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这么火，你也许需要一本中亚历史的入门书

Peter B. Golden, 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x + 178 pp.

        中亚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相较于中国在世界史学界中所受到的重视，中亚的研究相对来得稀少许多。针对这个课题的专论，主要有以研究中国史闻名的艾兹赫德（S. A. M. Adshead）在1993年由圣马丁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其余则散见于各相关书籍。如今在前揭书出版18年后，学界终于出现一本由中亚史家所撰写的专著。作者为罗格斯大学历史系荣退教授，以突厥民族史研究享誉学林。

        本书除导言外，正文共分为九章。导言以“民族的层积”为题，说明了中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作者将中亚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中亚西部以前苏联的中亚五国为主，即历史上所称的西突厥斯坦，当地居民主要为操突厥或波斯语的穆斯林。不过中亚穆斯林世界还可以纳入今天的新疆，即历史上所称的东突厥斯坦；而中亚东部则包括蒙古国、内蒙古与西藏等地，主要信奉佛教。在语言上，中亚的两大语系为阿尔泰语系与印欧语系。在历史上，草原牧民与周边农业国家之间的互动形塑了吾人对中亚的主要知识。而定居社会对于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记载则充满了文化偏见。

彼得·高登原著中使用的当代中亚地图

        第一章“游牧与绿洲城邦的兴起”从现代智人（Homo sapiens）于距今4万年前从非洲进入中亚谈起，探讨中亚的史前史。人类约在公元前4800年驯化马匹，公元前3700年掌握骑马技术，公元前2000年游牧发展成熟。而人类对马匹的控制加上复合弓的发明，使得骑马民族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早期的马车技术很快就为昨日黄花。动物则是重要的财产与食物来源，其中马、羊是衡量财产多寡的主要标准，另外还有骆驼、山羊与牛等畜群。游牧民族的领袖一般会设法控制绿洲城市，因为当地的商业与农业能够为他们带来食物与税收，而游牧民族与绿洲城市两者间有着共生关系。

        第二章“早期游牧民族：‘战攻为其生业’”从公元前3000至2500年间操印欧语的民族在欧亚大陆分为两支系谈起，一支进入新疆成为吐火罗人（the Tokharians）的祖先，另一支亚利安人（the Aryans）则向东进入西伯利亚、蒙古、新疆与巴基斯坦北部。在中亚，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被波斯人称为塞人（Saka），希腊人则称之为斯基泰（Scythians）。他们以擅长骑射或使用战车闻名。稍晚从伊朗与吐火罗边境进入蒙古的游牧民族匈奴人于公元前128年兴起，并且与南方的秦汉帝国对抗。而在同时期的西方，贵霜帝国（the Kushan empire）与匈人（the Huns）也逐渐形成。贵霜帝国崇奉祆教与佛教，并且大力支持农业、商业与艺术，融合了印度与希腊罗马风格的犍陀罗艺术盛行一时。公元230至270年间，贵霜帝国衰微并被波斯萨珊王朝（the Sassanids）取代。在公元4世纪时，后者受到来自北方的匈人袭击。这个长时段的迁徙也导致了公元440年匈人领袖阿提拉（Attila）入侵罗马。但无论是匈奴或匈人，都未能对中国或罗马造成致命威胁。

贵霜帝国的钱币

        第三章“天可汗：突厥与其后继者”从汉朝与匈奴崩溃后的欧亚局势谈起，提到新兴的三大势力，包括控制中原的北魏拓跋氏、控制蒙古的柔然（即阿瓦尔人），与控制贵霜旧地的嚈哒。这三个国家对整个欧亚产生了涟漪作用。公元6世纪初，柔然的内乱加上铁勒的反叛成为突厥兴起的背景。学界对于突厥的祖源仍旧不太清楚。不过其统治世族名为阿史那，可能是源自东伊朗语ashsheina或吐火罗语ashna，意为蓝色，这在突厥以颜色命名方位的传统（可能借自中国）中有东方之意（p.37）。在乙息记可汗科罗与木杆可汗的先后统治下，突厥的版图快速扩张成为史上第一个东起满洲西至黑海的跨欧亚帝国。而突厥可汗受命于天（Tengri）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后世游牧帝国效法的对象。

