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老牌上海人崇拜西洋，但仍保持中国嗜好

        【编者按】

        1934年，《新中华》杂志社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收到文章百余篇，茅盾、郁达夫、王造时、章乃器、沈志远、孙本文、吴泽霖、施蛰存、李石岑、林语堂等许多著名学者、文人撰文应征。编者从中选出79篇，辑为一书，名为《上海的将来》，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征文名为谈上海的将来，其实大多数人谈的都是当时上海的城市特性，正如本书序文所言：“上海的生活实富于变化与对比，有主人，有奴隶；有高等华人，有马路瘪三；有大量之进出口贸易，有大批倒闭之工厂与商店；对此富于变化与对比的上海生活，各人必可以其职业、家庭、生活、思想之不同，而各自具其特有之感想，或颂国际帝国主义之无疆，或咒民族资本主义之没落，或梦想金元铺路，或杞忧都市陆沉。”

        本书作为上海近代社会生活史的一份史料，具有珍贵价值。私家历史将陆续从中摘选若干篇目，以飨读者。本文为第三篇，谈老牌上海人和买办阶级。

谁是上海的主人？

        在银行家瞿荆洲眼中，上海的主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老牌上海人，他们熟悉上海的一切旧闻轶事，表面上接受了上海的西洋化，实则骨子里保留了许多传统嗜好；另一类是买办阶级，他们崇拜并讨好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和兴亡一概不关心，但却很迷信。上海风平浪静的外表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文化教育的忽视，对西洋的崇拜，对国仇家恨的冷漠……上海的未来无需畅想，从点滴小事中就能预见。

        瞿荆洲（1902-1992），黄梅县分路镇人，银行家、经济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商科大学。历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协篡、湖北省政府建设厅秘书、江西省米业调整处主任、江西裕民银行副总经理、中国茶业公司江西办事处主任、福建省银行协理等职。

        1949年与胡适、雷震等一起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1953年参与创办台湾中原大学，还曾任东海大学教授，行政院外汇贸易番议委员会普通输入番议小组召集人、行政院顾问、一生为台湾经济起飞做出了杰出贡献。著有《会计学纲要》、《非常时期之金融》、《荆洲韵语自选集》、《黄梅杂记》等。

        欲预测上海的将来，须明悉上海的现在。

        我居上海，为时不久，对于上海的现在，还不十分明了；但是我曾得着了一个绝顶的好机会，和几个真正老牌的上海人聚首，他们的一席话；不特暴露了上海现在的真相，且可据以推定上海将来的命运。

        所谓真正老牌的上海人，并不一定是上海的土著，他们是从外乡来的，他们初来上海的时候，南京路只有几家小店；新新公司那里，是一所什么新衙门，道路窄狭，仅容土车通过；跑马厅，那时候叫做“芦花荡”，低洼泥泞，乃一藏垢纳污之所；慕尔鸣路（编者注：今茂名北路，于191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筹建,1917年以外国人名命名为慕尔鸣路,1943年更名为茂名路,1946年改为茂名北路）以西，莽莽漠漠，人迹稀少。他们亲眼看着上海由荒芜而逐渐趋于繁华，曾亲身参加开发上海的工作。他们对于当代所谓闲人的嗜好和轶事侃侃谈来如数家珍。例如：上海第一号汽车的主人，曾经拒绝某外人以巨款来收买他那可作为古董的汽车；吟社的起源和射文虎对证古本之圈套；以及永安公司礼券销路远胜于先施公司，其理由是因为“永安”二字很吉利，而“先施”叶音之不大讨人欢迎。总之，他们熟悉上海的一切“门槛”和“掌故”。他们是上海的主人，什么新文艺、新思想、新杂志，办学堂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外乎到上海滩上混饭吃的一种勾当。你说他们迂腐吗？他们却崇拜洋人，他们的子弟大概多在洋行办事，是所谓买办阶级。你说他们洋化吗？他们却数典不忘祖，仍保持着浓厚的中国式的嗜好。他们谈到京剧，名伶之外，还提出许多票友；他们说，现在“花旦”人材太缺乏了，尚望这次来沪的某班中，蓄有后进，或可延剧祚于一线，否则……言念之下，若不胜唏嘘者。

