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得主张彦《纽约书评》撰文评何伟：美国英雄在中国

        2013年的时候，《纽约时报中文网》上谢丁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与前《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Matthew Forney）的对话，说在美国，几乎每个出版社都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等待出版。        

        什么样的中国？       

        最新一期的《纽约书评》上，何伟的老师、以关于中国的报道而获得2001年普利策奖的张彦（Ian Johnson），也是何伟在《华尔街日报》的前老板，撰文《中国的一位美国英雄》（An American Hero in China），记下了20年前的一段回忆。   

        当时他加入了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报道项目，来到中国贵州偏远、贫穷的地区。他和一位当地的基层干部挤在一辆小巴士里，汽车在迂回曲折的山路上穿行，不时需要经过高架桥。那个基层干部问他：为什么外国的记者只报道中国哪座桥坍塌了，却对成千上万座没塌的桥避而不写？无数的研究表明，摆脱贫穷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一个奇迹啊，它让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产品送向市场，把他们的孩子送去上学，也能把他们自己送到城市里谋得一份工作。中国正处在消除贫穷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之中，为什么你们不写这个？        

        他说，他当时只能结结巴巴讪讪地回答：好消息无法成为新闻。        

        但是几年之后，1999年，他发现一个人，能够将中国这种向文明推进的巨大力量讲述出来，他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10年之后，这个人的讲述不仅挑战了美国人报道中国的惯例，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承认，也在中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这个人就是他文章标题的美国英雄——何伟。        

        何伟在美国出版了4本书，中国引进了3本。根据版税的显示，到2014年6月底，何伟的4本书在美国一共售出38.5万册；从2010年他的作品被引进到中国大陆，四年时间销量达50万册。在美国，这个销售数据已经让他成为美国十年来书写中国题材的大众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他用温和而乐观的故事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他们很熟悉这样的故事——霍肖雷·阿尔杰式的美国梦。而在中国，更是从来没有一个把中国作为书写对象的外国作家，被如此追捧——何伟成为了American Hero in China。        

        但是张彦也发现，何伟处在一种微妙的语境中。        

        在张彦看来，何伟并不能被视作记者，虽然他为《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等媒体撰稿报道中国。对于何伟来说，他有一个对中国的基本理解，这个基本理解在他的写作中占有首要位置，而新闻是次要的。在张彦的观察中，大多数非虚构纪实作家，惯常的操作方式是先给媒体撰稿，然后将稿子汇编成书。但是何伟不同，在他为《纽约客》撰稿的时候，这些文章本身对他来说并不是首要的考虑，相反，他已经先有了书的构思，那些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都深涵着他对中国的想法。   

    

       何伟理解中的当代中国，从1990年代到千禧年的前十年，整个国家前进的推力并非来自那些举国皆知的名人或者是戏剧性的新闻事件，而是来自亿万人摆脱贫穷的划时代运动，他们从曾主导中华文明的乡村中走出来。这意味着个体的觉醒，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空间中，人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愿景和目标，并去追求。虽然，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公共领域不乏体制外的声音，甚至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但是何伟并不书写他们。

        对何伟来说，这些人可能很崇高，但是对于中国发展的成就来说，他们发挥的作用是边缘性的，他们的遭遇仅能证明这个国家的敏感，但是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这个更为重要的事情，并没有发挥作用。相比于埃及，中国的精英政治，尤其是那些非体制内的精英，没有那么重要。何伟观察到，不管是他曾执教的学校，还是他驻扎7年的乡村，或者是在城市中，有一种相同的模式显现出来：最有才干的中国人，要么被执政党吸收，要么默默地远离政治，那些公开持不同态度的人，是上访者或者其他边缘人群。他们或者很有故事，他也会因此深度书写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推动事件的发展。        

        当以上理解贯穿在何伟的书写中时，他所讲述的普通人的故事，一方面感动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似乎也让一些中国读者的期待落空。        

        张彦的文章描写了2014年9月份何伟与刘瑜的对谈。在张彦的描述中，刘瑜更愿意谈敏感的公共话题，而何伟则坚持他只是一个观察者，他的书视野宽泛，却鲜涉政治。在对谈中，他谈埃及，比较开罗和北京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埃及革命失败。当一定要谈中国时，他以相当乐观的措辞称赞他的听众，这些年轻的白领，认为他们是个人主义的一代人，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他说，他自己的目标是观看和描绘。台下人们窃窃私语表示赞同，一个26岁的计算机程序员说，他不喜欢外国媒体上对中国的刻画，但是他喜欢何伟，因为“他不评判，这正是我想要的”。       

        不是所有人都不想要“评判”，对谈的最后，一个听众站起来说：“难道你的写作不应该比仅仅描写有更多的东西么？难道你不应该尝试救助人们？”她有一些愤怒。张彦说，他也常听一些中国记者认为，希望何伟最终能处理一些“现实”话题，而不是仅仅写小城故事。        

        但是张彦在文章中，他表达了些许遗憾，似乎这一部分中国读者仍没有完全理解何伟。这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媒体对何伟的采访中。2014年9月何伟来华，在单向街空间接受了媒体的群访，记者们问各位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怎么看待转基因、他书里面写在餐馆吃到老鼠肉是不是想反映中国的黑暗面、他的孩子好不好，或者非虚构写作的技巧……没有人问他写作后面的政治思想：比如，为什么他不写非体制内。        

        “刻板印象”让一部分中国读者无法很好地进入何伟的作品。同样，“刻板印象”也让美国的另一位非虚构作家没有让自己的作品进入大陆。何伟在美国的尬尴，来自于一场让人烦恼的激烈讨论：西方作家如何应对中国的出版现状？美国图书奖获奖作家欧逸文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一纸声明，让何伟无法回避。欧逸文没有出版《野心时代》的中文简体版，认为“会误导对中国显现在当代世界中样貌的认识，而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作出根本性选择的时刻，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发表了相反观点，认为“持续对话”才能让限制不断被超越之后，何伟也在《纽约客》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出版环境，比很多外人想象得要宽松得多，具体执行的人，也在努力尽量较少动作。在何伟的网站上，他将已经在大陆出版的三本书与英文版有出入的部分都挂了上去，比如《江城》，只是略去了一些涉及前领导人的内容。       

        张彦对比了《奇石》中政治性最强的一篇《海滩峰会》，发现只少了几句话。另外只是一些很好的改动，缓和了语气，如在提到北戴河的时候，用 “location” 代替了政治意味更浓的用词。这些改动固然也是重要的，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篇文章着重的部分，老工人嘲笑和何伟在一起的警察并表示他站在何伟一边，并没有任何改动。改动后的译稿仍然揭示了在何伟不同视角下中国人的生活，这不是已经够棒了么？      

        20年前的那次贵州之行后，回到北京，张彦还是写了一个因为太穷而住在猪圈里的悲惨的中国女孩的故事，这个故事迅速获得编辑和读者的认可，但是他却感到有点不对劲、不舒服、烦恼，因为认可来得太廉价，他写的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记录现实也需要一套伦理的行为守则，而不是用一套取代另一套。        

        反过来不禁做同样的感想，我们对外国人写中国主题的书抱有的期待是否纯正？到底是想借助文化差异以便看到我们看不见的视角，在“视差之见”中启发认识，还是只想借他们之口说出我们说不出或者不方便说出的“真相”？        

        迎合或者拒绝，读者可以选择，书写者也应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