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研论坛：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2021年5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4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星，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孟庆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蒋凌楠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主持。本次论坛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之一。

论坛现场

论坛伊始，黄道炫教授简要介绍了三位主讲学者的学术经历和研究兴趣。他指出，概念史研究应当突破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分析，关注概念的落地与概念意涵的演变，写作“活的概念史”、“有生命的概念史”。具体到中共革命而言，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阶级、苏维埃等关键概念仍值得分析探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

应星教授开门见山地强调，理解中国革命，概念是要害所在。学科的学术化程度体现在其概念化程度上，中国革命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近年来，应星教授尤为注意处理革命研究中“经”和“史”的关系。他认为学者要“两条腿走路”，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同时，关注如列宁式的政党、阶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概念——它们是理解中国革命的核心。而研究诸如人民战争、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等中共革命的关键概念时，研究者更要注意实现党的语言与学术语言两套话语体系的衔接和转换，努力发掘概念与史实之间的联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星

那么，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应星指出，中国社科学术界创造概念大体有三种方式：第一，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概念，如近来特别流行的“内卷”一词；第二，中国学者自主创造，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即是如此；第三，从日常生活或政策术语中发现概念并加以阐释，如“单位”“拔钉子”“揭盖子”等。最后一种思路尤为应星教授欣赏。对比而言，中国革命的概念也可按“外来”和“自创”分为两种起源。“外来”概念中，既包括长时段的，从清末民初开始流行的“主义”“革命”“阶级”等概念，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苏俄传来的 “民主集中制”等概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革命经验为基础创造了很多概念，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 “翻身”“诉苦”等等。

研究不同类型的概念需要不同的分析工具。中国当前的概念史研究，主要受三种西方传统的影响。第一种传统侧重从观念史角度展开讨论，以德国为代表。第二种传统则更接近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以英国为代表。第三种传统来自法国，其主要代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理路，对应星教授启发最大。应星教授指出，《知识考古学》是福柯早期的作品，较大程度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而晚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虽然仍围绕“规训”这一概念展开，却与话语/非话语实践及权力机制的分析紧密结合，可见其重点已经从知识考古学转向了权力谱系学。

应星认为，来自德国和英国的概念史研究传统皆是在这些国家的制度史、政治史已经发展成熟的基础上作为新路径而出现的。而现阶段党史研究的学术积累有限，因此更得注重将概念的溯源析义与政治事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考察。因此，从学术借鉴的角度来说，应星更重视法国的权力谱系学这种分析路数，更强调“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结合及其张力。

应星从概念史研究的含义、起源及方法等角度勾勒了概念史研究的综合图景，同时结合自己对“民主集中制”的研究展开了进一步反思。应星教授自陈，比起分析如“主义”“革命”“政党”等大的概念，自己的研究兴趣更偏向“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性和中层性的概念。

具体而言，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组织机制，“民主集中制”由苏俄传入中国后如何落地，又如何与更具体的概念（如红军中的“前敌委员会”）结合起来？应星认为，中共革命走的是军事革命道路，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方才建立红军，这是中苏革命道路最大的不同之一。中苏革命的不同现实背景，使“民主集中制如何与武装斗争和军队组织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对于军队而言，什么是“民主”的边界，什么是“集中”的内涵？

前敌委员会职能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中共领导人在军队中不断探索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南昌起义时期，“前敌委员会”首次出现在中共党史上。此时前敌委员会采取合议制，成员多是政治领袖，主要担负军事指挥职能，无权管理所在地区党组织。同时，旧军队中以军事首长为中心的传统也对红军中对党的领导的强调有消极的影响。而在大革命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的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时，深感地方与军队分隔管理的不利，于是在革命实践中尝试打通地方和军队，逐步扩充前敌委员会的职权，使其成为既领导红四军又领导湘赣边界地方党组织的机构，而后又进一步扩展到对江西等省级党组织的领导上。与此同时，经过古田会议，毛泽东确定了前敌委员会在红军中的具体运作机制：“会前精密考察，会上民主讨论，会后严格督促”，其中第一、三环节均以前委书记为核心。毛泽东希望藉此保证工作决策中既有充分讨论，同时又能防止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此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上述工作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领导方式。民主集中制“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本是较为模糊的概念，但进入中国后，中共领导人在处理地方党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前委书记一把手与委员合议制的关系等问题时，创造性地把模糊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的实践，实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具象展开。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孟庆延

孟庆延副教授从个人研究出发，首先分享了自己对概念史的理解。孟庆延认为，虽然当代社会学、历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日益发展，但各视角之间的联系不容忽视：若不讨论行为，无法研究心灵史；若不考虑经济背景，很难深入研究政治史；若干巴巴地描述制度，不涉及文化要素，也无法展开制度史的分析——同理，如果只从语义角度分析概念，这样的概念史也不令人满意。其实，无论是何种流派的概念史，背后总蕴含着一种整体史的视野。

