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研论坛：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2021年6月4日下午，由北京大学文研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第三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场主题为“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卢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孟永、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吕彦霖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黄江军主持。

论坛现场

黄江军在开场词中表示，情感和心灵是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率先阐述政治文化概念的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就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作为政治行动的先导因素，政治文化高度关联于情感、传统、记忆以及仪式等等。梁漱溟也曾提到，人的行动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认识问题是偏于知识一面的，而感觉到那是我的问题则是情感的事。史学界以及革命史研究中，情感、感觉、欲望等历史行动中的非理性因素，正愈发得到史家注意。人的精神活动至为复杂，前述非理性因素能否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呢？历史行动者往往会通过理性活动，为其情感、态度做支撑或进行正当化处理。进一步地，用学术理性去解释非理性精神活动又何以可能？本场主题为政治文化，但三个报告不约而同聚焦于革命史中的情感和心态，多少体现不同学科（史学、文学、政治学）青年学人的共同关切。本次论坛的报告，呈现报告者具体讨论的议题外，对政治文化史研究亦将有方法论的提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黄江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孟永报告的主题是“中国阶级革命兴起的心态维度”。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何以发生、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体系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经典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论断从宏观上讲很有道理，也很形象。而从时间节点看，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直到1920年共产党早期组织才开始在中国出现。因此，学术研究中还需要阐述和分析两个时间点之间的若干重要环节和在此过程中时人心态的演变。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孟永

孟永认为，思想体系的吸引力是以社会心理需要为基础的。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一事对中国知识人内心的冲击是社会主义思想（包含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接受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一战使得西方文明暴露危机，而和会侵犯中国主权则有力地冲击致力于民族救亡的中国知识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幻想，不少民主主义者由此亲身体会到西方文明的虚伪性。苏俄此时发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对华侵略性条款。于是，一批亲社会主义的、致力于改造中国的社会团体纷纷涌现，这就为在当时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一系的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提供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在当时其他各种致力于改造中国以救亡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实践证明失败后（如工读互助团、新村实践等），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明显标识的马克思主义被慢慢广泛接受，成为一支重要社会思潮。

孟永指出，思想是所以然的解释，心态则是不得不如此的反映。在中国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双重政治文化危机的大背景下，五四后众多亲社会主义团体的一大特征便是鄙视现实政治，通过纯洁个体和组织，力求在中国现实社会之外另造一个新社会。这种心态正是当时政治实况的恶浊所导致的失望情绪及由此而产生的烦闷感、幻灭感所致，是中国现实环境不断恶化的产物，也是救亡思潮不断激进化的自然结果。中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成立的，是此种普遍心态的组织呈现，中共对纯洁性的苛求乃是当时知识人改造中国方案的逻辑演进。中共“一大”对其他党派的排斥性态度，其实是怀着排斥中国黑暗现状的心态来改造中国的早期中共党人革命情绪的另类表达，是针对当时黑暗腐朽的现实社会而提出的对于共产党组织纯洁性诉求的一种表现，所以“一大”弥漫着纯无产阶级运动精神，此时还不可能主动去联系中国实际。从这一心态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救亡方案之一种，它提供了一条具体路径；无产阶级革命是早期中共党人的自主行为，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期中共党人正是以阶级本位、组织强化的方式将纯洁性诉求纳入到对党员群体的精神世界之中。阶级话语的意识深处仍是民族情感的波澜，中共也正由此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无比顽强的意志以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了民族革命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卢华在与谈时表示，一战前后中国与世界的时势都有巨大变化，在思想和政治上表现出断裂和延续性并存的局面。断裂性一方面表现为知识青年对以往政治的反叛和对新政治、新社会的追求，大正时期的日本如此，一战期间创刊的《新青年》也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体现。另一方面，一战的爆发极大地加剧了对西方文明的整体怀疑之心，而十月革命则提供了另外一条政治-社会革新的出路。从民国的内外政治看，巴黎和会上中国交涉的失败让读书人对美国威尔逊理想的期盼幻灭，部分人不得不把眼光转向革命后的苏俄。国内围绕护法问题南北谈判的失败造成了南北政府对立的事实，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和新式青年学生对两边政治都不满，这一对上层和精英政治的失望，确实构成了对新的、彻底更新的新政治观的呼唤。延续性则体现在晚清以来的精神-政治危机加剧，稳固的权威一直无法在民国确立。思想上，中共创党之前的纯洁性诉求——道德严格主义，其思想和心灵层面的探索，晚清即已出现。民初各地的地方社团、互助组织吸收了基督教和日本无政府主义新村运动的一些特质，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共在各地组织中的地域性实践和中共的创设。

