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民国时就当上“外交大使”，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

法国传教士发现大熊猫，国民政府用于公共外交

        熊猫在1869年3月被法国传教士大卫神父“发现”。他寄回本国的熊猫皮毛和骨骼，立刻引起了欧美动物学家的高度关注。因为它看上去像熊，但骨骼及牙齿排列却不同，属于从未见过的动物。肉及皮毛的利用价值低、当地居民很难对其重视的熊猫，以此“发现”为契机，从崭新的角度受到瞩目。

        随着动物学界的日益关心，此后熊猫的皮毛及骨骼等标本，经由各国派遣的探险队少量地“流入”欧美社会。这时熊猫史上又发生了影响巨大的事件。1929年4月，美国罗斯福探险队作为欧美人首次成功捕获了熊猫。此报道大大激起了欧美狩猎家们对熊猫的好奇。

        罗斯福探险队在探险时，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尚未对熊猫的生息地区进行实际统治。加上有证据显示国民政府直到后来的1930年底，对于熊猫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国民政府并不知晓要射杀熊猫，甚至还给罗斯福探险队颁发了“科学调查”许可证。

        接着1936年12月，又迎来了熊猫历史的转折点。美国人露丝•哈克尼斯（Ruth Harkness）将熊猫幼崽苏琳带回了美国，首次目睹了活生生的熊猫的美国社会态度发生逆转，此前被视为“狩猎战利品”的熊猫，摇身一变成了“宠物动物”。获得熊猫苏琳的芝加哥动物园观众络绎不绝，熊猫也出现在商业广告中。这便是延续今日的熊猫热的开端。

露丝•哈克尼斯和大熊猫苏琳

        以此为界限，欧美人对于熊猫的捕猎热情一下高涨起来。结果，国民政府于1930年代后期采取了禁捕禁运措施，1939年11月一只熊猫运往芝加哥后，外国人便不能自由地将熊猫带出中国了。一度曾在国际社会显现出商业价值的熊猫，在国家权力下被从经济活动的流通链中分离了出来。

        其间，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负责国民政府对美国的宣传，她于1941年11月宣布向美国赠送熊猫。其目的就是为了抗战需要，以期获得美国社会的同情和援助。备受美国社会宠爱的熊猫，首次被作为代表中国的动物赠送给外国。

宋美龄与熊猫

        为了赠送熊猫，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其特点是充分利用广播、画报杂志等媒体，以似乎与政治、外交没有直接关系的“儿童”为对象。这一系列的活动，当时称之为“国际宣传”，用现在话说就是“公共外交”。于是，赠送熊猫成为中国政府在面对重要外交局面时推出的文化活动，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沿用了这一传统。这便是“熊猫外交”。

宋美龄逝世10周年时台北“中正纪念堂”曾推出宋美龄怀抱熊猫的公仔纪念品

对战前日本社会而言，大熊猫很陌生

        熊猫通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宣传战术，成为代表中国的动物。那么这种动物为何在大约30年后的1972年成为了友好的象征，毫无阻力地为日本社会所接受呢？

        对此可以明确地回答，日本社会对熊猫的关心，与日中政治关系并没有太大关联，因此战前的事情无人在意。下面就简单地回顾一下1972年熊猫热发生以前，日本社会与熊猫的关系。

        1930年，到欧洲各地动物园考察的动物学家小泉丹记载道，“要想被认可为二流以上动物园，必须拥有象、河马、狮子、虎、熊、白熊、骆驼、鸵鸟、长颈鹿、鳄鱼、海豹等，此外还至少要有一种类人猿”。其中没有出现熊猫的名字。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动物界还没有对熊猫抱以关心。贵族秘境探险家兼鸟类学家蜂须贺正氏1920年代末在英国留学时，为了从著名的动物收藏家贝德福德公爵（Herbrand Arthur Russell，11th Duke of Bedford）处得到珍稀动物四不像，提出以捕获熊猫作为交换条件，可以说是非常有进取精神之特殊事例。

        此后，1930年代后期欧美社会对熊猫的兴趣急剧上升，日本的报纸偶尔会介绍报道。但在战前的日本，熊猫依然是知名度不高的动物。

1939年在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明”

