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伊恩·布鲁玛：我不认为东亚会点燃一场世界大战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零年：1945》的中译本来得正是时候。今天评价国际冲突时倾向于诉诸武力的年轻人，通常不明白战争为何物。布鲁玛选择了1945年这个战争结束的欢腾年份，通过亲历者的眼睛和回忆，带我们回到战争的年代，体验当时的人心百味。庆祝胜利的大氛围中，有正义的清算，也有可耻的报复，有英国的阶级觉悟，也有美国的冷战盘算，而战争痛苦记忆的阴影，至今笼罩东亚。在二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时刻铭记乔治·马歇尔的名言：“人类打赢一场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防止它发生。”（The only way human beings can win a war is to prevent it. ）

伊恩·布鲁玛1951年生于荷兰海牙，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观察家》杂志编辑，《纽约书评》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也是东西方关系国际评论家中的一位先驱。现任美国纽约州巴德大学民主、人权与新闻学教授。图为澎湃新闻李媛绘

        澎湃新闻：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彻头彻尾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相较之下有了意义，因为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且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有福利国家、经济增长、欧洲联盟……您本人就出生在战后的繁荣年代。那么是什么动因促使您回望战后零年，去反思战争及其后果呢？

        布鲁玛：因为近年来鹰派渐多，他们时常主张打仗并且真的去付诸实施（例如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阿富汗战争），而这些人通常自己并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战争记忆，所以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后果的书。小布什政府的主要成员中只有一位经历过战争：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去过朝鲜。那些把战争看成快速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人，往往会忘记，即便正义的战争（比如打败了纳粹德国的二战）也会涂炭生灵：社会分崩离析，之后常常导致内战，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挨饿受穷，要承受可能一辈子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我的确很幸运，成长在战后的西欧，但那些在战后苏联成长起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澎湃新闻：您在书里提到战争刚结束时，您父亲回到学校，他战前加入的类似兄弟会的校园组织决定重启入会的整人仪式，于是您父亲又忍受了一遍各种折磨考验，但他不以为意，只为了能有回归正常生活的感觉。不过在其他地方，您也写到，有些经历过战争的人受不了日常生活的沉闷平庸，向往战场上与战友并肩作战的刺激（如《上海书评》2014年11月16日刊发的您为理查德·弗兰纳根的小说《通往北方的小路》撰写的书评《俘虏营里的隐喻诗歌》）。战争的面相往往复杂而充满悖论。那么您最感兴趣的是哪些面相？

        布鲁玛：我想你的问题是关于战后时期，而不是战争本身。如果你要问的是战争本身，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人们在战争中面临的道德困境：要不要抵抗？要不要冒着牵连家人的危险去帮助抵抗者？如果抵抗者使用的暴力反超了侵略者，那么抵抗行为是否还有合理性？

        战后的主要问题除了重建被拖垮的经济、喂饱挨饿的人民之外，是要在正义与和解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要重塑社会，你需要得到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同意和配合，这就包括许多在战争中曾与敌方合作，或是被迫为敌方工作过的人。如果你企图清洗或是追究所有通敌者，社会就会四分五裂。但如果你不追究主要通敌者的责任，人民会觉得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所以法国这一个案就很有趣。战时法国的半壁江山由亲法西斯的傀儡政权统治，许多法国人都支持与德国合作的贝当元帅。在德国战败后，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内战。于是戴高乐将军在战后为了联合所有法国人，索性假装所有人都是反对纳粹的爱国者。只有到了1960年代甚至更晚，法国战时的真实历史才慢慢浮出水面。不过等到那时，内战已无可能再发生了。

        如果说德国和奥地利惩处的战犯太少，可能也没错。因为在冷战时期，美国庇护了部分纳粹战犯，因为美国人觉得他们对付共产党有一定的经验。联邦德国也是反对苏联的重要盟友，所以1940年代末追捕惩处战犯的热情就渐渐熄灭了。

        于是这种情况会让人们觉得正义未能充分伸张，尤其在德国。不过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真实的，那就是不少战时的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成了忠实勤劳的好公民。清洗和复仇一样，往往会导致反清洗。有时和平的代价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澎湃新闻：盟军对德累斯顿的报复性轰炸在当时看来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对这次轰炸的批评越来越多，以今天的标准看，它更有可能被划入“无意义的暴行”这一范畴。人们对二战的观念一直在演化，二战结束七十年后的今天，最显著的态度变化是什么，将来还会有怎样的变化？

