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狂兼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穷途末路

部长的故居上举起了白旗

        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一生中最觉得屈辱和羞愧的一天是1945年3月5日。这一天，他的故乡赖特市举起了白旗迎接美国人，而且白旗是插在他的故居上。

        部长并不知道谁住在那座房子里，他觉得一定是那些“迁散或被轰炸的居民干出的蠢事”。戈培尔在日记里表示，有朝一日重返赖特市，他一定会调查清楚。

        自从盟军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后，第三帝国领土上就不断有人向解放者举起白旗，正如过去第三帝国征服欧洲时那些居民的表现一样。这本不必介怀，然而，他还是对自己二十年来不遗余力鼓吹的纳粹思想遭受现实的挫败深感震惊，尤其是，第三帝国人民抛弃元首的方式已经不限于举白旗这种方式。

        送到宣传部长手上的报告“调子十分低沉”。他派到西线的手下米勒报告说，老百姓竟然“对敌人到来欣喜若狂”。卡塞尔和曼海姆的市长打电话向盟军投降，有些城市为敌军献上了鲜花和歌声，“有些地方的女人甚至下贱到用拥抱来欢迎美国人”，戈培尔气愤地说。

        其实，在部长家乡欢迎美军前一天，戈培尔已经承认遇到了一个严重问题，“被占领区的居民对盟军表现出友好态度，本来我以为群众会起来反抗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人当然明白戈培尔故居上的这面白旗意味着什么，他们迅速在这里发行了第一份自由的德国报纸。戈培尔听说此事后，觉得受到了极大侮辱：这一定是美国人对世界头号宣传部长的报复。

        部长大骂家乡的父母官——市长福格尔桑——是个“纳粹党的庸才”，并表示“将牢牢盯住这个家伙，一有机会就要把他干掉”。

        六天后，他觐见元首，尴尬地汇报了此事，并主动要求组织“柏林恐怖小组”去干掉这个叛徒。

德国柏林以北40公里处的伯根湖边坐落着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故居“爱巢”。

        应该说，帝国恐怖小组针对叛徒的行动还是略有收获。3月27日晚，投降盟军的亚琛市市长奥彭霍夫被德军游击队员击毙，部长闻听非常高兴，再一次笃定福格尔桑也逃脱不了同样的下场。

        戈培尔在这年春天遭受的另一个巨大打击发生在3月13日，这一天是他入主宣传部的十二周年纪念日。盟军给他送了一只炸弹当作礼物，将他在威廉大街的宣传部大楼被夷为平地。

        部长十分忧郁，立刻驱车赶到，对着那些被埋葬的艺术珍品而叹息。他的觐见室、走廊和新近督造的剧场成了一堆瓦砾。“我卸下了一副重担，今后再也不必为这座办公楼担忧了。”他在当晚日记里写到。

        此后，他把办公室搬到家里，偶尔也在剧场的断壁残垣旁边开会。直到4月22日，他被元首邀请到总理府的“元首地下避弹室”里。

        这两件事的阴影贯穿着戈培尔最后的生涯，他引以为傲的宣传事业正如帝国的军队一样，不断陷入崩溃。        

“世界上最机灵的宣传家”

        戈培尔有多言症，他天生就是靠嘴巴吃饭的，即使坐在餐桌上也要不停地说话。他经常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地记述所有对他的溢美之词，并以此为乐。德国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仔细研究了戈培尔的日记后说：“他最后只是为自己的日记而活着。”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的确，他对自己的事业一直非常自恋。每发表一次演说，他都会收到很多支持的电话，而且各地“照例”会送来热情洋溢的报告。元首每次都会“完全同意”，这是他最关心的。他将这些都写进日记里，生怕后人不记得。

        他经常收听自己的广播，重读自己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2月28日晚，德国电台播放了戈培尔的演说，他也做了忠实的听众，并且觉得“内容和文笔都不错”。

        他对自己的狂热崇拜感染了身边的人。即使很多人摄于他的淫威，而不得不对他极尽恭维之时，他也感到非常受用，妻子玛格达也加入到吹捧他的队伍里。戈培尔的新闻秘书回忆说，玛格达经常利用进午餐的时间在丈夫面前称赞他在《帝国报》上的文章，这使得戈培尔两眼兴奋得发亮；玛格达甚至还将这些文章打印下来交给丈夫看，“他还会满怀激情地连读几遍”。

        3月，帝国摇摇欲坠之际，戈培尔在炸弹声中忙于校订自己的新著《战争的规律》，这是他在《帝国报》和《人民观察家报》上的文章合集。帝国元帅莫德尔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对我竭尽恭维”，戈培尔写道。