随后，孟庆延回顾了个人研究的缘起。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阶级革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着自身的社会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20世纪初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社会中的阶级分化情况与当时西方社会不同，也与当时的苏俄社会不同。当时，支配中国的分类方式主要是血缘和地缘，产业工人的力量很薄弱，党的领导也主要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中小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阶级这种非本土的分类方式与分化方式，是如何进入中国的革命实践的呢？

20世纪70年代起，受社会科学研究“底层转向”与基层档案开放等原因影响，革命的大众动员成为研究核心议题。求学时期，孟庆延曾参与“20世纪下半期中国乡村口述资料搜集计划”。当时前辈学者的研究关怀在于探索革命如何在具体的村庄中展开，村庄原有的矛盾如何进入革命场域，又如何与土改中的阶级划分叠合在一起。无论是《翻身》还是《十里店》，均以这一主题为描述重心。学术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讨论革命的“在地”过程，也就是说，更多地通过对基层史料的爬梳来展现革命的微观进程，进而理解革命政党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对底层民众进行动员的历史进程。黄宗智曾经用“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来概括革命的大众动员。

如果说之前大部分学者的讨论更多的聚焦在“客观性现实”这个层面上的话，近年来孟庆延转换的相关的视角，聚焦于“表达性现实”的生成过程。在他看来，土地革命中，干部们带着一套阶级分类标准来到地方，其任务是落实、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同时完成对新的社会结构的塑造。那么，这套被援引为标准的“表达性现实”，究竟从何而来，又如何产生？阶级如何从理论上的言说变为可以操作的概念？初步操作化的过程中遇到了何种问题？其中有哪些关键的“担当者”在推动调适与变革？

孟庆延在研究中注意到，1946年土改时推广的是1933年的阶级划分标准，而过往的土改研究集中于1946年以后，探讨早期阶级划分标准仍有不少空间。例如，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并无“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阶级划分方式。而无论是陈独秀撰写《中国农村问题》（1923）还是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似乎均未受到苏联影响，更多是按照租佃方式（即“地主—自耕农—佃户”）来理解当时的乡村社会结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早期围绕乡村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讨论，更多是一种理论分析，“阶级”概念，尚未落实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

由此出发，孟庆延以“富农”为切入点，探索阶级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互动融合的历史过程。1926年，瞿秋白在《世界农民政党及农民协会》一文中将“富农”概念翻译成中文，将“剥削劳动”作为理解富农（大农）的重要标准。毛泽东在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并未明确其内涵。直到1930年《富农问题》决议案出台前，“富农”更多还是一个理论层面的概念：一方面，当时党内并未形成对富农概念的更为具体的“操作化”界定；另一方面，当时的农村社会并不能找到“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主”，也就是说，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具体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实际上，阶级成分的进一步操作化，本身也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详细的划分阶级需要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作人员和比较充裕的时间，同时还需要相对稳固的政权环境，1920年代末刚刚开辟赤色割据政权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不具备详细界定乡村社会阶级成分的外在条件。因此，1930年代，早期土地革命中更多执行的是“平分一切土地”的政策，强调“一要分、二要快”，本质上并不涉及非常细致的乡村社会阶级划分问题。

1930年6月，《富农运动》决议案出台，明确将富农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不把土地出租，有些还向别人租入土地，雇用工人耕种；第三种是初期的富农，他们既不出租土地，又不雇佣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土地劳力农具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而第二种资本主义性的富农数量最少，这就修正了瞿秋白1926年给出的定义。

孟庆延认为，1930年，“富农”得到明确定义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是来自苏联的影响。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革命的阶段、性质与任务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对革命的性质、阶段以及具体的策略路线做出了一系列相对温和的决策。然而，会议结束后，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逐渐酝酿并发展，具体策略上体现为对富农与富农经济的消灭。1929年，共产国际接连发表“二八指示”“六七指示”，将富农定义为“革命敌人”。既然富农问题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核心问题，中共中央自然有必要做出回应。其次，时任红四军前委领导的毛泽东与代表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力量的“本土干部”之间在土地政策与军事路线上都有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其中涉及到土地革命中如何处理宗族公共田地的问题，当时以李文林为代表的地方革命者，主张保留公田，同时支持当时的立三路线，这些主张上的差异，实际上构成了我们理解决议案出台的背景——这些革命实践中的复杂状况与不同主张，呼唤着有关阶级划分的明确标准的出台。

1933年，中央苏区政权相对稳固后开展“查田运动”，毛泽东发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阐明乡村社会各阶级的具体意涵，尝试通过阶级分类推动土地革命。然而，“查田运动”中依然出现了各种因为富农标准过于模糊而导致的矛盾，因此，10月苏维埃政府发布《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更为细致的量化方式界定富农概念：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然而，农民并不会在实际生活中按照这一逻辑计算收入，且习惯于通过换等方式共用生产资料。因此，这样一种更为细化的阶级成分划分方式，并没有解决革命实践中的富农难以算清的问题。由于中央苏区战事频繁，且医疗保障水平不足，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以及“围剿”与“反围剿”的战斗都在大量“消耗”成年男性。因此，很多原本占有少量土地，但同时失去了成年男性劳动力的家庭，很容易在上述定义下成为统计数据意义上的“富农”。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指示干部做出调整，不要以“算阶级”代替“查阶级”。因此，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其实有三重属性：经济属性（量化阶级标准）、政治属性（对革命的态度）、社会道德意涵。经济属性是正当性的表达，也是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总则，但实践中，必须与后两种属性结合。

