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法国教授：二战期间上海法租界是如何维护安全的

        2015年4月23日上午，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柯蓉（Christine Cornet）教授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会议室演讲，题目是《1937—1945年上海法租界的战时管理》。讲座用法语进行，由法国里昂东亚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喆现场翻译。

        柯蓉曾服务于法国外交部，担任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负责图书出版和人文社科事务。她先后用法文出版了多种有关上海史的研究著作，如《中国的国家与现代化：江南造船厂，1865-1937》（Editions Arguments出版社，1996）、《上海法租界的图像编年史，1840-1937》（Éditions Scheibli出版社，2003）及《水上人家》（Bleu de Chine-Actes Sud出版社，2005）等。

        讲座标题ppt上写的是“1937-1945”，实际上所讲的内容延伸到1946年以后。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东亚地区“高歌猛进”，上海再次处于“戒严”状态。为了强化租界防御，法租界当局增强了武装力量。自义和团运动和在天津常驻军队以后，法租界的防卫任务通常由警察和驻军共同承担。当时驻扎在上海的部队由第十六殖民地步兵团（RIC）第二连和一个轻型坦克连组成，由步兵团的一个中校担任指挥，他的头衔是上海法军分遣队指挥官。

        所谓殖民地步兵团，当然服役于被殖民地区，维护法国在殖民地的秩序。虽然中国并不是法国的殖民地，但殖民地步兵团的存在使上海法租界也包括在法国的殖民体系内。殖民地步兵团成立于1901年，前身是1900年创建的法国第十六海军陆战队兵团（RIM），在中国服役的士兵主要由越南南圻和北圻的成年男性组成。当时越南分成三个“省”：北圻（东京）、中圻（安南保护国）和南圻（交趾支那）。驻华步兵团士兵的帽子和头盔上都有锚状图标。

        1937年的上海有300万人口，其中法租界居民有70万。由于冲突数量不断增加，法租界从20世纪初就不断加强各种警备力量。据调查，1937—1939年法租界的市政警卫队队员，主要由中国、越南北圻、俄国和欧洲籍的人员组成，但欧洲籍和俄国籍的人数都没有增加，分别是148和377人，而中国籍队员由1937年的1674人增加到1939年的2074人，北圻籍则由533人增加到900人，增幅最大。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法租界加强了警备力量。在法租界东区，驻华远征军（士兵来自北圻）一营封锁了与华界交接的地区；在西区，部署了驻华远征军二营；中区的保卫工作由第十六殖民地步兵团第二连负责。1938年8月1日，为了加强这三支部队之间的协调和行动效率，整编委驻华殖民地混合步兵营（BMICC）。

        同时，一些陆军部队、驻华南轻型坦克连以及这些部队的支援分遣队（后勤、炮兵、医疗、财政）也来到上海增援。法国海军还派遣了几艘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以此彰显法国力量的存在。这几艘军舰组成法国远东舰队，在中、日、越之间的海面上来回巡弋。

        大体而言，军队负责法租界边缘地区的防卫，警察则保障法租界内部地区的安全。

        由于中日战事爆发，闸北（主要战场）和虹口、公共租界北部及东部成为日军的攻击对象。而位于上海南侧的法租界基本上避开了战火，1937年8月14日发生的大世界爆炸案以及日军对南市的轰炸，是仅有的波及法租界区域的战事。尽管如此，法租界还是严阵以待，加强设置了铁门、掩体和隐蔽处。因为法国拥有天主教在华保教权，便在徐家汇开辟了一个军事缓冲区，阻止日军侵占该地区。

        因为法租界相对安全，大量灾民涌入。据统计，到1937年底，来自闸北和虹口的70万难民进入法租界。租界当局采取各种措施，其中14万人安置在难民营，25万人安置在由饶家驹神父（Jacquinot）设立的南市难民区，但仍有75000人没有庇护之所，成为影响租界秩序和安全的隐患。

        然而，1940年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同时成立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亲纳粹的“维希法国”。而戴高乐将军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抵抗德国的侵略。这样，在上海的法国居民也分化成亲贝当派和亲戴高乐派，幸好军人和警察中这种对立不甚明显。不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是否应该放弃上海的法租界而而并入公共租界？是否可以对法租界弃而不顾？是否应该服从法国的命令，将他们的命运和印度支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驻军士兵都认为上海是印度支那的前哨战，如果要保卫印度支那的利益，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守卫这座城市。如果离开上海，则是将前哨拱手让与敌人的行为。

        1943年1月24日，法文《上海日报》刊登了法租界当局将于7月31日“归还”租界的消息。在汪伪政权的规划下，原法租界地区成为陈公博治下的“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在“归还”租界之后，被雇佣的法国人、俄国人、北圻人理应由各自的领事馆负责接收。但由于当时仍处于战争状态和维希政府的倒台，信息不畅，并没有军舰来运送这些男性职员及其家眷。这样一来，大部分北圻警察都失业了，只有少数法国警察被保留在“上海特别市”的警察队伍里。

        于是，越南北圻籍警察在1943年8月组成北圻补充营。由于生活日益困难，营中人员消极怠工、时常缺勤，等待遣返，在前警察和士兵之间、北圻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到了1945年，法国人和越南人之间的信任已不复存在。加上日本人的挑唆，最终酿成数起摩擦事件。

        1945年5月18日，前北圻警察与欧洲高中生在中法大学足球场进行足球比赛。期间，因一位法军士官的儿子在场上故意犯规，于是北圻人动用警棍作为回应。日军介入纷争，但采取的是拉偏架的手段，反而激化了矛盾。

        日本投降后，遣返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实际上，早在1942年，法租界当局就提出了遣返问题，并在市政官员和警察中有过一次调查，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职员在“归还”租界后的去向：是去其他殖民地找个职位，还是回法国谋生？但直到1946年以前，由于海洋通路被切断，无论是北圻人还是法国人的遣返工作，都无法顺利展开。到1946年7月，850名北圻人乘中国船只被遣返，剩下的370人则在上海待到1946年底。最后一批迟至1954年才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