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崇强力到甘为“仆人”：一个“反动文人”的一生

        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近年来对 “学衡派”（肇始于南大东南大学时期）的研究用力甚勤，成绩斐然。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的《民国大学的文脉》，以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北大和南大（于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诸时期）为中心，将两校的发展与思想的新变、文学的转型、不同学术群体的创设乃至南北学风的对立与互动联系起来，从“双核”运行的角度，对晚清至当下近百年来思想学术与文学的流变做出了整体的观照，且文中不乏创见，隐然已成一家之言。这让我想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资料室里有几百本陈铨先生的外文藏书，而陈铨是“学衡派”主将吴宓在清华的高足，也是沈先生厘定的后期“学衡派”的重要分子，如能翻检其外文藏书，或许有助于对“学衡派”的研究。

        1909年出生于四川富顺的陈铨不仅是现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还曾是我现在所执教的同济人文学院的前辈和创始人之一。他曾先后在清华、美国欧柏林学院和德国基尔大学求学，并于1933年以《中徳文学研究》一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他相继在武大、清华、西南联大、中央政治学校等校任教。1946年8月，同济自四川李庄还校沪上后即创建文学院，而其时陈铨自重庆抵沪任职于《新闻报》资料室，旋亦入同济文学院德文系及外语组任教并兼主任，直至八年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方调南大外文系执教。但这是我2007年秋自交大调到同济工作后才知道的。那年冬天，陈铨的女公子陈光琴女士将其所遗留的数百本英法德俄藏书捐赠给人文学院。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大学时就已经知道了陈铨，但现代文学史上的陈铨的形象却是一个“反动文人”，原因在于他是四十年代拥护国民政府的“战国策”派的主将，而且，还写下了歌颂国民党特务抗日的话剧《野玫瑰》。不过，那时我已经开始对教科书上的东西将信将疑，因为好奇，就找来《野玫瑰》翻了翻，觉得《野玫瑰》里的人物设置比较奇特：国民党美女间谍“野玫瑰”夏艳华为抗日，不惜使用“美人计”嫁给汉奸王立民；汉奸王立民不仅对夏艳华有情有义，而且爱女如命；王立民的内侄刘云樵更出人意料，他竟然既是夏艳华的前男友又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三角恋”加上“谍战”所掀起的情节，真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当时我正处于读书不求甚解的年龄，对西方哲学、文学理论更感兴趣，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则不愿深究。那时，校园很流行萨特、尼采和弗洛伊德，三联书店出版周国平翻译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几乎人手一册。这不仅因为尼采的文字犹如散文诗一样优美，充满格言警句，很对文学系学生胃口，更关键的是，他所倡导的酒神精神也很符合大家追求个性的需要。可惜，当时我们并没有把陈铨和尼采联系在一起。当然，在那个时代，就是把陈铨和尼采联系在一起，多半给人的印象也是负面的。就像那时我们所知道的“学衡派”和吴宓，都是鲁迅在《估学衡》中所贬斥的反面角色：“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会认为吴宓等人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精神有何可取之处。老师给人的印象尚且如此，弟子陈铨就更不用说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陈铨也曾是尼采的拥趸。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他陆续写了《从叔本华到尼采》（1936）、《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1937）、《尼采的思想》（1940）等多篇文章，以系统介绍尼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1940年4月，陈铨与一同任职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好友雷海宗、贺麟、林同济以及何永佶等人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主张在抗战这样的民族存亡关键时刻，要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而这个观念背后就有尼采的影响，如《战国策》的“启事”中即言：“本刊自出版以来，蒙社会人士不吝指教，且拳拳以本刊主旨及发刊词垂询。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 politics）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兴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以‘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58页）这段短短的文字明显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其中既有尼采对“强力”的推崇，更有对其所言的“大政治”（great politics）的改造和引申。从中亦可看出，陈铨希望在二十世纪这个新的“战国时代”里，中华民族能够通过这场战争汰旧革新，如凤凰涅槃一般重获新生。这其实也是他的朋友共同的心愿，如雷海宗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里亦认为，“这（抗战）可说是我们休养生息了两千年的元气，至此拿出与亘古未有的外患相抗。”（温儒敏，丁晓萍，《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65页）而何永佶这位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把这个观点说得更是形象，他在《大政治》一文中指出，中国认为天下是个“信义和平”的世界是个“小政治”（lowpolitics），或“金鱼缸里的政治”，但国际政治乃是“大海里的政治”，即“大政治”，“不能伟大，便是灭亡”。中国已如离开鱼缸的金鱼，在大海里面对各种凶猛的海狮、海豹之类，自然当奋力抗争。而在《战国策》的一众人等中，真正有能力将此“主旨”化为文艺作品的就是陈铨。作为吴宓的爱徒，早在清华读书时陈铨就已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后又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如《革命前的一幕》《天问》等，那篇在抗战中享誉一时的《野玫瑰》就是在此种背景下产生。

