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遗址︱一座小楼的革命史：从庚子革命到武汉抗战

        在武昌珞珈山西南麓武汉大学校园内，紧邻八一路北侧有一座“校中之校”——武汉大学附属第一小学。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座看似普通的小学校园，曾经是武昌地区颇有名气的一所中学——私立武昌东湖中学的校址所在地。而东湖中学时代留存至今的唯一一幢早期建筑，背后更有着一段跨越晚清民国数十年历史的不凡故事。

        

 “庚子革命”：辛亥首义的喋血先声

        在今天武汉大学第一附小校园中的这幢两层小楼，在历史上曾名“庚子烈士纪念馆”。它所纪念的“庚子烈士”，是指1900年在失败的“庚子革命”中被清政府杀害的唐才常等自立军领袖。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清政府一时间陷于混乱。早前被镇压的维新派部分人士觉得时机已到，计划借庚子事变之机发难。

        唐才常、林圭等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并在汉口成立“自立军”总机关，广泛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势力和军队，以康有为等人的汇款为经费，统领自立七军，计划于当年8月9日以武汉为中心，发动湘、鄂、赣、皖四省起义，拥戴光绪皇帝重新主政。然而，由于经费不周等因素，起义延迟，最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破获机关，抓捕杀害唐才常等骨干人员，起义也被迅速扑灭。

        这场起义虽未成功，却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它证明了保皇维新必然失败，由此革命党开始承担革命重任。11年后，还是在武昌，响起了一举葬送满清王朝的枪炮声。

        

        唐才常等十余名自立军首领在武昌紫阳湖被杀后，当天即被掩埋于武昌洪山北麓。1912年，依孙中山访问武汉期间的倡议，民国政府在此修建了庚子烈士陵园，并于1929年、1935年两次扩建。该陵园坐南朝北，墓碑上刻有“铁血精神庚子烈士墓”字样，墓前有六柱圆顶纪念亭。依山而下建有墓道，墓道北端尽头建有“庚子革命先烈墓道”牌坊。今墓道已被八一路切断，烈士墓、纪念亭及牌坊尚存。

“东湖中学”：纪念庚子革命与武大回报地方的结晶

        据《私立武昌东湖中学一览》记载，30年代，武汉大学部分人士曾动议“利用大学附近优良之环境，创造一设备完善，师资优良，训练严格之中学，以适应社会之需要”。而1935年庚子烈士墓第二次重修扩建之时，所拨款项尚有余款，主事者“愿以修墓之余款，捐建中学校舍一栋，以作永久纪念建物”，这与武汉大学人士的想法正合，于是在珞珈山与洪山之间的这片农田上，便于当年建起了这所“私立东湖中学”。

        

1936年珞珈山麓的东湖中学全景，远处可见武汉大学校舍

        

东湖中学校徽

        在东湖中学的建设捐款名单中，“建筑庚子烈士公墓委员会”捐款11000元，为数目最大者。在建成的校舍中，最为醒目的、居于校园中央地带的便是礼堂所在的建筑——庚子烈士纪念馆。这是一幢平面呈“T”字形的两层白墙红顶建筑，坐东朝西，遥对洪山北麓的庚子革命烈士墓。

        据记载，当年楼内设有“礼堂一大间，图书标本室一大间，办公室四间，教室六间，足供学校办公及三百学生阅书受课之用”。可见此楼集礼堂、行政楼、图书馆、教学楼四大功能于一身，可谓当时东湖中学最为重要的核心建筑。

        

        《私立东湖中学一览》记载，“二十四年夏，校址、校舍及设备，均粗具规模”，据此推断此楼的建成年代当为1935年。此外，虽然名曰“庚子烈士纪念馆”，但并非实质意义上的“纪念馆”，事实上是学校的礼堂、图书馆、教学楼和行政办公楼四大功能合一的核心建筑物。虽并未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纪念馆”，但这一捐资助教的善举，却也毫无疑问是纪念烈士的最佳方式。

        不惟庚子烈士纪念馆，整个东湖中学的校舍建设都得到了武汉乃至全国各界社会名流和组织的襄助。在《私立武昌东湖中学捐款人一览》中，除了“建筑庚子烈士公墓委员会”及武汉大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外，我们还能看到诸如“汪精卫先生”、“陈辞修先生”、“汤恩伯先生”、“居觉生先生”等著名人士，以及“既济水电公司”、“上海商务印书馆”、“中英庚款委员会”、“金城银行”、“盐业银行”等企业或组织。而在东湖中学校董名单中，也能看到诸如夏斗寅、周苍柏、李范一等地方社会名流的名字。可见私立东湖中学的成立和建设，在当时的武汉教育界可谓一桩盛事。

