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国际友人长期居住中国，为党的地下工作者提供大量帮助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华东联络处将于6月26日举行“路易·艾黎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纪念活动。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是国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性民间组织和合作社民间促进组织之一。1939年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由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发起，在香港成立。1952年停止工作，1987年恢复活动，主要从事合作社教育、扶贫、妇女培训、国际合作等公益事业。

抗战期间，工合国际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筹集到国际捐款和捐赠物资价值上千万美元，为支援抗战和工合运动作出重要贡献，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叶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路易·艾黎是工合国际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国际友人。他于1927年4月21日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为党的地下工作者提供了大量帮助。

路易·艾黎  本文图均为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华东联络处供图

为美国记者斯诺赴延安传递信息

路易·艾黎（RewiAlley）是新西兰人，于1927年4月21日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

来到中国后，当时的艾黎在愚园路的住所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碰头地点和避难所，艾黎和同住的英国共产党员甘普霖（Alec Camplin）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住所底层设有一间小工房，为组织修理手枪之类的武器。他们又在家设置了秘密电台，与国内一些地方共产党保持联络，发报机就装在顶楼。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于1928年来到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情况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时任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间，斯诺努力学习中文，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爱国革命人士，也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了接触。

斯诺来到中国的几年里，耳闻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心中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是否真的如“南京政府”所说的是“流寇”？既然是“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红军呢？

随着这个疑问的加深，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到延安这块神秘之地走一趟，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并公布于世，让人们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然而要去“那里”进行实地采访，在当时的环境下又谈何容易。从道路到通讯，各方面都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包围着。于是，斯诺决定于1936年4月赴上海向宋庆龄求助。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认识了在上海帮助地下党进行革命事业的路易·艾黎。两位国际友人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理念不谋而合，艾黎即为斯诺提供了自己住处的秘密电台，把斯诺的想法通过秘密电台传达给陕北。

收到电文后，毛泽东作出决定，同意斯诺访问延安及对外界如实报道这里的情况，并委托宋庆龄同时找一位高明的外国医生同来陕北，以提高根据地的医疗水平。由此便开启了斯诺记者生涯的“红色中国”之行。

此后，斯诺见到毛主席，了解到了真实的红色革命情况，并写出了令世界震惊的名著《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它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让欧美国家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极大改善了中国在欧美世界中的印象。可以说，艾黎设立的秘密电台帮助打通了一条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红色革命的通道。

1966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集体会见仪式上与路易·艾黎握手交谈。

帮助红军将领刘鼎，与张学良取得联系

刘鼎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奠基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等职务。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上海特科工作。后奉命到西安直接负责东北军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工作。西安事变后成为中共代表团的“大管家”，是在隐蔽战线立下了功勋的统战功臣。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家和宋庆龄的寓所，常被用作中共地下党员、革命人士的庇护所。刘鼎在艾黎家和宋庆龄寓所暂住的经历，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

1935年的一天晚上，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带着一个人，她介绍说是查尔斯，“他将在你们这暂住一段时间”，于是查尔斯成了艾黎家的一员，后来艾黎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

当时刘鼎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处境窘迫，暂居艾黎家的这段时间给了他更好的休整时机，同时也暗中进行革命活动。那段时间，艾黎还在消防处工作，配有公务车，这给了刘鼎等中共地下党和革命人士很好的掩护，发送支持统一国共抗日战线的材料和运送伤病的革命人士。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国民政府和上海租界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吃紧。路易·艾黎担心家里来往客人多，刘鼎会引起注意，就将他送到宋庆龄在法租界的住处。在此期间，刘鼎同宋庆龄有过几次交谈，涉及他留学和在上海工作的经历和感受，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来，刘鼎是个有学识且经过历练的共产党人，为后来推荐到张学良东北军工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1936年3月初，史沫特莱受宋庆龄委托到路易·艾黎家找刘鼎，告诉他有位朋友约其在法租界内一家咖啡馆见面，有要事商谈。这位朋友不是别人，竟是董健吾。

原来1935年底，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旧部，表示愿在西北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托旧部找到董健吾，并将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刘鼎作为共产党到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在艾黎的安排帮助下，刘鼎见到了董健吾，一开始刘鼎心生疑虑，自己才刚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来，又要去抛头露面，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后经过仔细研究国际形势、东北军、红军在陕北的消息及张学良为人处世的特点后，决定接受邀请，路易·艾黎还去南京路给刘鼎置办了一身体面的行头。

刘鼎后来赴陕与张学良会面，两人同吃同住12天，倾谈不已，交谈内容不仅涉及国家前途、抗日策略、军队建设，还有欧美、苏联的情况以及西安的腐败和东北军的内幕。刘鼎详细介绍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组织及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情况。

洛川会谈，加深了张学良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了解了红军、中共的抗日决心，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心和决心。这为后来与周恩来的肤施（今延安）会谈、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奠定了基础，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