黄江军指出，道德理想主义是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重要视角。类似倾向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亦较为强烈。史华慈从启蒙思想的系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遗产双重脉络中，注意到中共革命道德主义取向的渊源。从建党到革命，再到建政实践，中共百年史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即基于阶级观念的纯洁性追求与基于现实情境的统战性政策之间的张力。与此相关的是，史华慈还分梳了道德主义与工程主义的两种启蒙取向，这两种取向的拉扯，实则也贯穿于中共革命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卢华

卢华带来了主题为“作为生活方式的革命：一个革命青年的感伤主义与抗争政治”的报告。他首先阐述了情感在思想史和革命史研究中的意义。传统的思想史和革命史研究理性主义色彩较重，往往忽视情感的作用。另一方面，革命以及政治-社会运动中的情感因素虽然无处不在，却不好把握。情感如何通过史料呈现，并被史家把握也是最近才开始在学界中得到关注。第三，相比较以往的革命思想史研究，大人物的思想、言说和话语实践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是由他们的重要性以及相关文本的获取难易程度决定的，中下层的人物中情感的因素可能比抽象的理论话语影响更大。而在革命思想史的研究中，意识形态、主义和组织的重要性又让学者多侧重于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讨论革命组织的建立、革命意识形态与革命青年的塑造等。这些都限制了我们关注情感在革命思想史中所起作用的理解。

近年来，随着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转向，以及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重新定义，中外学者普遍关注到了情感和心灵在政治活动和政治-社会组织中的关键意义，相关概念性梳理可参照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的《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和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对于革命青年主体能动性的关注，以及对其承接革命文化的家庭背景、人际网络和思想、心灵世界的认识，有助于加深革命史和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这一视角，对诠释20世纪中国革命中革命组织持久的自我重塑和对于新式青年的塑造，可以起到重要的补充。

卢华的此项研究围绕革命青年许邦和（1931-1934）的经历展开。许邦和出生于富贾一方的买办商人家庭，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上海交通大学，后于1930年秘密加入中共，并成为该校党支部书记。他的人生经历和所思所感都详细体现在其日记中。许邦和活动的年份正好是后五四时代国民大革命前后，民国变动不居的时代。对许邦和而言，情感、阅读和人际交往型塑了他加入中共的心灵世界。

首先是他对自身家庭出身的反叛和抗争方式。许邦和中学时就曾参与学校的学潮和五卅运动，希望改造社会。这与父辈实业救国、做好个人本职工作的期待产生严重冲突。在日记中，他多次将家庭比作“牢狱”、“囚笼”，左翼革命文学的阅读让他接受了这一社会认知建构，并认为其自身的性格弱点，如妥协软弱、贪图享乐等，都是“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和教育的产物。其二是对恋爱和社会阶级的认识。许邦和在日记中记载了三段恋爱，但因其对爱情的理想化想象、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忧惧而终了。一方面，许邦和爱上的女子均受过一定教育，对许邦和而言，她们却并无真正“独立”的思考，对世俗成功的渴望和金钱的看法正是她们不够独立的证明。另一方面，许邦和对自己爱上这样的“教育程度不够”、“未完全启蒙”或者说商人家庭出身的子女的结果又非常矛盾。日记中多次表现出民粹式同情的许邦和也无法找到情感上的出路。许邦和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抱有的忏悔和反省心态在日记中加剧，认为像自己这样的资产阶级子女，在这样变动的时代中，应该通过加入到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去，实现个人情感和道德的救赎。其三是阅读新文学的体会。许邦和酷爱托尔斯泰的《复活》，也对鲁迅、茅盾等作家撰写的左翼革命文学充满兴趣。他在交大特别组织了读书俱乐部，希望在阅读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的过程中，为自己强烈的救赎情感寻找革命同道和出路。他还常常光顾当时中共外围组织在上海成立的光华书局和水沫书店等各色“新书店”，阅读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籍，希冀着未来能够从事这样正义的事业。不过，阅读并没有如其所愿，帮助其克服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反而加重了其反省心态。许邦和逐渐意识到，仅凭自身反省，恐难以克服自身阶级的弱点，因此需要通过组织来改造自身和周围社会，由“自省”实现“他省”。这一寻求组织的过程，最终通过与中共人士的接触，参与冯雪峰、王学文等人在暑期班的讲习班而加入了中共。

卢华总结说，许邦和的个案展现出后五四青年在国民大革命期间和之后接受教育，更极端地接受了后五四的革命文学中对于“传统”和“家庭”的批判，出现了更加普遍的烦闷心态。解纽的社会纲常和人生伦理，以及恋爱中的不顺让他们强烈的个人自主和个人解放观念加剧了人生观的危机。他们试图从阅读和日常生活的反抗中寻求情感出路，各色革命文学和苏俄、日本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作品让他们模糊地产生了加入革命的心态，并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读书会、创作）等找到一个解决烦闷的友爱共同体。倘若能与同时代其他青年的日记进行比较，结合加入中共的不同代际青年的文献资料，或可揭示出这一代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普遍情感特征和机制。

