别人都在刷刷刷地写，敬一丹硬着头皮乱涂一气，掐着表一到30分钟能交卷了，她立马逃也似地离开考场。这个“第一次”让她痛定思痛回去攻克英语，终于到第三次，她英语考了66分，得以成功回到母校。

        敬一丹的导师齐越，就是1949年开国大典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播音的那个齐越。当敬一丹颤颤悠悠地告诉齐越，自己的毕业论文想研究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时，齐越在表示支持之余，更给当时最响当当的几位主持人分别写了小纸条：“我的学生小敬正在做……请您能够帮助她。”

        “当时中国的主持人实践刚刚开始，别说现成的研究文章，连一篇学习体会都很难找到。”敬一丹告诉澎湃新闻。

        可见，敬一丹是从一个研究者，后来转型为实践者的。

        毕业后留校任教，敬一丹的第一批学生中，就有今天家喻户晓的张泽群、孙小梅、张政等人，“当时看着孙小梅他们一张张聪明的脸庞，心底直发慌，哎哟天哪，我拿什么献给他们？”敬一丹用“瘆得慌”的语气形容当年。

        后来，敬一丹很幸运地被学校派去电视台实践，当时的任务是：积累素材，回来写电视播音讲义。结果，同样年轻的敬一丹被电视台紧张、刺激、新奇的生活深深吸引，她告诉播音系主任，自己想去电视台工作，40岁以后再回来教书。主任当时自然不答应，直到一年多以后，这位主任理解了敬一丹。

        1988年，敬一丹正式成为央视一员，但对母校，她至今不忘当年的承诺：随叫随到。

舆论的力量

        “幸好我在40岁，特别容易产生惰性的时候，到了一个年轻的团队里，太年轻了这些人。”

        1993年12月2日，央视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

        1994年4月1日19：38，《焦点访谈》开播，央视一套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浑厚男中音：“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每日请看《焦点访谈》”，开始响彻大江南北，这四句话在节目开播六周年的时候，浓缩为“用事实说话”。

        敬一丹是《焦点访谈》一周年的时候加入的，今年整20年。她是这样理解这个节目的：“它也会改变一些人的个人命运，但它更大的意义是唤起关注，改变个人命运是偶然的。”

        今天有人质疑《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作用弱了，敬一丹并不认同，“《焦点访谈》初创时是一枝独秀，现在舆论监督遍地开花，人们对《焦点访谈》的期待，还希望像当年那样引人瞩目。原来人们不知道舆论监督是什么，看了《焦点访谈》才知道原来可以这么监督，现在再厉害他也觉得不够。所以现在是主战场分散了。”

        曾参与创办《焦点访谈》、现任央视副台长的孙玉胜在其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中，这样评价舆论的力量：舆论的力量只是一种间接的力量，它能否作用于被监督人，能否影响被监督事件的发展，那得看整个社会是否有一个良好的“信息采信”系统和“舆论征用”环境。换句话说，新闻媒体本身是不能独立完成监督的，一个社会的监督手段也不能是惟一的，除新闻的监督外，还应有行政的监督和法律的监督。“舆论”只有与法律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接通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作用于社会。

        而对《焦点访谈》的生存与成功，孙玉胜认为：“显示了政府的成熟与自信。正是有了这种自信，才有了宽松的舆论环境。”

        如果说《焦点访谈》总给人带来很多“阴影”，主持每年元宵前后的《感动中国》节目，使敬一丹仿佛置身“春天里与好人约会”。

        “13年了，这是我职业生涯最珍贵的积累，它使我有信心。对未来、对人、对时代的变化有没有信心，这对媒体人太重要了。”敬一丹说每每主持完心里都特别饱满，“幸亏我遇到了。”

        人生的魅力在于永存希望，而希望就意味着总是面临很多选择。如何选择在于自己的判断力，而不同的选择往往指向不同的人生际遇。

        曾有人向敬一丹当面指出，“你很有道德感召力，但没有票房号召力，你要是像崔永元那样有点缺点就好了。”

        敬一丹非常重视这个评价，觉得特别准，“其实意思就是你有点个性就好了。”

        但是，谁又能说她一点儿个性没有呢？从高校到央视，从经济部到新闻评论部……每一次选择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我由衷地喜欢，我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敬一丹自觉是一个“内心一旦涌动起来，就会非常珍视”的人。

        今天，敬一丹再次面临选择，“也许我会去回访那些我采访过的孩子们？也许我会追随我的女儿去做公益？”

        是呀，谁知道呢？

【对话】

敬一丹谈公益：中国更靠谱的公益慈善要靠新一代

        澎湃新闻：大家都猜测你退休后也许会投身到你女儿参与的公益项目“美丽中国”去。

        敬一丹：实际上关注公益事业，还是我女儿首先进入的。郭美美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女儿跟我说，要看看规范的、可持续的公益慈善方式是什么样的，所以她就进入这个领域了。