        第四章“丝路城市与伊斯兰教的到来”讨论的是阿拉伯帝国入侵中亚河中地区以前的丝路城市与贸易。当时控制丝路贸易的商人多半为粟特人（the Sogdians），他们多半以家族公司的形式存在，并且在主要城市与地方聚落中设立据点。在中国，许多粟特人也出任官员和将领，或以农夫与牧马人为业等。其社群领袖被称为萨宝（sartapao，源自梵文sarthavaha，意为商队领袖）。在当时，诸如塔里木盆地的喀什、焉耆、库车与和阗等是中亚东部的重要绿洲城市。唐朝与吐蕃帝国双方都曾试图控制此处。在中亚河中地区则以花剌子模、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等为主。当时波斯语成为中亚主要的书面语，但是突厥语则成为重要的共同口头语。公元11世纪末编写《突厥语大词典》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ûd al-Kashgharî）就曾经指出在中亚城市中多数的人口都能使用突厥与粟特双语（p.62）。

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上的粟特商队图

        第五章“新月高挂草原：伊斯兰教与突厥民族”介绍了突厥帝国崩溃后到蒙古帝国兴起以前的中亚情势。不同支系的突厥民族彼此互相攻战，也产生了大量的民族迁徙，例如公元770年代被葛逻禄（the Qarluqs）逐出中亚河中地区的比千（the Pechenegs）后来被迫迁徙到东欧。另外这个时期是伊斯兰教从城市传布到草原地区的重要时期，其中波斯的萨曼王朝（the Samanid）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伊斯兰教神祕主义的苏非派（Sufism），由于其形式与突厥萨满信仰类似，因此突厥游牧民较易接受。而突厥人伊斯兰化之后则反而逐渐强大，并且控制了原先的伊斯兰腹地，例如赛尔柱帝国（the Seljuk empire）。

        第六章“蒙古旋风”讨论的是蒙古如何从一个部族联盟而发展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成吉思汗凭借着伴当（nökör）之力于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并且迫使畏吾儿归顺，征服了西辽、花剌子模，1227年在远征西夏时过世，被穆斯林称为“上帝之鞭”。其后裔延续了其扩张事业，征服了中国、伊朗与俄罗斯。不过后来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在语言上逐渐被当地的突厥与波斯人同化。蒙古帝国对全球史影响巨大，各种工艺、饮食与商旅都在这个时期产生交流。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上帝国，欧亚大陆上首次建立了统一的通讯管道。部分学者认为这是早期世界体系的开始，也是现代世界的先声。

        第七章“之后的成吉思家族、帖木儿与帖木儿帝国的文艺复兴”讨论蒙古帝国崩溃后在中亚代之而起的帖木儿帝国。蒙古帝国崩溃后，整个中亚在语言上的突厥化与对于成吉思家族后裔的忠诚成为重要特征。帖木儿（Temür）巧妙利用察合台汗国内部的部族与氏族倾扎，于1370年掌握大权。受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altan urugh）后裔者不得称汗的原则，他娶了成吉思家族的后裔，并且以驸马（küregen）自居，对穆斯林群众而言，他则被视为大异密（the Great Amîr）。他的势力从中亚直达印度北部与小亚细亚。其子沙哈鲁（Shahrukh）与其孙兀鲁伯（Ulugh Beg）崇奉伊斯兰教，并且奖掖科学与文艺。天文学、数学、波斯与察合台突厥文学和细密画等都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另外帖木儿在与鄂图曼帝国的战争中使用了火炮，这也使得火药在中亚进一步得到传播。但是当周围定居帝国的火器技术上日新月异时，中亚却陷入停滞。这也使得中亚逐渐失去武力优势。