        战后，日本社会对熊猫的关心在逐渐上升。1958年，日本最早的长篇彩色动漫电影《白蛇传》中熊猫卡通人物登场，博得了人气。该作品采用此前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动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映公司面向亚洲市场的经营战略。接下来的1970年，以莫斯科的熊猫冠名的杂志AnAn(平凡出版，现Magazine house)创刊，在女性群体之间获得了极大支持。1971年，访问欧洲的昭和天皇参观了伦敦动物园的熊猫，日本社会对熊猫的关心瞬间高涨起来。

        也即，日本对熊猫的认识是从经济和时尚等与政治不甚相关的领域开始的，而且相关的熊猫并不是中国的，而是苏联、英国和美国的。这一系列事情，也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开展了任何工作。

日本最早的彩色动漫电影《白蛇传》中，大熊猫“小胖”和浣熊“咪咪”是许仙的宠物。

        那么，为何把1972年的对日赠送熊猫称作是中国公共外交呢？其根据在于，随着对熊猫的关心不断上升，日本社会尝试从中国引进熊猫，却屡遭失败。

        先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2月美中和解之际，中国向美国尼克松政府赠送了熊猫。在美国，从1930年代后半期开始，熊猫一直广受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美国动物园也不断尝试引进熊猫。然而，对冷战下采取对中国禁运措施的美国，中国政府也以美中间动物如不能“直接交换”便不同意的条件，使引进最终未能实现。

        正由于有了上述过程，才使得1972年赠送给美国的熊猫发挥了美中和解的象征作用。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在引进熊猫问题上，日本也遭受到同样的对待。

        日本引进熊猫的历史，最早在1958年设立多摩动物园时，首届园长林寿郎通过当时的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尝试过交换熊猫，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详细过程还不得而知。这次较早阶段的尝试是例外，日本的熊猫引进逐渐活跃是1960年代末以后的事情。

        1969年，横滨的动物商京滨鸟兽贸易公司的社长河野通敬通过西园寺公一的介绍，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王晓云司长见面，希望提供熊猫。西园寺1958-1970年居住在北京，是日本政治家及财界与中国的沟通渠道，亦被称为“民间大使”。但王晓云表示，“现在佐藤政府的情况下不行，也许将来可以期待”，回绝了河野的要求。

        1971年10月末至11月上旬，东京都美浓部亮吉知事访华。据上野动物园饲养科科长中川志郎说，当时美浓部曾请求中国转让熊猫给日本，但中方以“数量稀少”而拒绝。当美浓部访华时，时任佐藤荣作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自民党保利茂委托美浓部转交问询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书信，即为人所知的“保利书信”事件。据后来美浓部回忆，与周恩来会谈的印象是，邦交正常化“佐藤是不行的”。

        经过一系列的引进失败，日本媒体和政界认为“佐藤政府被中国政府拒绝”的事态或许导致了“熊猫不在”的结果。尼克松访华后即向美国赠送了熊猫，1972年3月6日的《读卖新闻》晚报中登载了读者来稿的一则笑话。“熊猫去美国/孩子：不来日本吗？/妈妈：佐藤靠不住，不行/孩子：那就给我买熊猫的毛绒玩具吧……/妈妈：你爸靠不住，不行！”

        这一连串事态，造成了“熊猫不在”代表日中“不友好”的印象，可以看出中国政府面向日本的普通民众发出了对佐藤政府不支持的信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田中角荣政府为日本首次迎来了两只熊猫兰兰和康康，被作为纪念邦交正常化的“日中友好象征”。此后便掀起了熊猫热。

1972年，大熊猫康康和兰兰到达日本后入住东京都上野动物园，在日本掀起“熊猫”热潮。

        正如日本外交史研究学者井上正也详细论证的那样，中国政府以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为契机，采取了在自民党内部扩大支持群体的战略，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与之对抗，努力培养亲台派议员。随着自民党派系斗争的激化，日本的对华外交与政局复杂地交织起来。

        同时自称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与大陆共产党政府相互争夺的，并不仅仅是日本保守政界的支持。比如国民党政府在1960年代后期通过自民党亲台派议员，为了利用日本新闻媒体，向大众进行宣传，试图举行故宫博物院美术品展览等文化活动。

        中国政府向田中角荣政府赠送熊猫，是与此举相对的战术。日本社会对熊猫的关注提高，也不全是中国政府开展工作的成果。但是，中国政府巧妙地将其应用于日中邦交正常化一事上。

        《日中联合声明》签署后，1972年12月众议院举行大选，作为积极推动日中邦交、推进议员“抱着熊猫毛绒玩具活动”的古井喜实落选，有人指出日中友好运动未必能影响到国民的投票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可以看作中国对日本的公众外交并没有取得多少功效。

