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罗斯：全世界美丽孤儿的偶像，22年后要出原创专辑

1965年6月的一个晚上，底特律东北部的纯白人社区Grosse Pointe，威尔森夫妇为18岁的女儿克里斯蒂举办了一场豪华的成人礼派对。这场欢宴花掉他们8.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近70万美元）。宾主喝掉20箱法国香槟，数百枝蓝色鸢尾、数千盏意大利灯和几万朵黄色塑料花浪掷在湖滨乡村俱乐部，把它变成一座法式花园。所有的墙壁都消失在奥地利产的金色护墙板和闪闪发光的镜子后面。

这一晚在底特律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上占据独特地位。济济一堂的白人宾客中，出现三位黑皮肤的年轻女性。因为18岁的克里斯蒂喜欢她们，她的父母又一贯无法拒绝女儿的要求，这才出现这番罕见景象——以21岁的戴安娜·罗斯为首的黑人女子三人组合The Supremes应邀为这场成人礼派对助兴。第一次，一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图文报道了白人工业巨子和摩城代表的黑人文化身处同一物理空间的景象。

The Supremes

这个夏天之前，The Supremes已经是美国最知名的组合。成员戴安娜·罗斯、玛丽·威尔森和弗洛伦丝·巴拉德来自与Grosse Pointe十英里之遥的Brewster-Douglass社区。这里最早是底特律政府为贫穷的工人阶层设计的廉价房，需要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位拥有工作才能申请入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该社区由于入住条件放宽而导致犯罪率上升，不久沉沦为犯罪天堂。有一天，三个男孩登门拜访戴安娜·罗斯，以男孩组合The Primes的身份邀请戴安娜、玛丽和弗洛伦丝做他们的“姐妹组合”。他们引见姑娘们加入摩城唱片，三人组在全城唯一一座录音棚为大牌们伴唱数年后，拿到摩城的一纸珍贵合约。1960年代初，第一支热门单曲眷顾她们的时候，她们还只是高中生的年纪。1964年8月至1965年6月间，The Supremes已经手握五支全美第一单曲，以流行、时尚巨星的身份红遍全美。

1960年代是个旧船布满裂缝，松动和变化开始的年代。美国南方，黑人歌手仍经常需要走厨房边门进入俱乐部表演，在餐厅和旅馆“享受”隔离待遇。在富裕的北方工业城市，不止黑人，连上流阶层的白人也接受了The Supremes的音乐和形象。《纽约时报》采纳主流社会的观点，称她们为“摇滚组合”。从她们出身的社区角度，三位唱诗班女生的音乐无疑更接近“灵魂乐”。今天，我们把这支组合划归流行的范畴，将她们视作第一支黑人超级流行组合。

三人中，单飞踏上孤身星途的戴安娜·罗斯是发展最成功的一位。她从故乡的摩城起步，在54俱乐部（上世纪70年代纽约俱乐部文化的代表之一）被戴上“迪斯科女王”的桂冠，卖出1亿张唱片（1993年打破史上最成功女性音乐人吉尼斯纪录），影响过不计其数的人，被LGBTQ群体视作永远的偶像。

1981年5月，《Interview》杂志刊登了戴安娜·罗斯的封面专访

1981年5月，《Interview》杂志刊登了她的封面专访，采访者是安迪·沃霍尔。沃霍尔对她的一切都感兴趣，从发迹史、服装和舞台设计，保持身材和外表的秘诀，对电影和歌唱事业的看法，和孩子们的关系，洋洋洒洒一大篇。

2020年的Glastonbury因疫情取消，原定登台的戴安娜·罗斯把精力转向新专辑的制作。《Thank You》将是22年以来她的首张原创录音室专辑。完整作品尚未出街，封面上的戴安娜满屏黑色卷发，烟熏妆、红唇、强烈的面颊阴影。她活得够久，耐力强劲，活到2021年目睹她曾引领的流行几度回潮，自己依然在浪尖。

1970年，The Supremes最后一首冠军歌曲《Someday We'll Be Together》宣告戴安娜·罗斯离队。单飞后，她以更高的发鬓，更夸张绚丽的衣物亮相。沃霍尔问她：“你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的吗？”“是的，而且全部为手工缝制。我在服装上花了太多的钱。”

The Supremes本已是全美女性的穿衣榜样。各种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她们凭借对美的敏锐直觉和音乐天赋，以一次次充满想象力的亮相赢得无尽赞美。