        布鲁玛：即便在当时，对轰炸德累斯顿也有疑虑。丘吉尔几乎立刻就感觉不妥。一些德国民族主义者也喜欢用德累斯顿轰炸来为德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寻找相对主义的借口。他们忘记了，轰炸德国的城市无论多么值得谴责，依然是战争行为，而这场战争正是德国人自己挑起的。它不能与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对无辜人民进行系统化的大屠杀相提并论。

        而这直接导致了欧洲对二战的观念的重大转变。犹太人大屠杀直到1960年代还不太有人提起，那之前对二战的讨论多半是以军事术语进行的。今天，大屠杀是二战最广为人知也最频繁讨论的话题。

        如今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占领区（从挪威到匈牙利）当地人口的积极配合，纳粹德国是无法实施大屠杀计划的。我们也知道日本在亚洲的侵华战争加速了去殖民地化的进程。如果没有西方帝国的欺凌、日本人的侵略，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马来西亚的民族独立不会来得这么快。毛泽东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澎湃新闻：读完《零年》的一大感受是，您试图重建的是1945年人们的感受，而不单单是历史事实。这一重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布鲁玛：的确，我对个人故事的兴趣要比对宏大历史的兴趣大。大历史关注的是战时领袖的会面之类的大事件，过去已经有许多叙述了。我想让读者去体验度过那段日子之后到底是什么感觉。

        最难的部分不是写作本身，而是整本书的结构，如何组织章节，如何赋予全书一个连贯的形状。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考虑。一旦我脑中有了结构，写起来就很快了。

        澎湃新闻：在《零年》中，埃德蒙·威尔逊、斯蒂芬·斯彭德、永井荷风和其他文学人物常常成为故事的叙述者。您从这些文人的叙述中看到了什么？

        布鲁玛：我是有意避开引用专业人士、历史学家的叙述。我希望能带领读者设身处地去感受当时的氛围。所以我只引用在场者的叙述、回忆录、小说和日记。有时候小说可能更能揭示真实，我引用的小说都是那些真正经历过战争、有战争记忆并且文字极佳的作家写的。

        澎湃新闻：您时常写到战时和战后的情欲，有女性通敌者，有占领军的性优势，还有战后对德国女性的报复性强暴，日本的潘潘女……性到底在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布鲁玛：首先，性被当成了一种武器，一种暴力形式，占领部队往往会对被占领地区的女性进行性规训。强奸是羞辱敌人的一种方式，不光是对妇女（她们往往遭到最恶劣的对待），对男人也一样。

        不过强奸在许多占领军眼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残酷的军官往往告诉下级士兵要蔑视当地人，不要把他们当人看。日本侵略中国时即是如此。日本士兵被自己的上级虐待，同时又被允许甚至鼓励去随心所欲地虐待中国人。这在中国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导致中国的抗日力量不断强大。作为权宜之计，日本军队指挥决定设立专门解决军人性需求的妓院机构，强迫韩国、中国和东南亚的妇女去当慰安妇。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胜利一方的外国士兵（尤其当他们是以解放者身份出现时）相对更富有时——比如在欧洲和日本的美国大兵——也会吸引许多姑娘。他们带来了双重解放，军事解放和性解放。他们解放了被占领的国家，还让许多女子品尝到了一种全新的自由滋味。本地男子对这种事儿通常不太高兴，尽管他们也是被解放的对象。所以在欧洲的盟军和当地男性总有点儿紧张，虽然盟军来打跑德国人的时候可是相当受欢迎的。

        还有一种带有性成分的是对战时通敌者的报复。在战后追究或起诉通敌者时，总有不成比例的女性，因为她们和德国士兵睡过觉。这些女性中很少有人是因为真心支持纳粹，不过她们的“横向结合”在当地男人看来是一种深深的屈辱，所以她们在战后必须被公开惩罚，而这些公开惩罚往往要比惩处那些通敌行为更加严重的人要严厉得多。

