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去世，第一本反腐书曾4年“没出版社敢出”

        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4月23日下午因病在京去世，享年62岁。

        林喆在中央党校的同事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林喆在年前查出脑瘤，后住院做手术，手术后一直昏迷，23日下午去世。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人权室主任王立峰教授回忆，年前曾到医院看望林喆，聊得很开心，还开玩笑说，等病好了带她去打篮球。

        “手术完了以后，（她就）一直在重症监护室，3个多月了。中间也有过小反复，由于术后感染引起的发烧等症状，都克服了，结果昨天突然就不行了。”王立峰说。

        “昔日的一切悲欢、一切毁誉，一切恩怨，皆成永恒，只可追忆。林老师一路走好！”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谢晖23日晚在微博上表达哀思。

一

        林喆1953年出生于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占领南京时候，随军过江的父母便留在南京市委工作，南京的鼓楼医院成为我和妹妹的出生地。此后，全家便随父母的工作调动搬迁到无锡、北京、长春、上海等地。”林喆在自传式散文集《哲人之路》中回忆。

        书中写道，林喆的外公在学生刘瑞龙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受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并担任了南通市一至四届政协委员或常委。刘瑞龙是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在南通的外公和外婆培养了林喆的性情举止。

        “我家兄妹四人在外口碑很好，被公认为性情温和，行为规范，举止彬彬有礼，尊重师长，从不骂人和讲粗话脏话。”林喆写道。

        “小人书”成为林喆阅读的启蒙，她用外婆每月给的一元零花钱，看完了南通“这座城市里所有小人书铺里的书”，“这种学习奠定了我的文学基础。”

        在南通读了一年书，林喆又回到上海，继续读小学。

        林喆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无锡团市委书记、上海交通大学分校校长等职。

        据《环球人物》报道，“文革”中，林喆家三度被抄，全家六口人被迫从舒适的洋房迁到仅12平米的低矮民宅。走在路上，“狗崽子”的唾骂声也总是不绝于耳。每当这时，林喆总会小声提醒妹妹：“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把胸挺得高高的。”

        年少岁月，林喆脑海中形成了“公平”、“正义”的概念。在她看来，“这段经历可以解释自己对腐败导致的不公平等现象的天生敏感和激愤。”

        1969年，林喆加入到南下云南插队的知青队伍中，在玉溪的田间、工厂里接受锻炼。

        1978年，林喆考上云南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林喆调入上海社科院法学所，1998年获得了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调入中央党校。

二

        林喆在散文集的前言中写道，作者自幼受母亲和大哥影响，一心想成为哲学家，然而最后被称为法学家、人权专家和反腐专家。

        1992年，林喆迎来自己的转折点。《环球人物》记录下了当时的故事。

        那一年，林喆偶尔参加上海社科院定期主办的内部通风会，大概有20多名研究人员、老干部与会。会议通报了当时全国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贪腐数额之巨大、情节之严重，显然大大超出了与会老干部的想象。通报结束后，会场陷入了沉寂。

        许久，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站起来，颤抖着嘴唇发问：“战友们，怎么办？”“杀！”一位白发老人紧握拐杖用力往地上一戳，低沉、苍老的声音从喉咙里传出，在不大的房间里撞击、回响。

        林喆被这一幕惊呆了：“我当时就想，得研究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些老人痛恨腐败怎么到了如此程度？”

        这个念头在林喆脑子里浮现的第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的约稿信为她提供了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契机。

        《南方周末》曾经报道，林喆在1993年完成了名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描述权力变异和腐化的过程，然而，“没有出版社敢出版这本书”。

        书稿开始在全国“旅行”，一直到1997年。这年初，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不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查处。

        大环境最终投射到学界，包括林喆的书稿在内有大约16部反腐书籍在当年出版，大超以往。

        这本书的出版，成为林喆反腐学术生涯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之后，她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权力走向腐败的过程”转移到对腐败犯罪这一腐败的极端形式的关注上，并相继出版了更多的反腐著作。

三

        被称为反腐专家的林喆，信箱里总是会塞满各地寄来的上访信。

        她在中央党校的同事告诉澎湃新闻，林喆总会一封封拆开读，“她很直率，也很热心。”

        这位同事说，在住院期间，林喆还给医生提供法律咨询，帮助解决医疗纠纷。

        王立峰形容林喆是个透明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言行一致。“在学术会议上，她总是踊跃发言，往往是滔滔不绝刹不住车，总要有人提醒她。”

        《环球人物》则描述林喆几乎不结交官员朋友，因为“无事可求”，更因为多年的反腐研究使她对一些官员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有官员想和她拉近关系，她总不忘提醒一句：“小心哪天成为我案例的主角。”

        在中央党校给一些厅级干部讲反腐问题时，她会告诫：“一定不要买官。如果想买，实际上是虚设了两个前提：一是卖官者不会出事，但他不仅卖给你，也卖给别人，出事是必然的；二是一旦出事他不会揭发你，这也不可能。盗亦有道，但贪官无道，为了减轻自己的处罚，他必然会把你供出来。”

        作为一个反腐败研究学者，林喆最大的感受是“焦虑”。

        《南方周末》写道，她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没讲司法腐败，因为当时觉得司法是底线，后来司法腐败出现了。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没写学术腐败，“现在也经常有人提起学术腐败”。

        不断出现的腐败、权钱交易等现象常让她眉头紧蹙。

        林喆曾经向媒体坦承，作为学者，自己能力有限，只能在发现问题时竭力呼吁，却没有时间和精力一一进行调查。“这让我常常有种无力的感觉。”

        但她也欣慰，尽管自己无意中被推到反腐前沿，一路走来也十分艰难，但“很高兴自己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了一点作用”。

        2014年12月4日，澎湃新闻记者还收到了林喆的短信——她仍然在各地奔波，为公务员、学生讲法治，讲反腐。

        没有人想到，病痛会降临在这位热心并乐观的人身上。

        林喆在中央党校的同事回忆，她有时会迟到，会走错房间，但没有人想到会是脑瘤。直到有一天，林喆在路上跌了7个跟头。

        查出脑瘤后，林喆再也没能回到学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