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秘密相机”里的韩国女性

原创 顾月冰 液态青年

作者 | 顾月冰

数字性犯罪正在影响韩国女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她们在公共场所穿什么，以及她们会相信谁。

一年前，李艺琳收到领导的一份礼物，她没有想太多。

礼物是一个贵重的时钟，她把它挂到了卧室。不久后，这位领导向李艺琳表白了，领导已婚已孕，比她大很多岁。李艺琳感到很不舒服，拒绝了这种亲密关系。

一个半月后，李艺琳把挂在卧室的时钟搬到别的房间，奇怪的事发生了。领导当面质问她：“如果你不想要这个钟，可以把它还给我。”

李艺琳觉得不对劲，随即上谷歌搜索了这款时钟。原来，这款时钟还是一个针孔摄像机（spy camera），广告上称，它在黑暗之中也能完美拍摄。

过去的一个半月，李艺琳房间里的24小时录像，都传到了领导的手机上。就连她用谷歌搜索“时钟”，也被领导看在眼里。当李艺琳与领导对质时，他丝毫没有悔改之意，甚至反问：“这就是你熬夜在谷歌搜的东西吗？”

2019年3月，韩国首尔一家电子元器件店内，老板拿出一个针孔摄像头。图源：AFP

短短几年间，针孔摄像头进入了日常生活的私密空间，比如卧室、厕所和公共场所，并且成为了色情产业的偷拍工具。

一些人会在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情况下，偷偷安置摄像头、拍摄并留存私密影像，甚至上传到互联网，以此牟利，这种行为被称为“数字性犯罪”（digital sex crimes）。

李艺琳的经历来自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6月16日的报告——《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韩国数字性犯罪报告》。该报告通过38名受害者或研究专家的深度访谈等，分析了近年来“数字性犯罪”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

“数字性犯罪”在韩语中称作Molka，是“秘密相机”的意思，韩国是这类犯罪的重灾区。

据韩国犯罪学研究所的数据统计，在2008年至2017年期间，涉及非法拍摄的性犯罪起诉增加了11倍，从585起增加到6615起，占所有性犯罪起诉的20%。

在韩国，绝大多数非法拍摄性犯罪的目标人群是女性，肇事者为男性，这种情况占已有案件的80%。

作为Molka受害者的韩国女性，在偷拍、指控、曝光的过程中，承受着不可估量的舆论压力。在《报告》对500多名受害者的调查发现，受害者们心理状况异常糟糕，经历过这些事后，很容易抑郁或产生自杀倾向。

01

仇恨言论会害死她

一年后，李艺琳还在服用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

李艺琳曾鼓起勇气向司法机关求助，但令她不适的是，她在男警察的审问下，度过了几个小时。他们让她事无巨细地说出，被监视期间她在卧室做了什么。

这对李艺琳来说是另一个创伤。哪怕她的领导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可她的心理阴影也难以抹去。

“我哭了一整夜，睡不着，不得不吃药来安抚自己，”李艺琳说，她现在就算在房间里待着，也会莫名感到害怕。

美晶（Kyung-mi）也是Molka受害者，她是韩国男星郑俊英的前女友。

早在2019年郑俊英性丑闻曝光前，美晶就曾举报过郑俊英的“数字性犯罪”行为，那时，没人相信她。

2016年8月，美晶第一次去警察局指控郑俊英，称他偷拍两人亲密视频，还分享给其他明星。彼时，郑俊英是韩国一线摇滚歌手，而美晶还在读书。

“我当时很年轻，没有人站在我这边。”那时，美晶在网上被网友群嘲、被粉丝辱骂，她当时一度想死，但她不能。“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知道郑俊英的真相了。”她说。

美晶知道指控名人很难，但她没想到，在这场指控中，自己从指控者变成了被告。

“警察让我重新考虑举报一事，检察官打电话来审问我，”美晶第一次举报，被警察和检察官轮番审问了几个小时，“我被羞辱、恐吓，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起诉了一个无辜的人。”

第一次举报以警方未拿到郑俊英的手机，无法取证而告终。

三年后，郑俊英的犯罪事实才被公之于众。2019年3月，李胜利事件牵出了一系列韩国男星的性丑闻，在韩国警方扣押的郑俊英手机中，有12名女性的私密照片，包括美晶。

2019年3月29日，韩国首尔，歌手郑俊英涉嫌偷拍罪被送往监察厅。图源：CFP

警方发现，郑俊英除了偷拍私密照片，还将照片传到聊天室，与名人分享。至此，郑英俊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目前正在服刑。

等到郑入狱后，美晶才得到了外界支持，这与她2016年的处境大相径庭，那时她几乎是一个人，她的朋友说她毁了自己的生活。

“媒体整天都在谈论我。整个国家都在谈论我。没有人保护我。”美晶认为，这种言论是二次受害，“仇恨言论是压倒性的，它可以杀死女性。”

人权观察妇女权利部临时联合主任、《报告》作者希瑟·巴尔指出，受害者的指控经历都很糟糕。

“他们常常被拒之门外，不止一次。他们也经常在公共场合被审问敏感问题，长达几个小时。为了收集证据，他们在不同的办公室间奔走，甚至被警察欺负到放弃起诉。”巴尔还听说，有的警察把作为证据的偷拍照，再次拍下来，跟同事一起传阅、取笑。

