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站在改革高度看顾雏军案

在等待15个月后，格林柯尔集团创办人顾雏军依然没等到对其经济犯罪案的再审立案。广东法院网最新审理进程显示，顾雏军案再审继续延期至今年7月。

在被经济学家郎咸平指责侵吞国有资产后，2008年，顾雏军因虚假注册、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等罪名，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2012年9月，顾雏军出狱，向最高法提出再审申诉，请求改判无罪。

依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立案审查的申诉案件或者重新审判的案件，法院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审结，最迟不得超过六个月。但顾雏军未料到，即便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他的再审申诉案仍被一拖再拖：广东省高院受理此案是在2014年1月17日，经5次推后，如今已经过1年零3个月。广东省高院的拖延，使本已被高度关注的顾雏军一案变得更加更加扑朔迷离，众议纷纷。

顾雏军一案受到社会高度关注，是因为这个案件反映了当下的一个焦虑。顾雏军事件后，相继发生龚家龙、兰世立、李纯、曾成杰等有争议的民营企业家入狱案件。这使得民营企业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心存疑虑，担心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际操作中，民营企业能否得到公正的法律保护。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等民营企业家近期均公开表示，如果不能取得控股权，不会参与国企改革。广东省高院的拖延无疑加深了这一疑虑。

对于顾雏军本人，一些人把他视为一位企业家，把他的入狱视为“国进民退”以及中国改革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标志。而另一些人，则把顾雏军视为长袖善舞、侵吞国有资产的骗子与罪人。

顾雏军一案涉及企业管理、资本运营、财会等方面的复杂问题，一般公众看待此案，难免雾里看花，但也不难依据是否有公平、公正、公开、符合程序的审判来自行判断，然后将其视为改革的一个风向标。这种判断方式或许过于简单、直觉，但也蕴含了朴素、深刻的民间智慧。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伟大的政治家，从来都尊重这种朴素的民间智慧。

上世纪六十年代，安徽人年广久在芜湖街头卖炒瓜子，为此不但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文革”爆发后再遭批判。“文革”期间，年广九的瓜子事业在地下状态发展。文革结束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八十年代初，因雇工100人，年广久被反映到中央。邓小平说：“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1986年，“傻子瓜子”用上海牌轿车为奖品，搞起有奖销售，可好景不长，政策随后明令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公司血本无归。1987年底，年广久因经济问题遭立案侦查。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谈到：“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随后，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再后来的故事就众人皆知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树立起来的民众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与预期，使中国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迅猛发展，至今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种信心与预期，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最深刻动力。在更远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不管顾雏军有罪还是无罪，是诚实的民营企业家还是弄虚作假的骗子，一切结论都需要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做出。当下正在大力推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需要以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来赢取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然而，广东省高院的做法，无疑令人满腹狐疑，极不利于民众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树立对司法公正、经济发展和国家前途的信心。

去年全国两会上，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谈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不言自明，习近平所说“细则”与“公开透明”，题中应有之义一定包含法律程序的公开、公正、透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