        盟军发布的胜利消息，在部长看来，都是不堪一击的虚伪的谣言。他选择性地相信一些他认为是正确的消息，比如美军记者文章说，德军战俘对希特勒的崇拜十分狂热并相信帝国不会战败。

        他十分在意外媒对自己的看法，在轰炸的惴惴不安中也不忘记捕捉敌人对自己的点滴评价。美国记者威甘德写了一篇文章谈论布尔什维克的威胁，部长得意洋洋：“文章采用了不少我们的论断。”几天后，他注意到中立国瑞典的一家报纸夸他是一个“懂得政治心理学的魔术师、当今世界上最机灵的宣传家”，他在日记里评论此事时一点也不谦虚：“事实的确如此。”柏林夜夜被空袭，到处是火光，饶是如此，他仍然在3月22日欣喜地发现，他搞的战地宣传“在伦敦受到直言不讳的赞誉，他们说这是可以大书一笔的典范”。

        这些都令他满意，除了“美国新闻界为首的那个李普曼竟然是一个犹太记者”。

        戈培尔而对自己的恭维已经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当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将他和里宾特洛甫——那个夹着公文包无耻地签下一份份谎言协议的德国外交部长——列为头号战犯时，戈培尔博士赞许说：“这对我不啻为一种荣幸。”

1938年，戈培尔（右一）参观帝国广播署研发的改进型“国民收音机”RM-65。        

“敌人的宣传压倒了我们”

        随着帝国的领土不断收缩，部长所能掌控的报纸越来越少，他的指令边界离他越来越近。糟糕的是，首都的几份报纸也开始不听话起来。

        3月2日，《帝国报》惹他生气了。这家报纸的言论与部长的调子不一致，在他看来，这份报纸“是在扮演局外人的角色”。第二天，他同《帝国报》总编辑施帕林就报纸的“失误”进行了一次极为严肃的争论，要求这家报纸摒除失败主义言论，“要巧妙坚决而且充满激情地宣传德国的战争观念”。

        一周后，他对莱伊博士发表的《甩掉包袱》大发脾气，认为此文的弦外之音是“要把帝国交给敌人，以此来甩掉包袱”。

        他抨击《德意志总汇报》是资产阶级报纸，“他们说话的调子好像我们在过啤酒节”。

        为此，他决心要重建帝国的宣传系统，妨碍他的首先是国防军宣传处。2月底，他再次向元首建议，把国防军宣传处纳入宣传部的一个部门，“一方面缩减人员，另一方面将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协调起来”。

        一直以来，戈培尔看不惯空军元帅戈林——虽然戈林曾被元首列为继承人并专门发布了一道命令——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戈培尔看来，他俩都是“佩戴勋章的蠢材、爱慕虚荣、喜欢打扮的纨绔子弟”，自己则被元首称赞“简朴和廉洁”。

        戈培尔不放过利用报纸打击对手的机会。3月20日，《约阿希姆斯塔尔报》报道说，戈林为撤退的难民射杀了一头野牛。戈培尔将这份报道“及时地”呈给元首，并加了附注来揶揄戈林：一位波旁王室的公主面对愤怒的群众高呼面包时，天真地问道：“他们为什么不要吃蛋糕？”当里宾特洛甫将自己在东线视察的照片登报后，戈培尔讽刺说：“德国外交部长现在要做的事情比他在奥得河的战壕里游荡重要得多。”

        戈培尔懂得选择性释放消息的重要性，知道什么样的消息要通报，什么样的消息需要雪藏。四名指挥官因为没能及时炸毁雷马根大桥——戈培尔称之为“德国的脓疱”——被判处死刑，军方千方百计地反对把这个消息写入报告，但希特勒不肯让步。戈培尔坚定地站在元首一边，但他反对在报告中提及从科尔贝格撤退这件事，“否则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刺激”。他看了关于西线的影片，感觉很不好，但“不能让公众知道”。

        到了3月下旬，他终于发现“局势已经很不妙了”：“老百姓看到英美的传单不再是漫不经心地丢在一边，而是仔细读起来。”更让他震惊的是，德国人民开始敢于批评帝国领导层，甚至针对元首本人，而且不再惧怕。

        虽然戈培尔认为那些人“被空袭搞得精神不正常了”，但是他已经不再相信柏林来的消息，而是从敌方报纸的口吻中分析情况。

        敌人的宣传“竟然”压倒了“魔术师”，这让他难以忍受。

        在戈培尔看来，导致帝国的宣传被对手压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权力还不够大，总有一些“庸才”围绕着元首，成为他宣传工作的羁绊。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则是帝国新闻部长狄特里希博士。

        两位博士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3月底。投降盟军的亚琛市长奥彭霍夫被击毙时，戈培尔为此起草了消息稿，说这个叛徒被国家法庭宣判了死刑。狄特里希删掉了这句话，因为“国家法庭并不存在”。为此，戈培尔趁机在元首面前告了他一状，诚实的狄特里希很快被打发去休假了。

