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为“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上，学术主持、著名策展人高士明对于会议的总结发言。高士明认为，如今的第三世界不再是一个既定的共同体，在单极世界中重塑后发国家的链接，需要我们将“前第三世界”被全球化体制分割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相连接，重新凝聚出一种 “第三世界理解”。澎湃新闻获亚际书院授权刊发。
2008年，高士明、张颂仁作为中方策展人，在广州美术馆举办了题为“与后殖民说再见”的艺术展 老的国际主义不够用了
六十年前的万隆会议是一个历史后果；它后来又成为了许多事情的原因。六十年后，当我们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框架中，从16世纪开始的殖民史，到据说已经终结的“冷战”，从殖民老帝国到今日的新帝国，从19世纪的国际主义到20世纪中叶的民族独立运动……，从这样一个更长久的历史视野来看，“万隆”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生产出了什么？在今天还留下了什么？在这次论坛的开幕式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高度颂扬的“万隆精神”，究竟是一种历史愿景（historical vision）还是历史现实？
在今天下午的圆桌论坛上，我曾经说“老的国际主义已经不够用了”。其实，六十年前的“万隆精神”所建立的连带意识，与之前的共产国际尤其是“第三国际”的那种国际主义判然有别。当时那些新兴国家的立国者们，一手民族主义，一手社会主义，努力在美国和苏联所领导的两大阵营之间寻找到自我发展的可能，在冷战双方左右逢源，或者左右为难。六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第三世界”已经被“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些新的称谓所取代。在这称谓变化的背后，有某种根本性的东西改变了。卓莫（Jomo Kwame Sundaram）这两天反复提及“77国集团”模式，跟当年参加万隆会议的那些稚嫩的新兴国家相比，“77国集团”的参与国们，在外交经验、经贸合作等各个方面的技巧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彼此之间却似乎少了一种东西；尤其在我们这些知识人看来，有某种很值得珍视的东西已经失却了。
六十年前的民族国家，无论是斗争出来的，还是被给予被划定的，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或者民众。而今天，在许多情况下，民族国家不再是人民的庇护所或者正当媒介，它成为“民众生活中的某些机制”，内化为一种“国家自我”的心理机制。民族主义也不再是紧急状态下的集结与召唤，而更多联系着排他和狭隘的群体情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连带据说已经结束，它作为历史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意义，尚缺乏严肃深入的研究。在我们这些“前第三世界”，无论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还是在身心经验的层面上，正如一位嘉宾所说的，“资本已经跟我们自己再也分不开了”。
老的国际主义不够用了，代表十九世纪团结精神的国际歌，现在只是在酒酣耳热之后或者在卡拉OK的豪华包房中唱起。“万隆精神”也已经被全球资本的生产／消费体系耗散殆尽，民众在国与国的利益之争中，在全球市场的供需关系中被割裂了，他们被转化成竞争者和敌人。人民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战史的纠缠交织中分断与离散，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分配与整合——人民的命运，正如艺术家陈界仁所言，是“全球监禁，在地流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追问：21世纪的新形势下，一种新的连带方式，一种新的团结的依据与内核是什么？难道只有“发展”和传说中的“共赢”，才能把我们团结起来吗？在此，我愿意呼应来自冲绳的若林千代女士所指出的——“团结不是合作，而是投身与奉献”。
一切真正的继承都是重新发明。只有面向共同关怀的投身与奉献，才能使“万隆精神”不断地被重新发明，“第三世界”才可能在当下的新现实中重新奠基。
“与后殖民说再见”展中的绘画作品 知识分子能做什么
六十年前，聚集在万隆的是一批政治家、一批立国者，今天，我们在杭州回望万隆，聚集在这个现场的，是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作为知识人和艺术人，我们能做什么？