        接着他们谈了一件有关上海的将来的事。就是最近有几家银行招考练习生，有些大学毕业生都名落孙山，这里有二个原因：第一因为有的银行，名虽曰招考，实际上只要出股本若干，即可推荐练习生一名；其次则是因为人浮于事，粥少僧多，慢说是国内的大学生，就是出洋留学得有学位回来的朋友，仍找不到噉饭地的，也数见不鲜。有一位老牌上海，看破了这种玄机，他决定不让他的“少爷”上学，准备把这一笔从中学生出洋的教育费，储藏起来，等到“少爷”到了相当的年龄，即将此款挪作股本，若照那推荐练习生的数目推算，他的“少爷”可作襄理或主任。

        这一段话，我认为是上海将来社会，经济，教育的一个恰当的法子。

        最后我要说到所谓买办阶级。他们崇拜外国人，是和老牌上海一样的，上面已经说过。有所不同者，他们不喜欢京剧，只喜欢跳舞，不喜欢胡琴和鼓板，却喜欢披雅挪（编者注：英文钢琴piano的音译）和梵阿林（编者注：小提琴violin的音译）。他们对于外国人并没有正确认识，只以为外国人比中国人阔绰，所以他们遇事穷极奢侈，奢侈得连外国人也要发笑。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凡不比他们阔绰的，虽骨肉至亲，亦视同路人，可是他们却服从“相命”“合婚”等迷信。中国的兴亡，与他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是住在租界上靠外国人吃饭，世界经济恐慌，他们不大开心，因为他们只拿“月薪”和“佣金”。他们也是上海的主人，上海是他们毕生滋长的场所。

        上海的现在如此，上海的将来可知。       上海的将来一定会没落？

        与地理学者葛绥成相同，历史学者郑师许也不看好上海的将来，甚至认为“一定是没落的”。他从自己的观察出发，以建筑物、统治权、战争史、交通史四个角度阐述了理由。

        郑师许（1897-1952），东莞人，原名郑沛霖。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历任国立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山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省立勤大学等校教授。

        旅沪十年间，他曾与翟俊千等创办建设大学。抗战胜利后回粤，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开设明清史课，并筹办东莞旅省中学。主要著述有《中国金石学概论》、《四部书斋文录》、《铜鼓考略》等。

        我今天早上到交通大学授课的时候，接到了新中华杂志社的一封征文启事，拟定了《上海的将来》这一个题目，要我说几句话。今天又遇见该社的编辑周宪文先生，讨论了一番。我以为上海的将来，一定是没落的。一般上海迷的朋友，请千万不要动气，待我慢慢地将我的观察所得的理由说了出来，请大家平心静气地去想一想。

        一，从现在的建筑物上的观察出来

        上海的投资者因为近几年来工商业不景气的原故，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地产和建筑上，于是新式的建筑日高日大，尤其是以经营公寓者为多。可是这样的房屋越高大，一般的平民越居住不起。南京路有如许的待租的空房子，就是上海没落的征兆。结果便成为一九二三年时的香港，有大部分的房屋没得人住，有大多数的人没得房屋住，而睡在马路两边的Sidewalk上。

        二，从上海统治权的不统一上观察出来

        上海本来已经有了一个特别市市政府，再来一个公共租界工部局，又来一个法界工部局，甚至有所谓的三不管的地方；行政上这样的不统一，于是上海便成为一个退伍官僚、阔人、流氓、盗匪、反动分子、金元的企图者、挣扎生活的农村逃命者等等的漏薮，大营其投机事业与享乐生活。加以近年来帝国主义者倾销政策的成功，我国工商业的日趋崩溃，将来的上海势将成为现在的澳门，将专靠那嫖、赌、吸、吃等不生产营业，以苟延它的残喘，我们只是看看在百业停顿的环境中，加速地开张着许多食物店、彩票店等等，便可预测它的将来。

        三，从过去的战争史上观察出来

        一二八以前的宝山路，可算是华界的八仙桥。今日我们试张目一看，满眼颓垣断壁；一九三六年太平洋上必然发生战争的话，如果属实，则黄浦江一带的高楼大厦，势难逃出东方图书馆的命运。

        四，从我国的交通史上观察出来

        犹忆宋室南渡以后，杭州成为最大的商埠，事见马哥博罗（马可波罗）中国游记；又其时，松江的华亭也为互市大港，宋孙觌鸿庆居士结集三十四，《朱公墓志铭》谓：“华亭踞江瞰海，富贵大家，蛮商舶贾交错于水路之道，为东南一大县。”其后均以其江流渐隘，商舶遂以远移。今者黄浦江日益污浅，显然是一种事实。只要看我们大上海的运动，市中心区移至密迩江口的江湾一带，就是预想租界没落的一个实在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