        1941年5月，陈铨应联大学生剧团之请，在日本人飞机的轰炸声中，躲进昆明的防空洞里，用三天的时间把自己的短篇小说《花瓶》改为国民党特工抗战锄奸的“军事间谍”剧《野玫瑰》。当年8月，昆明国民剧社将其搬上舞台后，迅即获得较好反响。陈铨的恩师吴宓看过之后也认为很好。因此1942年3月起，该剧又被重庆的剧团搬演，而此次影响更大，竟然一连上演十六场，观众几达万人以上。这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据主演美女特工夏艳华的著名演员秦怡女士回忆，1961年她在中南海见到周恩来时，曾观看过《野玫瑰》的周恩来仍盛赞其在《野玫瑰》中的表演，该剧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而陈铨本人也以该剧与曹禺的《北京人》和常书鸿的《油画》等一同获得当年教育部的年度学术奖的三等奖。获一等奖的是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冯友兰的《新理学》，二等奖有金岳霖的《论道》、刘开渠的雕塑等。若论这些奖项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大，恐非陈铨的《野玫瑰》莫属。这部戏之所以受人追捧，除了题材新颖，情节多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物个性的复杂。尤其是汉奸王立民，他不仅不是个脸谱化的人物，还是一个性格饱满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正是在他身上，体现了出了尼采的“强力意志”，他直言，“我从小孩起，一直到现在最恨人可怜我！我有铁一般的意志，我要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一个天下来。世界上的力量，能够摧毁我的身体，不能够征服我的内心。我要别人服从我，尊重我，我决不要人可怜我。”（于润琦，《陈铨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302页）而在戏剧最后，王立民也并非由国民党特工夏艳华和刘云樵铲除，却是自己服毒自杀，也显示出了他的追求“强力意志”的欲望。至于为了锄奸而变身为“无情女”的夏艳华也不无“超人”色彩。这也是陈铨该剧当年即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当时受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批评家反斥之为“裹着糖衣的毒药”和“散播汉奸理论”，甚至要求取消教育部的学术奖励并停演该剧。陈铨对此不以为然，一方面汉奸王立民只是他所创造的“个性人物”，另一方面他只不过是借汉奸王立民之口说出了他所服膺的尼采思想罢了。因为，既然敌人都服膺尼采思想，那我们当然唯有用更强大的“强力意志”来战胜他。舍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陈铨不仅有自己的独立的文学态度，更有自己独立的人生的态度。作为一名戏剧家，陈铨也常用戏剧来思考和表达自己的生活立场。在1942年的《蓝蝴蝶》的“序词”里，他特地引用了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场第七幕里的台词：“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本戏剧，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句台词也表明了陈铨本人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被抛到世界上的命运，也都无法逃避人生这场戏剧。或许是这句台词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共鸣，当年，黎锦晖还特地为这段“序词”谱曲，并由王人美演唱。那么，既然如此，在世界这个舞台上我们该如何自处？对此，陈铨在《尼采与红楼梦》里明确地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人生是一场戏，既然粉墨登场，要想下场不易，戏院老板和观众，都不允许，你为什么一定要固执不唱呢？尼采的想法，和曹雪芹不同。曹雪芹是主张不唱的，尼采不但主张唱，而且主张唱得异常热闹，异常精彩。到底人生的戏，应不应当唱，站在个人的立场，本来没有什么是非，站在戏园老板和观众的立场，恐怕就要赞成尼采，反对曹雪芹了。戏园老板就是‘自然’，观众就是‘社会’，自然赋予人类生命的力量，曹雪芹要压制他，社会需要天才领导，曹雪芹要毁灭他，自然和社会，怎样会高兴呢？”（《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289页）可见，陈铨是赞同尼采的观点的，不管人生这场戏剧是悲剧还是喜剧，是闹剧还是正剧，都要选择坚强坚持唱下去的，因为这是“自然”的力量，也即与生俱来的“强力意志”的驱使，也是“社会”的要求。而这就是尼采所弘扬的酒神精神，即使人生是个悲剧，也要演好它。