        学校依托国立武汉大学的声誉以及绝佳的天然环境而建，正所谓“毗邻胜境，地绝尘嚣，有大学可资观摩，有湖山足供游览，环境之佳，洵不多觏”。笔者于2011年7月在北京拜访了时年88岁高龄的东湖中学校友杨静远女士。据她回忆，当时的东湖中学是一所半对外的学校，在她的同学中，武大子弟仅占少数，更多的是来自校外周边地区的孩子。

        在杨静远校友的记忆中，东湖中学虽然创办不久，但在当时却是武昌地区一所档次较高的学校。可以说，东湖中学的建设，成为了武汉大学与武汉、湖北地方合作兴学，反馈地方的一个经典范例。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小楼里的巅峰时刻

        这一美丽的校园工程，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风云中，也铭刻下了武汉这片革命热土上动人的火热记忆。她不仅串连起数十年前可歌可泣的庚子革命事迹，更在很快到来的抗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东湖中学正式成立后数月，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武汉即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这一时期，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也成为了当时远东反法西斯运动的训练中心和重要指挥中枢。在武汉抗战期间，众多党、政、军各级组织借用武汉大学和东湖中学校舍举办各种训练活动或召开重要会议，诸如1938年1月的“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就是寒假期间利用东湖中学校舍举办的，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则是最为重要的代表。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是在武汉抗战的背景下，由蒋介石授意而举办的，蒋亲任团长，实际负责人是万耀煌。最初，只有一个培训高级军官的“将官研究班”。而蒋介石随后又计划举办一个规模更大，参训人员更多的针对中下层军官的“校官研究班”，两班于是合并为“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人数众多的校官研究班位于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校园内，而人数较少的将官研究班，上课地点就是在珞珈山西南麓的东湖中学。

        

        万耀煌对于珞珈山的自然风光和校舍条件极为满意。在日记中写道：“此地岗峦起伏，森林茂密，滨临东湖，湖光山色，气象万千，值此暮春四月在此举办此重大训练，确有天时、地利、人和之美……训练团利用武汉大学宽敞宏伟之校舍，不仅在此受训者心旷神怡，且地处武昌郊区，教育训练不受敌机光顾而中辍，实为难得。”

        万耀煌在日记中，还详细记载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情况：“此次调训对象，凡未直接参战之部队，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甚至营长等均抽调前来后方，区分为将官班、校官班。”军官训练团的讲授内容颇为丰富，万耀煌广泛邀请了当时在武汉的各界名人和要员前来训话授课，包括蒋介石、陈诚、陈立夫、冯玉祥等。当时，作为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也时常居住在武汉大学“十八栋”的寓所中。万耀煌也邀请了周恩来前来为参训军官主讲游击战争。此外，军官训练团还安排有参观台儿庄战利品陈列展览、参观步炮兵射击及战车攻击等等内容。

        这时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尚未决裂，珞珈山军官训练团里也活跃着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的身影。而每天下午五点，兼任团长的蒋介石还亲自对将官班点名训话。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自1938年4月13日开始编队，至5月6日结业，持续大半个月，前来参训的人员更是多达数千人，远远超过了当时武大师生的总人数，“珞珈山上一时英气勃勃，显得一番新气象、新天地。”

        

        6月10日，万耀煌在向蒋介石汇报军官训练团的情况后，蒋介石表示“军官训练团可改称为中央训练团”。7月1日，军官训练团成立，仍由蒋介石兼任团长，组织上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为了常设的永久机构。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是1938年7月在武汉成立的，且其前身便是1938年稍早时候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珞珈山军官训练团。

        

        在武汉保卫战期间，中央训练团继续在以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园和东湖中学校园为主的训练地活动，不断为前线培训和输送将官人才，直到武汉沦陷前夕才迁往湖南。

        在最后时刻，全程负责这一宏伟训练工程的万耀煌毫不掩饰自己对珞珈山这段峥嵘岁月的情感：“成立之初，由我负责，对之感情极深，临行的处长以上人员祖饯，他们对我负责尽职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我亦引以为慰。现由李扬敬副教育长率领南迁，我往珞珈山巡视一次，已寂寞荒凉，不胜感慨。”

        1938年春夏之际的东湖中学，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高级军事将领。在这里举办的将官研究班，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人类反法西斯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东湖中学校园里以纪念庚子革命之名义修建的这栋小楼，在武汉抗战的时代洪流中，铭刻下了这段光荣的记忆，也因此增添了更多厚重的历史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