        赶走了狄特里希后，戈培尔准备要大干一场。他起草了新的章程，使这个失意的新闻部长“再也别想找到职位”。接着，他以最快的速度清洗了一些悲观主义分子，并提出新的宣传口号。新的宣传口号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禁绝负面消息、加大英雄事迹宣传、文艺要服务于政治和军事、广告栏目要剔除违背时代精神的东西等。

        在戈培尔的日记里，元首当然“十分满意”。

从左至右：戈培尔，莱妮，希特勒。

“狼人”组织和星象图

        在宣传生涯的最后一个月——也是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戈培尔决心从根本上改革无线电广播，而新闻工作必须极端化。他强调，“调子最高的语言就是最好的语言。”

        他向元首汇报说，准备搞一次色彩很浓的反英美人的宣传，“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宣传对英美人太客气了，而且只依靠他们提供的材料”。戈培尔的策略是：多讲细节，多描述详情，暴露敌人的真面目。

        戈培尔不再相信他的一些同僚。他亲自上火线，一方面发掘人才，一方面对被围困的城市发表“战斗性的演说”。

        他另外建立了一套完全受他掌控的人马。3月底，他着手策划一个“狼人”的组织，期望它“能起到当年《进攻报》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作用”。

        戈培尔投入了很大精力，搞了一个大功率电台，专门办了报纸，全部都以“狼人”命名。在他看来，这个宣传阵地要“发表最正统的革命言论，成为所有积极分子的荟萃之地”，成为“走在人民大众前面的开路先锋”。

        复活节（4月1日）的晚上，部长亲自审读的第一期“狼人”电台节目播出了。他照例成为自己的听众，并赞赏节目“充满了革命的精神”。和以前一样，他第二天就写日记说，这个电台获得了元首的赞赏，并引起了敌营的“惊恐不安”。

        由于帝国面积急剧缩减，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报纸印刷所需要的纸张都成了问题，通讯也时有中断。他干脆派了三十名手下直接去西线发表即席演说，企图挽回士气。

        战事节节败退，令他的脾气狂躁起来。4月7日，他为“狼人”写了一篇《不惜代价、奋起抵抗》。此文措辞激烈，他也觉得有失“历来的适度和审慎作风”。不过，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时候“绕圈子已经没有意义了，要正视当前的局势”。

        在走向灭亡的最后岁月，戈培尔甚至将希望寄托在“无法测定”的星象图里，并给德国人印刷“预言录”。这一点，又可以成为他的得意之作，因为他的预卜基本都是正确的。

        根据星象图，他在3月18日就预卜“萨尔河防线危在旦夕，根本就守不住”。果然，萨尔煤区毫不意外地落入盟军之手。煤炭减少直接导致电力不足，不但军火无法生产，有时“连空袭警报都发不出去”，甚至连打火机油也供应不上。

1945年4月27日，柏林，苏军逼近国会大厦

        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正踏上宣传部大楼石阶上的戈培尔听闻消息后，欣喜若狂。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他一边要香槟，一边给元首打电话表示祝贺：“我们的转折点到了！”

        这个“转折点”是他根据星象图预卜的。半个月前，他对着德意志共和国诞生之日的星象和希特勒就职时的星象研究，发现两者惊人地一致。戈培尔占卜道：“两幅星象图都预卜四月下半月军事形势将有所缓和，五、六、七月份形势将发生恶化，八月中旬战事终止。上帝保佑是真的。”

        戈培尔反复以腓特烈大帝的“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来给希特勒打气。在两个世纪前的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几尽亡国之际等来了俄国女皇的去世，从而挽救了战局。戈培尔认为，那时对抗三大强国的普鲁士正如今日的第三帝国，而罗斯福的去世会加速盟国的分裂，正如俄国沙皇的反戈一样。

        罗斯福之死并未改变美英苏三大国的同盟。这个“世界上最机灵的”宣传部长此刻仍不忘欺骗大众，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在公众中利用它做一些匿名的伪装宣传”，因为他相信，危急时刻，大多数人连救命稻草也要捞。

        事实证明，他的三个预卜，除了“转折点”没有发生外，其他都应验了，他甚至准确预言了“八月中旬战事终止”——他们的伙伴日本在八月十五日投降。

        戈培尔博士的欺骗手法如此老练，以至于最后还玩了“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把戏：他放风说希特勒将在南方的群山中指挥最后的“民族碉堡”。这导致艾森豪威尔准备挥师南下，直到在一年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凯特尔元帅——戈培尔称他是脚底抹油的家伙——才说“民族碉堡”根本就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