对被偷拍者来说，他们经历过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却还要遭到“二次创伤”。

02

“我觉得我杀了我女儿”

被偷拍者的羞耻与隐忍会蔓延到整个家庭。

“我觉得，他还在看着我。”2019年的一天，凌晨1点，恩珠从噩梦中惊醒，慌张地打电话给父亲。

她是韩国南部一所大医院的医生。不久前，一名同院病理科的男医生在街上偷拍女性裙底，被警察抓获，没收了手机。

恩珠生前与未婚夫的合照。图源：BBC

他的手机里藏了更多秘密——4名同院女医生的偷拍视频，有的在脱衣服、有的全裸、有的穿着内衣。原来，这名男医生在女更衣室里打了个一个洞，放上了一枚针孔摄像机。

恩珠的父母起初没有重视“偷拍”这事，只是担心女儿会被贴上Molka受害者的标签，影响职业发展。“你不是被强奸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所以要自信生活。”恩珠父亲劝她。

可恩珠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差。

“这名肇事者和她有很多共同好友，她担心熟人看到视频，”父亲说，这个想法将她折磨疯了，她开始服用抑郁症药物。

情况急转直下。几周后，恩珠在未婚夫面前跳楼自杀了。

“我活了50多年，当我知道她从17楼跳下来，我快疯了。”父亲说，“未婚夫亲眼看到她跳楼，我们一直劝他，忘记我女儿吧。”

恩珠父亲开始内疚，“我觉得我杀了我女儿……我有机会救她，但我却没有做。”

2019年11月，偷拍的医生仅被判入狱10个月。

恩珠的父母。图源：BBC

父母对法院的判决非常不满。“量刑太轻，人们不会认真对待的。即便是两年也太少。”恩珠母亲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打算继续上诉。

母亲在一份庭审陈述上写到：

法官大人，武器是唯一的谋杀方式吗？犯罪者在黑暗中享乐，逐渐从我那活在痛苦中的女儿身上，夺走了生命。

我们该如何表达她的悲痛？她能选择离开亲人，一定是遭受了莫大的痛苦。

“你可以不使用武器杀人，”恩珠父亲也曾说，“偷拍造成的伤害因人而异，有些人能够挺过去，像我女儿这样的人可能没办法。”

03

韩国社会进步了吗？

回头看，近两年自杀的韩国女星具荷拉、崔雪莉等，都曾遭受过偷拍、性虐待、网络暴力，她们都是Molka受害者。

“一部分人是轻视Molka犯罪的，他们倾向于把这类人，与拍女孩子裙子的偷窥狂联系起来，如果不是极端情况，不会意识到有多严重。”采访过恩珠父母的BBC调查记者斯黛茜说，“这太可怕了。”

韩国仍是一个保守的父权社会，很多妇女权益没有得到重视。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家李娜英指出，韩国性犯罪受害者经常“污名化”。“她被弄脏了，一个荡妇，一块破布。一旦被标记为脏的，她的余生就是一个荡妇。一个人怎么能承受这种负担？”

2018年8月4日，韩国首尔街头的metoo运动。图源：AFP

2018年，成千上万韩国人曾走上街头，以“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为口号，呼吁打击Molka犯罪，掀起了韩国的metoo运动。

在这之后，一些法律已被改写，但涉及Molka的犯罪者，惩罚往往很轻。

“我采访的每位受害者和专家都对量刑之轻感到沮丧。”《报告》作者希瑟·巴尔说。

据韩国《性犯罪法》，未经同意拍摄和分享图像最高可处以7年的刑罚。

7年只是最高刑罚，几乎没有最低刑罚，而且很明显，现在做出的判决往往低于受害者的伤害。2020年，79%因非法拍摄犯罪者被判缓刑、罚款，有时两者兼而有之。

巴尔呼吁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韩国已有的“数字性犯罪”判决和补救措施，包括允许受害者以民事案件形式，在法庭上寻求损害赔偿——这是目前受害者们无法做到的。

眼下，美晶也在为“数字性犯罪”的受害者争取法律保护，以保护他们免受网络暴力。她希望，韩国社会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数字性犯罪受害者？

“受害者不可以随便对待，不会低人一等，他们也不是因为愚蠢或无知而陷入这种事情。他们只是不走运。”她认为，“韩国社会需要了解受害者的痛苦，并设立合法保护受害者的制度。”

6月16日，韩国警方发言人接受“数字性犯罪”采访时，提供了一份完整声明。

“韩国每个省市都成立了网络性犯罪调查组。我们正在建立调查、监管以及受害者保护和支持等多种解决方案。”声明指出，警方会定期进行警官教育，并为受害者提供一名同性调查员，让受害者更舒适，同时设立了一个支持中心。

同样，韩国司法部告诉BBC，为（保证审判结果更准确的）反映受害者的痛苦，已经修改了量刑准则，并从2021年1月开始实施。

“这对韩国女性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巴尔指出，数字性犯罪正在影响韩国女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她们在公共场所穿什么，以及她们会相信谁。

（李艺琳、美晶、恩珠为化名）

原标题：《“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困在“秘密相机”里的韩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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