        然而，田中角荣在决定踏入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显然很在意民意调查中反映的国民的声音。在未通知日本的情况下美国尼克松决定访华，即1971年7月所谓的“尼克松冲击”以后，日本国内也发出了对华邦交正常化的声音。政府首脑既然要顾虑到国内舆论，那么赠送该国家社会所喜爱的动物，之后的政府便更容易推动与中国的外交谈判，即含有帮助协调日本国内环境的意义。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宣布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租借大熊猫

        1984年，国际社会中对野生熊猫减少的担忧加剧，熊猫被列入华盛顿公约的附属文件Ⅰ中。华盛顿公约是通过规定野生动植物的国际交易等手段，限制对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进行采集、捕获，以保护上述动植物为目的的国际框架。附属文件Ⅰ中所列的动物，原则上禁止商业交易。

        由此，中国政府在1982年送熊猫飞飞赴日后，停止了一切向外国“赠送”熊猫的行为。但是，以美国及日本为首，国际社会的熊猫热未能消退，反而加速了短期出借熊猫进行展示的活动。

        为了不抵触华盛顿公约而将熊猫带出国外，“付钱租熊猫”的办法出台了。以研究的名义借出熊猫3-6个月，借方向中国提供必要的金钱、技术、设施设备援助来用于熊猫的保护研究活动。

        用此方法，日本冈山县的池田动物园、北海道的“函馆EXPO•88（青函隧道开通纪念博览会）”、和歌山县Adventure World主题公园、山梨县的“甲府博览会•89”均举行了短期的熊猫展示活动。甲府自1984年起与四川省成都市缔结为姊妹城市，儿童们曾为了保护熊猫而积极开展捐款活动。引进熊猫再次上演了日中友好的一幕。于是，1990年代，熊猫常常来日访问不仅象征了日本与中国的中央政府之间、也象征了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1980年代末，从保护野生动物的观点上，短期租借熊猫的方法受到了强烈批评。理由是繁殖与饲养技术的研究未能充分进行。

        由此又诞生了新的方式，即用“繁殖育种贷款”方式来长期租借熊猫。该制度将对野生动物的捕获减少到最低限度，是通过动物园之间租借动物进行繁殖，来实现未来可持续性的饲养展示。

        首先实现的是日本和歌山县的Adventure World。该设施于1994年通过世界首次育种贷款方式开始实行日中双方合作的熊猫繁殖计划。Adventure World方面长期租借熊猫并饲养、展示，推进繁殖计划，同时每年向开展共同研究的中方设施支付捐款。

在日本和歌山县Adventure World出生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宝宝

        以此为开端，世界各地通过相同方式开始了熊猫的租借活动。日本神户市王子动物园在2000年接收了雌熊猫旦旦，2002年又接收了雄熊猫兴兴。

        和歌山县及神户市的熊猫，不是以往上野动物园迎来的被“赠送”的熊猫。因此，到期后必须归还中国。和歌山县虽然接连繁殖成功，但新出生的幼崽也必须返还给中国。

“熊猫来日”与“战略互惠”

        1972年，为纪念邦交正常化，熊猫作为“日中友好的象征”来到日本。中国政府的形象战略与日本政界的利害关系达成一致，才首次得以实现，也许“管理下的日中友好”的色彩浓郁。但是，两只熊猫——兰兰和康康，在欢迎邦交正常化的气氛中，受到日本社会充满友好的迎接的确是历史事实。

        40年后的2011年，熊猫真真和力力在日中间国民感情对立严重的情况下，被日本社会所接受。但其身份不是“赠送”，而是“租借”。中方提出高额的租金，日方则考虑性价比，也讨价还价。“日中友好”一词曾经酝酿出的人情味似乎也逐渐远去。

        不过，高额的租金说到底是为了保护熊猫而支付，也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保护野生动物的要求。日中间熊猫的交流，被定位为“保存物种”这一全球性问题来开展。

        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不好时，熊猫便不来日本。这种状况在40年间没有变化。但与单纯的两国关系相比，基于更广泛意义上实施的“熊猫来日”与两国政府所期待的“战略互惠关系”的构筑相呼应，也为了“后日中友好”一代不再过度情绪化，可以说是有象征意义的智慧所在。

        （本文节选自[日]园田茂人主编：《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社会文化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