        澎湃新闻：在英国，一战耗尽了一代贵族青年，而二战一结束，赢得胜利的丘吉尔还是保守党党魁，人们就立刻投票把保守党踢出了局。战争往往会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那么谁是二战最大的受益者？是欧洲左翼还是美国右翼？还有中国？

        布鲁玛：前面提到过，毛泽东肯定是受益者。国民党气数已尽，在经历了多年的流血战斗、腐败和经济崩溃之后，早已人心涣散。共产党更有纪律，有更好的领导力，而且知道如何精确打击国民党政府的薄弱之处。在欧洲，左翼风光过一段时间。之前被占领国的保守派基本都沾上了通敌的污点，而大部分反抗纳粹的抵抗组织都是由左翼领导的。在英国，战争让士兵们有了更多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想再回到战前等级分明的阶级秩序，而出身贵族阶级的丘吉尔正是等级秩序的代表。

        然而等到冷战开始，在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韩国的保守派精英就开始卷土重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可都是和日本军国主义或欧洲法西斯主义同床共枕过的。不论如何，西欧的社会民主派作为抵抗纳粹精神的遗产，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苏联显然也是二战的受益者，它很快成为主导世界的两巨头之一，另一个当然是美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了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主导力量。

        二战的其他受益者包括一些前殖民地，被日本占领后迅速脱离了西方帝国的奴役。不过它们在日本统治下受的罪一点儿也不少，而且之后的独立斗争也异常艰苦，以至于我很犹豫该不该称它们是“战胜国”。

        澎湃新闻：二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东亚。东亚各国之间的仇恨很容易被点燃，各国政客出于政治需要都在不断歪曲历史。对于今日脆弱的中日关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不该做什么？

        布鲁玛：因痛苦的记忆而导致的仇恨很明显是东亚政治的要素之一。但我觉得中日之间的敌意，既关乎历史记忆，同样关乎国内政治。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商业机会，其中包括日本，而日本的官方意识形态愈趋民族主义。中国的反日情绪时不时地会调动一下，但情绪又决不能像“五四”运动那样激烈发展到危及自身。

        在日本，民族主义是被右翼煽动的，他们从来不喜欢美国占领时强加于日本的战后秩序，尤其是美国人制订的和平宪法。右翼民族主义包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等举动，不光光是针对中国，也是针对日本国内的自由派和左翼。民族主义者想要修改宪法，使日本转向更为保守的政治。历史修正主义就是这一政治图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的“辩论”其实是对日本宪法的辩论，对美国强加的战后日本秩序的辩论。

        很明显，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来说，让这些紧张上升到武力冲突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更多地去理解邻国的政治会有一定帮助。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地面对历史，不要把历史当成政治宣传的工具。

        澎湃新闻：您好像一直对人类是否能够做到以史为鉴、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表示怀疑和悲观，那么您觉得人类会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如果是，最可能的导火索是哪里？亚洲还是伊斯兰世界？它和前两次大战会有什么不同？

        布鲁玛：目前看来，最危险的地区可能是俄罗斯和东亚。中东虽然被局部战争搞得四分五裂，但这些可怕的冲突不太可能超出区域范围导致大型战争，即便在欧洲和美国，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如果以色列和美国愚蠢到与伊朗开战，这必定会导致巨大的暴行，但我还是怀疑它是否会升级为另一场世界大战。

        同理，我也不认为东亚会点燃一场世界大战。任何一次愚蠢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中日紧张加剧，达到燃点，但这肯定会自动牵涉美国。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美国会在事态失控之前约束日本。而中国肯定无法从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不过话说回来，战争是可能从小事件引发的，想想导致了一战浩劫的，是萨拉热窝一个小青年刺杀了斐迪南大公。

        无论欧盟还是美国，都不会有胃口为了克里米亚或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开战。但普京在玩很危险的游戏，不断得寸进尺，想测试靠武力和威慑能走多远。外界很难知道领导人的真正想法，尤其在舆论被限制的国家。普京可能会犯许多威权国家领导人犯过的错误，假设民主国家太过软弱老朽以至于无力打仗。他可能是对的，但这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挑衅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战争就会自动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已在1940年之后的历史中上演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