        可是现实的发展总是超越个人的想象。1949年，新中国建立。1952年院系调整，陈铨由同济调南大外文系工作。此时，南大德文系作为全国除北大外仅有的两家德文系之一，除了原来就在南大任教的商承祖、张威廉外，因并入了同济和复旦德文系的师资，如陈铨、廖尚果等人，师资之强，可谓一时之选。对陈铨这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南大也相当重视，除让其担任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还分配他一所很大的洋房。环境变了，时代变了，陈铨的人生观却没有随之改变，他依然想在新的舞台上唱好人生这出戏。他不仅热心教学，为了适应新时代，还自学俄语，翻译了苏联学者普里舍夫《德国文学概论》等。而由陈光琴女士捐赠给同济的藏书中就有不少俄文书，如曾写出《大雷雨》有“俄国戏剧之父”之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全集等。但这样的好日子却没过几年。1957年，他的老友王造时被划为“右派”，他不以为然，暑假在沪期间，依然与其往来，回宁后即被划为“右派”，并被转到资料室工作。尽管1961年他的“右派”称号即被解除，可还是给他造成了伤害。他一度因自己的著作无法出版而想离开南大，调到自己曾经兼过职的复旦去工作（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下）》，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413页）。殊不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的《战国策》时代的好友林同济当时即任教于复旦外文系，从1951年起就被迫检讨自己的“法西斯”思想，1958年，被划为“右派”。而陈铨的另一位好友雷海宗，1952年院系调整由清华到南开历史系工作，因在1957年谈到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恩格斯死后即未发展而被划为“右派”。而他的恩师吴宓和另一好友贺麟的日子也都不好过。此时此刻，陈铨纵然是上天入地，也都难逃一劫。对此，他显然也已明白。1963年的元旦，他写下了新年第一天的日记：

        早上八点钟才起床，开始度过这一个新年。我的心情是平静的，也可以说是麻木的，没有快乐，也没有哀愁。二年来，尤其是去年一年，已经渐渐的习惯，幻想常常破灭，痛苦感觉愈来愈不尖锐；现在已经有了把握，可以接受现实，收拾一切壮志雄心来……地度过这一生。文章，学术，生活，家庭幸福，社会贡献，让一切的幻想都收拾起来吧。让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吧。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何必自苦呢。（《陈铨：异邦的借镜》，第173页）

        很容易看出来，陈铨的这段话与之前他所服膺的尼采的思想截然不同，倒是更多地透露出了黑格尔的那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气息来，而陈铨似乎也摇身一变，变成了黑格尔的学生了。我这么说陈铨并不突兀，因为对于黑格尔，他不仅不陌生，反而相当熟悉。他在德国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在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理查德·克罗纳尔（Richard Kroner）教授的指导下研读黑格尔，他还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学会”，并在1931年发表过《黑格尔哲学对于现代人的意义》的文章。在他谈论尼采的多篇文章里，也经常拿黑格尔来做对比，但总体上来看，他对黑格尔以批评居多，因为他并不赞成黑格尔对现实的妥协思想，所以更推崇尼采的思想。其实，他的《野玫瑰》不仅有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思想的影子，也还有黑格尔的影子，该剧表面上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锄奸故事，但其内在的主旨恰是黑格尔所言的“实体性”的冲突，即“野玫瑰”夏艳华、汉奸王立民以及刘云樵等人围绕家庭之爱与国家之爱所产生的纠葛与矛盾。五十年代，陈铨曾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行了细致的研读并做了笔记，但如今只剩下一些残篇，包括《精神现象学》的“导论”，及“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性”等。当涉及黑格尔的广为人知的“主奴关系”的段落时，他写了这么几行字：