        澎湃新闻：当时她是在跟你商量吗？

        敬一丹：这事她还真没有跟我商量，实际上只是一种“告知”，全家一块儿吃饭，席间她很正经地说，这一星期她已经辞职了。

        澎湃新闻：那时候她做什么工作？

        敬一丹：主要做市场销售工作。她后来给我看辞职信，她提到，这个工作很有挑战性，也很有锻炼，但是她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愿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澎湃新闻：辞职就去了“美丽中国”？

        敬一丹：是的，这样我才关注到“美丽中国”，我女儿负责募资。这在我看来是太有困难的一项工作了，但我看她可以用不同的“版本”跟人介绍公益项目，30秒的、2分钟的、2小时的……她看机会就说。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4月18日你参加了“美丽中国”在上海的慈善晚宴。

        敬一丹：我那天是作为志愿者去的。我亲眼看到了那些孩子的变化。“美丽中国”从中国一流大学招募优秀的、对教育有热忱、具有领导力的毕业生，经过严格密集培训后，输送到教育落后地区完成两年的全职、一线教学任务。他们给当地的孩子们创造了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这群云南彝族的孩子们，四个小老师组织了一个合唱团，问孩子们会唱什么歌，他们怯生生地、只会唱一句国歌。但经过小老师们的努力，我看过一个视频，孩子们唱的是《天空之城》，眼神完全变了。

        上海那天的晚会，这些孩子们的合唱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我问他们：你们唱歌和不唱歌有什么不一样呢，小老师们来了之后你们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孩子说：我们生活有乐趣了。我听完这话都要掉眼泪了。

        澎湃新闻：你似乎特别喜欢孩子，记得你采访过很多孩子……

        敬一丹：我的新书有一章叫做“草样年华”，就是讲我职业生涯采访遇到的孩子们，我看着他们觉得眼熟，有一种熟悉。

        澎湃新闻：这种“交流”也是双向的。

        敬一丹：有一个小老师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在看清生活本来面目以后依然热爱生活。我心想，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可没有这个认识。作为志愿者，这也是我走近他们的一个机会，我看到每一个人都特别有故事，有很多海归，很多北大、清华的高材生，都特别优秀。

        澎湃新闻：你女儿的“可持续研究”怎么样了？

        敬一丹：我女儿不像我，我比较感性，比如我会为这些孩子、教师动感情，我女儿会想这有什么问题，她是学理工科的，凡事都是想问题。我看她确实在一边做一边研究，她是在中国公益慈善最低谷的时候加入的，她就想着解答慈善这件事在中国为什么就做不下去，怎样才能做下去。现在需要一些有头脑的，不光有感情还要有智慧的人，去探讨并实践一个可持续的、靠谱的、有信任感的、规范的公益慈善。

        澎湃新闻：你想过你能做什么吗？

        敬一丹：在我退休以后，我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尽管我和这些小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如他们。我就想，我能给他们开什么课呢？我女儿启发我，说我可以培训一下小老师们的普通话，也可以给小老师们谈一谈与人沟通的技巧。

        澎湃新闻：在你参与女儿做的公益事业之前，你对公益是怎么认识的呢？

        敬一丹：那时候就是偶然的事情，我遇到了，偶然地参与下，还真没有怎么想过那种规范的、可持续的公益事业。

        澎湃新闻：其实你如果要组织公益慈善，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敬一丹：也有人说我在这方面应该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但我想号召力和能力还是两个词，要张罗那么多事，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澎湃新闻：现在公益领域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政府层面，对一些公益或NGO组织，还有些不放心。

        敬一丹：其实如果下功夫去了解的话，有可能就会减少误解。NGO的生存，包括环保组织等等，对社会有它的积极意义。1990年代，沙尘暴非常猖狂的时候，我加入了“自然之友”，也是一个环保组织。我对空气清新的晴天格外的珍惜，每一个晴天在我心里就似乎是一个节日。我们有几位同行是中国第一届的环境使者，当时是环保部任命的，他们当时就希望用一些民间的力量、媒体的力量来扩大影响，我记得当时崔永元就说，“这个我愿意当”，表现得非常积极。

        澎湃新闻：你观察下来，你女儿募资难不难？

        敬一丹：难。

        澎湃新闻：现在我国的捐赠文化还远没有成熟，社会上要捐赠了就去找排行榜上的富豪们，很多富豪出于对自己捐赠的负责，渐渐都自己成立基金会，自己亲自做慈善，而不是通过慈善组织。你觉得募资难的问题主要出在哪儿？

        敬一丹：我只能说点感想，这个话题我女儿会比我谈得更专业。我觉得公益慈善还没有形成一种文化。比如说我们对公益慈善的参与，很多时候是偶然的，就是碰上了。其实我自己也是，我刚才说有缘遇到，这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不是说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当它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它就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安排，生活中的一个内容。这个文化需要多年才能养成。

        我在“美丽中国”上海的工作间看这些年轻的孩子做着极其琐碎的事情，任何细微的事情都自己做，尽力呈现完美。我从心底里喜欢、佩服他们，但我在心里也在衡量，这个事恐怕我还干不了，所以我想中国更靠谱的公益慈善要靠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