FX的电视剧《姿态》深潜上世纪80年代纽约的LGBTQ群体文化，抖开裹住凌晨三点钟绚烂舞会的黑夜，把时尚先锋戴安娜·罗斯和她的拥趸们凝固在照片上的姿态活化为二十一世纪的新时尚。

当初，是安迪·沃霍尔的知识分子女同朋友们向他力荐戴安娜·罗斯。她们崇拜她，实际上整个LBGTQ群体都崇拜她。这份纯粹的景仰不仅仅因为她1980年的名曲《I'm Coming Out》，一举成为所有骄傲日游行的头号主题曲。

戴安娜·罗斯的身上，有少数群体、边缘人以及所有不想“合乎潮流”的人亟需的特质。她有逆流而上的勇气和绝对自信。1999年她告诉《倡导者》报纸：“爱就是爱，无需法律认可。女人、男人，随便什么人，应该无需一纸法律合约就能生活在一起。”

1979年7月12日，芝加哥科米斯基公园球场， 成吨的迪斯科唱片在爆炸声中灰飞烟灭。那一夜被称作“迪斯科毁灭之夜”。在恐同（迪斯科与同性恋文化之间渊源甚深）、对黑人音乐的反感、摇滚迷对迪斯科渗透的不满等种种因素的叠加下，两位芝加哥颇有影响力的摇滚乐迷号召只要带上一张迪斯科唱片来到公园，就能以95美分的价格购买一张芝加哥白袜和底特律老虎队的比赛门票。当晚，超过五万球迷涌入球场，迪斯科唱片被塞进一只1.8*1.2*1.5米的箱子里，在“Disco Sucks”的标语前被炸得粉碎。当年的7月21日，美国音乐排行榜的前六名都是迪斯科。这一夜过后的7月22日，迪斯科歌曲从前十名榜单中消失。风靡一时的迪斯科从主流音乐竞技场中销声匿迹，被视作“不酷”，转入暗夜中的俱乐部。歌手们不再以迪斯科的元素取悦歌迷，只有戴安娜·罗斯，于次年发布同名迪斯科专辑，里面包括《I'm Coming Out》及《Upside Down》两支名曲。

看过《姿态》的人会认同这个群体光荣的价值观。不管如何挣扎在温饱、账单、失业、艾滋的泥沼中，无论个体之间有什么恩怨，秀场都是他们把难题抛下的圣殿。想象力和美是这群暗夜才闪光的人的秘密武器，大杀四方人生的苦难。

虽然戴安娜· 罗斯是天生的女性和异性恋者，这个骄傲的群体依然奉她为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给予她“老板”（The Boss）的绰号。戴安娜·罗斯削瘦紧实的身形酷似《姿态》的女主角之一、芳华绝代的“母后”Elektra（多米尼克·杰克逊饰）。细看罗斯的脸，有种特异的极简。她的双眼和嘴型皆是两头尖梢，微微鼓起的形状，荡漾开的眉眼轮廓和法令纹-下巴，鼻子的形状，无不是这种形状的复刻。这张脸虽然有足够多黑人的特征，但极简的重复淡化了种族特征。她可以是任何人种，来自地球上的任何族群。血统的象征很容易被忽略，她绝不雷同的造型和姿态吸引全部的注意力。

戴安娜·罗斯知道，观众喜欢听老歌，爱看全新造型。所有工作中她投入最多的，便是《姿态》中那些人为之痴迷的人生奥义——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光彩夺目，将大千世界统统纳入舞步，定格在最光辉的一刻——Pose~~~~~

《姿态》里有一集，大家聚在公寓开派对，主题是观看追捕O.J.辛普森的电视直播。一群人在电视机前大呼小叫为辛普森的命运揪心。镜头拍到他的豪宅外围，有人说看看这条车道和整齐的灌木，O.J.根本不能算黑人了，他已经是个白人。之后案件的发展佐证了他们的观点，辛普森早就学会白人的那一套规则。他比他们玩得更好，深谙富贵和名声的驾驭法律之道。

那么在这群饱受艰辛之人的眼中，戴安娜·罗斯是黑人还是白人？她拥有庞大团队，光巡演乐手就有二三十人，还有工作人员、签约艺人一大票人需要她负责。她很自律，吃得很少，健身、跳舞、设计服装和舞台，似乎没有成瘾的烦恼，事业常青，胜过绝大多数黑皮肤和白皮肤的同行。这或许让她看起来更像白人。另一方面，她像“母后”Elektra有强烈的家族观念，像照顾“家人”一样关照团队成员，忠于酷儿们不以血缘分亲疏，在艰难世道创造家庭、文化、传奇的精神。

她是黑是白还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