吕彦霖在与谈时表示，卢老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思想史的“框架式”研究，类似于“贴着写”的东洋思想史的呈现方法——即不拘泥于特定的理论框架，而是贴合于历史人物自身的发展脉络。这种研究方法看似琐碎，却往往能从多维度烘托出人物的立体形象及其精神的“内面”。他指出，许邦和的事例有助于探讨作为“文学生活”的阅读将如何塑造人的好恶和情感结构的问题。例如，许邦和对劳动阶级怀有深切同情，而巴金早年也对家中的“下人”深表同情，但最终却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二人的认识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人道主义的“同情”如何向“阶级意识”转化，是值得探索的话题。与此同时，卢华老师对许邦和几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的深描，呈现了“革命”与“恋爱”在不同性别青年中的深层差异，而这也是我们发掘启蒙的情感结构之复杂性的有利切入点。

黄江军认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代际已是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经典视角。以往学人看重代际之间的差异，较少注意到代际之间存在着延续或不断叠加的政治话语基底，也相对忽视这种差异与历史记忆和书写的建构存在密切关联。许邦和的早逝，提供了一个思考未经历史叙事包装的革命者案例。许邦和的活跃时期处于国民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个特征鲜明的代际之间，没有经过宏大的政治运动浪潮洗礼。他（们）并非是区别于前后两代的自成一代，而恰恰呈现较少被渲染的代际之间的政治话语基底。家庭与青年间的矛盾，往往因后者的性情与接纳的时代风气被放大，从而为家庭革命以及由家庭而入革命张本。此一问题发轫于晚清，到许邦和的年代，有更具革命色彩和更有正当性的话语作支援。卢老师提炼出“作为生活方式的革命”说法，在处理许邦和对家庭是抱怨还是革命的态度时，比较谨慎和细腻。这提示着，讨论家庭与革命的关系时，更多要因人而异，避免陷入时词的误导。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吕彦霖

随后，吕彦霖以“一个革命文化人的晚年姿态：以姚雪垠对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修改为中心”为主题进行报告。他先对作者及小说的背景知识予以铺陈。《春暖花开的时候》是作家姚雪垠在青年时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创作于1939年，原是作者构思的百万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描写了抗战初期在大别山一个经历革命风雨的县城里，罗兰、黄梅、林梦云三位出身各异的进步女青年（“三典型”）在进步青年罗明、陶春冰、张克非等的教育领导下与地方反动势力斗争，最终突破了守旧家庭羁绊的故事。该小说刚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曾在短时间内连续再版，成为大后方的“畅销书”。但这本小说很快先后遭到了“胡风派”以及编辑胡绳的批判，被迫“冷藏”四十余年。

改革开放后，姚雪垠萌生了修改《春暖花开的时候》的想法，并于1986、1987年两次大改。较之初版本，再版本明显改动105处，补写14万字。其主要改动包括：根据人物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对人物进行再定性；修改了小说情节中有悖历史主流叙述的部分；在小说中注入了大量的私人经验，特别是在男主角陶春冰身上加入了许多作者本人的特征和经历；等等。这些改动导致小说文本产生了巨大的断裂，呈现出迥异于前的审美取向和意义结构。

吕彦霖指出，作者采取如此的修改策略的内在动机和时机选择都值得细致探究。虽然通常来说，“现代文学”作品进入当代，出于发表的要求，都或多或少都需要按照新的评价标准进行修改，譬如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等都曾按照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进行修改；但姚雪垠的修改行为显然更加耐人寻味。首先，姚雪垠修改小说之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段，历史情境已经相对宽松；其次，此时作者已恢复了名誉，厕身重要作家之列；再次，此书被他本人视为青年时期的代表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且他年事已高，深信再无修改的可能。凡此种种，都说明这些修改行为确实来自于他本人的主观意志。

作者究竟为什么这样修改？吕彦霖认为，其内在动机需要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结构中予以探寻。1986年，姚雪垠介入了和刘再复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姚雪垠不满于单独强调，乃至突出文学的“主体性”，反对强行区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规律。按照他的观点，文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文学无法切断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这场争论使得姚雪垠在八十年代被目为“左”的卫道士。然而回顾其早期的创作经历，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反对政治过度干涉文艺创作，并呼吁给予作家相应的创作自由，与文艺体制内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展开斗争。这似乎又与其在八十年代的表现相互牴牾。

