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渭滨︱是个“老烟枪”，每次上课都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

        【编者按】

        4月1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去世。澎湃新闻刊发一组文章，以为纪念。

（上海档案馆）

        沈渭滨老师已驾鹤西去，我虽不是他的“忠实学生”，也不是他的“亲密战友”，但前后算来，与沈老师也已认识交往二十多年了，感受颇深，记忆犹新，略举几例，以资缅怀。

        我于1990年代初在复旦历史系读本科生和研究生期间，都有幸听过沈老师上的中国近代史课程。记得当时上他的课都是在复旦本部校门对面文科大楼九楼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教研室的空间不大，里面坐上十个人就已经显得满满当当的了，但沈老师的课，每次听讲的学生都比较多，因此晚来者不得不坐在门外走廊里，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奇。

        沈老师来校上课是比较辛苦的，他没有像很多复旦教师那样在校区周边买房租屋，而是一直“蜗居”七宝，在市区西南郊，而复旦本部在市区东北郊，相距“两只角”。即使是在交通工具比较发达的今天，两地之间往返一趟也不是件易事，而当时还没有高架路和地铁，地面交通又极堵。沈老师上课那天，四点半起床，五点钟从家里出发，倒腾几次公交车，穿越整个上海市区，才能在八九点钟左右赶到复旦本部。为了避免迟到耽误上课，他的课不得不把放在上午三、四两节课时段上。

        虽然来校之路辛苦非常，但是沈老师每次给学生上课，都一点不显疲态，而是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他的穿着也很讲究，经常是西装领带，天冷的话外加一件大衣，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显得很有“腔调”。他对教学的看重、对学生的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沈老师是个“老烟枪”，上课时经常烟瘾犯了，便跟听课的学生打声招呼，点支烟边抽边讲。教研室本来空间就小，人满为患，再加上烟雾袅袅，空气就不太好，只好开窗透风，到了冬季也是如此。我们学生第一次碰到，不免有些惊讶，见多了就不怪了。好在沈老师课讲得好，大概是他以前做过中学老师的缘故，因此口才极佳，思路清晰，娓娓道来，滔滔不绝，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沈老师很擅长讲晚清军事史和政治史，讲慈禧，讲光绪，讲孙中山，讲太平天国、甲午战争，讲义和团、辛亥革命，都是他喜欢的话题，他自己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也有不人云亦云的新见解。

        我从复旦毕业后不久，沈老师也退休了，但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倒反而不少。我在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编杂志多年，经常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碰到他，见了面总要寒暄两句。我们单位办会，也经常将沈老师请来。沈老师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但我们请他，他总是愿意来，很给我们面子。来的时候经常拄根“司的克”，加上一袭黑衣，极像黑帮老大，腔调更浓了。我们单位是禁烟单位，来这儿开会可苦了他这个老烟枪，时间稍长，他便忍不住，走出去，吞云吐雾一番，再回来。

        沈老师到会，必然要发声音讲几句，我们也喜欢听他发言。他讲话还是像上课一般极有条理，看得出像备课一样准备充分，必然带着发言稿，纸上蝇头小字写得密密麻麻。会后请他提供发言稿以供杂志发表，他总说好，但要回去重新整理后再发来。几天后，寄来一封信，附上他的发言修改稿，一般是文稿纸，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字。沈老师善笔书，字迹美观且工整，像他这样不用电脑的老套学者，实不多见，一笔一划写来，很费工夫的，他却乐此不疲。

        2009年，广东省中山市委宣传部和社科联想编一套关于中山人在上海的丛书，其中有关于四大百货公司档案整理与研究的课题，中山方面来人找沈老师请教，沈老师立马就想到了我们，跟来人说，编档案史料，肯定要找上海市档案馆才行。沈老师并亲自联系当时的部门领导邢建榕研究馆员，邢领导则把任务委托给了我。我们当时很高兴，能和馆外有关方面合作搞研究出成果，单位领导也很支持。就这么一拍即合，沈老师又张罗着把我俩和中山方面有关负责人几次请到他家旁边的七宝老街喝茶细谈。       

        由于沈老师的穿针引线，我们与中山方面的合作进行得很顺利。2010年10月，由我编注的四大百货公司档案史料汇编成书。2012年3月，由我和另一位学者合作编写的四大百货公司史书也付梓出版。这两部书稿，遵照沈老师的叮嘱，我们都交给他仔细审阅，存在疑问或需要修改的地方，他都用红笔和小纸条一一标出，一丝不苟，毫不含糊，如同他自己撰文写书一般。这两本书出版之后，我们照例要给沈老师审稿费，可他声明只拿第一笔，第二笔坚决不收，说经费有限，不要乱花，搞得我们不好意思，以后只好在登门拜访之际，给他送点小礼品，可是沈老师身体不好，东西又不能乱吃，我们只得捎点茶叶之类给他。

        斯人已逝，惟有追忆。作此短文，算是我这个学术后进对前辈大师的悼念吧。

        

何益忠：追忆沈渭滨老师

（华东政法大学）

        沈老师并非我的硕士导师，却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引路人。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沪军都督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就是在沈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我本科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在老家做了三年中学教师以后才到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硕士。进入复旦历史系，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既兴奋又陌生还恐惧。兴奋的是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上海，来到了复旦；陌生的是，三年的乡村教师生活，城市已成为梦中的回忆；更让我恐惧的是，学问是什么？怎么读书？如何写文章？我能顺利毕业吗？

        当时学校已有规定，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才算完成学业，拿到学位。在我的本科阶段，尽管也曾有一些想法，但从来没有写过像样的学术文章，更没有发表过论文。而我们寝室其他三位同学，全都毕业于复旦历史系，有的甚至已是学术小闻人。

        沈老师是在研一还是研二给我们开的课，记忆已很模糊；开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其他课，也不是很清晰了。但肯定没有错的是，上课地点是文科楼9楼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板书用的是一块小黑板，沈老师上课板书很多，擦黑板的频率也很高；老师抽烟很厉害，一边上课一边抽烟。

        老师的课给我很多启发，我开始关注“二次革命”时期上海资产阶级不支持革命的原因。于是开始阅读各种资料，并写成《沪军都督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一文交给沈老师。我记得沈老师是在一周后返还文稿的，但文稿上没有留下任何批改痕迹，而是当面指导我如何将文章的结构、逻辑疏理清楚。在文章的第二稿，他才对很多细节进行了修改。

        沈老师给我文章的修改稿原件我仍然保存，老师铅笔修改仍然清晰可见，但沈老师却驾鹤西游，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