孟庆延认为，从谱系学与整体史的角度开展概念史研究，进而展开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形态与伟大历史进程。实际上，很多关键概念的在中国社会中的“落地”过程，正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从学理上认识这一过程，是学术研究的使命，也是学者的时代担当。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蒋凌楠

蒋凌楠助理研究员首先分享了自己进入概念史研究的过程，并介绍了新近完成的“苏维埃”研究。20世纪初以来，思想文化史研究蓬勃发展，学者们早先关注方法与理论，近年则不断开展具体研究。而概念史的兴起，则与近代知识转型的关系更为密切。德国概念史家曾提出，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欧洲历史发展两个高峰时期中的过渡时期，此间旧的语言体系不断瓦解，新的概念蓬勃而出。

至于东亚历史的过渡时期，则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当近代社会知识转型的高潮逐渐退去，革命初兴。此后，苏俄的政治文化伴随革命涌入中国，在制度、观念、策略层面产生诸多影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层面基本用语的输入在革命前已渐进尾声。因此，如何结合革命史与知识转型，自然成为需要探索的问题。概念史家科泽勒克提出，所有的分支学科之间都有关系网络和结构分层，并以语言的形式显现出来。而概念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变体，能够统摄其他史学的研究取径。蒋凌楠希望未来有可能开创以口号、语法、修辞、习语、言说的假设等内容为主要议题的“革命概念史”，探索人们在日常事件中表现出的反应及其内在惯例和规则系统。这要求学者选择既有社会文化表征意义、又足以成为行动因素的概念，展开深入研究。

此外，概念史研究还应当注意语用学这一范式。所谓语用，即指概念的运用及其语境。研究者应注意发掘概念背后维系着的政治想象，解读概念试图排斥、遮蔽、解释的历史图景。英国思想史家斯金纳指出，追问概念的根本是为了追问意图。人们使用概念时，不只是为了辨析其意涵，还将通过驳斥、赞美、批判、嘲弄将概念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因此，学者在从事概念史研究时，不应当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澄清学科基本概念、术语的内涵，而是要从概念的社会、政治影响出发展开思考。蒋凌楠曾长期关注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梳理论战中各方的不同认识，并探讨不同群体如何为各自目的争夺革命话语权。从文献积累与理论素养方面看，共产主义信仰者一方在20年代的这场论战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其长处在于行为语言（speech act）较之对手方更为丰富，他们常常跳出学理，质疑对方的外语水平或直接批判对方的立场错误。

蒋凌楠还介绍了自己研究“苏维埃”概念的成果与心得。民国初年，“苏维埃”这一概念传入中国。早先西方语境下，“苏维埃”概念乘西方国家反思代议制之潮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发展。然而，第二国际和苏俄对“苏维埃“的理解存在差异，并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苏维埃制度设计的内涵持不同看法，这是第一层差异。

“苏维埃”传入中国后，因中苏国情不同、阐发群体不同又导致了新理解的产生。当时的政治学精英将“苏维埃”理解为代议制的新范式、西方政治的新思潮，希望从中找到走出民初政治乱局的出路。而倾向于列宁理论者，则从“苏维埃”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元素。尽管双方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出于不同的想法，均欢迎苏维埃概念的传入。

若将眼光拉长，结合具体的革命实践来看，中共最终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作为人们自发形成、推动革命的组织的观点并未被采纳。不过，为从底层发动群众，中共仍需要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蒋凌楠指出，农民协会在基层起着“苏维埃”的作用，而农民协会与军事武装建立起来的政权关系也有着复杂的面相。

应星认为，“苏维埃”概念的落地过程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起源来讲，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是中共打出苏维埃旗号的关键原因。而苏维埃制度引入后，其组织与前委产生怎样的冲突，随后苏维埃制度又如何引发党内的争议和分歧并最终走向终结，也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若能扣住关键制度，将上述实践要素引入讨论，研究将展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

孟庆延则指出，研究中共革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革命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因此，他特别关注政党如何引入、修改、实践诸多概念，以及这一过程展现出怎样的模式和惯例。具体而言，“苏维埃”在中共内部的命运与早期托、斯二人的分歧有什么关系？论战中活跃的左翼知识分子在1920、1930年代中国的各种思想论战中占据什么地位、其主张与政治立场又怎样的关系？在孟庆延看来，概念绝不仅仅只是一种说法，因此概念史的研究除了实现语义的澄清和层次的揭示，还应当呈现概念实践过程背后政治文化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