吕彦霖随后指出，姚雪垠的自我身份定位——“革命文化人”对于解释这一矛盾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所谓“革命文化人”，就是不满于现实的黑暗，将革命视为国家民族重造的唯一前途，但又惯于按照文化的规律来处理所面对的问题，对革命怀有个体化且理想主义的认识。这种自我定位乃是一种互相贯通的二元结构，“革命意志”和“文化人底色”分居个人情感结构的两端，并始终保持一种因时代语境而主客转化的动态平衡——面对政治形态或者文艺机制日益激进化的局面，则作为副线的文化人特质可能翻转变成主线；而当历史走向另一个维度，居于其精神结构核心位置的革命意识则将被唤醒、进而重回中心，使之重新成为勇于任事的“作家兼战士”。从这个角度来说，姚雪垠对青年代表作《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修改，似乎并不能视之为纯粹的文学艺术实践，而更应当视为一种因应八十年代历史情境的精神底色的恢复和自我价值的重新证明，乃是一个“革命文化人”的“六经注我”。

在与谈中，孟永肯定了从修改小说这一外在表征入手分析作者晚年心态的纵深式写法，同时认为，不妨进一步透过姚雪垠对“革命文化人”定位的自我言说，走到作者背后，挖掘其如此修改小说和定位自身的心理倾向和社会背景；并指出党史叙述中的若干提法是有讲究的，研究者在党史研究中提出一些新概念时要谨慎为之。

黄江军认为，吕彦霖抓住姚雪垠修改行为背后的两重“紧张”，即“姚刘之争”体现的姚雪垠与20世纪80年代主流话语之间的紧张，姚雪垠早年观点与晚年主张之间的紧张。这两重紧张构成全文的问题意识，并最终落脚于“革命文化人”的阐释，提供了学术写作的良好范例。报告进一步提出革命与文化人的二元结构，认为姚的表现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判断富有启发，中共以知识分子群体立党，大部分革命者都兼具文化人的身份，革命文化人是一个普遍的身份。但这个身份的特征并非固定的，如果革命与文化人是一种二元结构，那么在此二元结构中，不同人处于光谱的不同位置。丁玲是一种，萧军是一种，甚至在另一些人那里，文化人是底色，革命则是附加物。

在互动环节，三位主讲人就听众提出的“革命文化人”的具体内涵、组织左翼与精神左翼的区分、道德严格主义倾向的现实诱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并先后交流了自己的体会和感想。

孟永认为，时人心态是理解现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应纳入思想研究的范围。思想研究旨在更好理解现代中国，不是为了寻找新视角以博人眼球。当前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仍有不少值得发掘的谜团，许多历史问题的叙述也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这就为思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领域。此外，应该摆脱既有理论框架的束缚，注意概念自身所带有的化约特性，避免自我建构的困局，要将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思潮，要有国际视野，并要致力于学科融合。

卢华提出，目前国内学界的情感史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引进、消化和吸收的阶段，具体的写作实践依然较少，本次分享的研究只是一次尚不成熟的尝试。从方法论上讲，心灵史、情感史研究与传统的组织史研究并不矛盾，反而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作为生活方式的革命”就是对宏大的解放政治叙事的有益补充。这既可以让历史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和立体，也可以让深描的叙事回归到历史研究之中。他对点评中提到的许邦和日记停止更新的原因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客观原因在于，许邦和入党后承担了大量组织上、宣传上的事务，个人身体和工作的原因也让他难以兼顾；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对资产阶级软弱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意识到文字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改造社会的关键在于付诸行动。

吕彦霖认为，在技术主义的时代，人文学科存续的根基可能在于人文学者们能够关注，乃至于试图把握那些难以言说的微妙情感和难于赋形的思想取向，而这些研究对象无疑将向我们展示人之复杂性，以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理解自身；而包括党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实际上正是在不断拓宽人文研究的边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的。他还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及点评人的建议等指出，思想史的研究当然需要立足于资料，但是我们需要“从资料开始”，而不是“到资料为止”，要从资料中挖掘研究对象“非如此不可”的内在动机甚至是潜意识；不仅要看到资料“在场”的言说，更要看到那些“知而不言”的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心态和现实意图。

黄江军在总结发言提到，三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论坛依次围绕地域视野、概念史视野和政治文化视野等不同维度展开论述，呈现出当前革命史研究的多维面向。近年来，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进入该领域，提供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学科的不同研究范式和学术资源，激活并拓展了革命史研究的空间。此外，本次论坛的三位主讲人都是80后的年轻学者，呈现未来革命史研究的新鲜力量。他对两个主办方提供交流平台表示感谢，并表示在前辈学人与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史研究的未来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