14世纪蒙古各汗国总疆域的地图，其中西亚深灰色部分为其后不同时间建立的帖木儿帝国

        第八章“火药时代与帝国崩溃”探讨自16世纪初起，中亚处于周边帝国的夹缝中，并在竞逐过程中逐渐落居下风的过程。在西方，立基于伊朗的萨法维帝国（the Safavid empire）将伊斯兰教什叶派定为国教，并且切断了以当时信奉逊尼派的中亚与其盟友鄂图曼帝国的联系。在北方，在征服了金帐汗国的后继者之一伏尔加汗国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立为沙皇（tsar），并视自己为拜占庭皇帝与成吉思汗家族的继承人以及基督教的保护者。此后俄国的势力开始进入中亚，并且在中亚传布东正教。当时中亚牧民正苦于天花与其他疾病肆虐，这也有利于俄国的侵逼（pp.108-109）。俄国对中亚的入侵一直到17世纪后期遭遇由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才首次受阻。在东方的清朝作为藏传佛教的保护者也正向中亚扩张。另外在这个时代中，蒙古重新信奉藏传佛教的结果则是造成中亚世界分裂为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波斯世界与以佛教徒为主的蒙古世界。在这个时期，中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武力平衡也逐渐打破。17世纪中叶，前者的复合弓与后者的火绳枪之间还算平分秋色。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燧发枪已经取得优势。有些游牧民族拒绝使用枪炮，因为这种武器并不适合传统游牧民族的战术；有些则愿意接受枪炮，但是大部分缺乏量产的工业能力或是足够的财力来购置。因此总体来说，中亚游牧民族在军备竞赛上逐渐落居下风。到了19世纪末时，中亚大部都已在沙俄与清朝的控制下。

燧发枪

        第九章“现代性的问题”从19世纪初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角逐（the Great Game，又译大博弈）谈起，讨论中亚对于外界认识的增长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当时俄国治下中亚的哈萨克与布哈拉、浩罕与希瓦三汗国，清朝治下的新疆与蒙古，人民的生活条件普遍恶劣，疾病与贫穷困扰着中亚人民。苏联成立后，中亚各地纷纷改制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并逐渐演变成今日所见的中亚五国。但是在苏联时期所进行的民族识别与国家建构，在中亚传统的部族与氏族身份上，增加了新的身份认同，在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后仍然持续影响至今。至于在清朝治下的中亚，在清朝崩溃后，外蒙古独立，成为苏联的保护国，苏联崩溃后成为民主国家。新疆则被数个军阀所掌握，直到1949年中国重新取得控制，但是仍然存在东突分离运动的隐忧。

        就本书的特点而言，前述艾兹赫德一书受到美国内亚史家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 Jr.）的“历史连锁”（interlocking of histories）理论影响，因此在记述上详于1200年以后的历史。而本书则是按照时序所写的中亚史导论，因此从上古到今日的中亚史都浓缩在这本不到两百页的小书中，在写法上较为平铺直叙，也压缩了分析的空间。除了引用美国世界史家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与前揭艾兹赫德的研究外，本书似乎也绝少引用世界史学者的近作。但是这并不表示本书自外于新的学术潮流。

        首先，本书吸纳了近年中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过去学界认为匈人与稍早的匈奴之间并无关连，但是作者指出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则转而承认两者间的关连，并认为是匈奴帝国崩溃后东边游牧民族西迁的结果（第33页）。另外，本书也回应了近年来学界对于中亚在近代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争辩。过去学界认为由于16世纪欧洲通往东方与美洲的海路贸易发达加上17世纪小冰河期（the Little Ice Age）所造成的气候变迁与全球危机，导致了中亚的衰退与边缘化。但是本书引用新研究说明近代史上中亚仍然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只是在货品与通路上有所改变。货品的流通从过去的东西向改为南北向。中亚成为俄国与中国、印度贸易的中继站。奴隶、马匹与毛皮成为主要货品。但是中亚某些地区确实出现经济衰退与人口减少的现象，这与沙俄和清朝的侵逼有密切关系，例如哈萨克人与卫拉特蒙古人（pp.115-117）。据此看来，作者实揭示了这个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复杂性。

        最后，作者所用的各种语言转写系统都是学界所广为接受的，并不会有很难上手的问题，书末并附有转写发音指南。书末的大事年表也相当有用。此外价格也很合理。简而言之，本书是近年新出版、篇幅简短而且内容深入浅出的中亚史入门书籍，适合作为大学中亚史与世界史相关课程的指定读物。

       （本文原题为《评彼得‧高登<世界史上的中亚>》，载《全球史评论》第7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