        因为两个互相对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的每一个自我意识，都必须努力去证明和坚决主张自己和另外一个自我意识是对立的，同时又是为它的绝对自为存在。那一种自我意识就走进了仆人身份的关系，假如它把生活放在自由的前面，因而表明，它没有能力，依靠自己为它的独立性，去摆脱它感性的有限存在。（《陈铨：异邦的借镜》，202页）

        黑格尔在“主奴关系”中谈的是两个自我意识相遇后所发生的境况，只有那个敢于把自己的生命拿来拼死一搏的人，才能成为“主人”，而那个不敢放弃自己的生命以拼死一搏的人就成了“仆人”。但相信陈铨此时所感受到的这种斗争却不是发生在两个对立的“自我意识”之间，而是“自我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冲突。对此，他选择了接受。因为，经历了1949年后的各种“运动”之后，他已经生活在对国家这个“主人”的“恐惧”中，只能“把生活放在自由的前面”，成为国家这个“主人”的一个“仆人”了。更何况陈铨并不是个不谙世事的书生，他的老友贺麟早在清华与其同学时期就对其明辨事理的能力赞誉有加，称“陈心好似大明镜，万事万理无遁形”。有意思的是，他对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翻译比老同学贺麟要温和得多。他翻译的是“主人和仆人”，而贺麟翻译的是“主人”和“奴隶”。这当然不是随意的翻译，陈铨之所以使用了“仆人”而不是在语义上更为严厉和沉重的“奴隶”，或许说明在他内心深处还残存着一丝尼采的精神，而他也只能以此来维护着自己仅有的尊严和自由了。从尼采的信徒转为黑格尔的学生，其间陈铨经历了多少生活上的磨难，又经历了多少痛苦的思想，已无人可以知晓。1937年，陈铨曾写就《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一文，他谈到若一个伟人要写传记，“他不要‘某某和他的时代’那样的传记，他的传记应当是‘某某反对他的时代’”，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说，“我们不要黑格尔，我们不要哈德曼那样的思想领袖，我们不要一切减少人类活泼力创造力的历史，我们要伟人，我们要人生。”（郜元宝，《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255页、258页）可现在，为了“人生”，他只能去“要”黑格尔，同时也只能写下一部“陈铨和他的时代”而不是“陈铨反对他的时代”了。当然，这只是我冒昧的揣测而已。同样还是在这篇文章里，陈铨曾警告世人，“公平判断”历史并不容易，因为历史本来就不是客观的，而且，对于前代的判断，也并不是后代必须做的工作。而我写此文，亦非为了“公平判断”陈铨及其时代，只是为了纪念一下历史上曾有过他这样的一个人罢了。

        1969年1月31日，陈铨终于在南大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不过，这辈子，他虽然受过很好的德国哲学的训练，也有很好的修养，但其最大最终的兴趣还是在文学上。这从他女儿捐赠送给同济的藏书中似乎也可见一斑，其中虽有英德俄等文的著作，但还是德文版的居多，而且大都是戏剧家和诗人的，如《赫伯尔全集》《歌德全集》《席勒全集》《海涅全集》《诺瓦里斯全集》及奥地利戏剧家阿达伯特·斯蒂夫特的文集等。这些书很多都还是花体字印成的精装书，估计不少都是陈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留学时买的。因时间久远，有的书脊已经脱落，书页也已经发黄变脆，但在翻阅这些书时，能忽然发现陈铨在书页上留下的写写画画的字迹，还是难免心情为之激动，亦为之伤感。

        几十年过去了。为了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登录南大外语学院网站，想找点陈铨的资料。我以为他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南大德语系的元老级人物、德国文学教研室的负责人，或许会有一些痕迹可觅，但德语系的介绍里却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而且，更加不可原谅的是，网站上居然把南大德语系创始人之一的“商承祖”教授的名字写成“商曾祖”。粗略至此，让人感到的已不仅仅是遗憾了。

        （因我不懂德文，故请我的博士生张璐和硕士生王姗姗帮我识读了陈铨先生德文藏书的书名，周兴兄亦帮我识读出戏剧家阿达伯特·斯蒂夫特之名，特致以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