两年前，我邀请法国激进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来中国美院做讲座。我惊讶地获知，朗西埃的课堂上，常年盘桓着三位公共媒体记者（据说德里达的课堂上有五位之多）。在1960年代之后的法国，通过这个奇特的传统，大学讲堂的话语论辩、知识生产，与街头的日常生活与现实政治连接在了一起。
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基体与法国全然不同，在现实中我们无法指望这种连接方式。然而，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学术人、知识人与社会的关系却未必是先天割裂的。一百年前，马一浮先生在《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中，阐述了中国原本的学习系统和知识体系——“六艺”之教。在马一浮看来，六艺通向人类合理的日常生活，而非偏重考古，更不是徒资言说而与实际生活甚远之事。他说：“六艺”之教，不是空言，须求实践。
现代之初，在大学体系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中，中国的教育和学习还有另外的道路，不只是村学／社学／书院这些老的教育体系，而且还有梁漱溟、晏阳初这些寄托社会改造于民众乡土教育的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们。跟当时正迅速建立诸门“学科”以对接世界知识体系的大学相比，乡村建设中的学习、教育和知识都具有不同的涵义。对此，梁漱溟先生曾说：“我不是学问家，我的学问都是被现实问题逼出来的”。
王晓明教授讲演中所引用的所有那些革命者们（章太炎、孙中山、刘师培、梁启超等），都是由中国的旧学问、也就是所谓“前现代”的学习系统造就出来的。跟今天的中国知识界相比，他们不狭隘，不教条，不迂腐，进可以推动社会革命（不是今天所谓的“社会运动”），退可以治百世之学。对于当时还有些陌生的世界，他们充满能动性和自主性，从传统的天下观中，发展出一种“平视泰中泰西”的世界情怀。谭嗣同诗云：“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他的老师康有为也是在“前现代”的知识体系中写出了《大同书》。从这些百年前的学人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大时空跨度中的自我。在他们身上，依然保留着一种尊严而通达的“道－义”，今天，我们或许比他们具有更多的关于世界的知识，然而这种珍贵的“道－义”在我们身上已经失却了。
对比百年前，现代教育在中国大地上最初建立起来的时候，今日大学中隐含的殖民结构，似乎变得更深也更稳固了。中国的“前现代”系统中，学习的过程同时牵连着一个细致而持续的社会化过程，中国原本的知识系统和学习系统，是可以真实地作用于现实生活的；而今天，随着社会基体的改变，同时还有来自西方的学科化知识体系的遮蔽和挤压，中国传统中本来可以致用的学问，就逐渐变成了修养的学问，不再是人生之学和社会之学。“小学”和“大学”都成了“国学”，而“国学”往往是与当下现实割裂的；那些在学科的治理之下、在学术工业的挤压之中被迫晋身的“国学家”们，要想对现实起作用，就必须要依附现有的权力体系——加入智库，为帝王师。
除此之外，今天的知识界还不得不纠缠于学术与思想之辩，纠缠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难以超脱学院中人和“公知”之间的羁绊，无法解决知识生产与社会运动的分离；这一切，原本相互连接、彼此相容。不论传统知识的“国学化”，还是学院知识与社会运动的割裂，都是殖民化的现代性之后果。要让我们的学术和知识生产作用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只有在精神的“去殖”中克服这现代性之后果，让我们的知识重新成为“有情之学”和“有为之学”，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心灵的自主、胸襟的坦荡与智识的通达。
话说回来，我们这群来自亚非拉的知识人聚集在这里，到底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我个人的感觉是：对知识人和艺术人来说，万隆会议六十年后，第三世界不再是一个既定的共同体，而应是一种从当下现实出发的能动的力量。这需要我们连接起“前第三世界”被全球化体制分割为各种“在地”（Local）的历史和现实经验，重新凝聚出一种对自我和社会的“第三世界理解”。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对“原教旨主义”、对“发展”、对“正义”和“民主”，甚至“资本”和“知识”，都或许会生发出不同于既有话语体系的解释。同样，基于这一“第三世界”的经验和理解，我们会发现，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甚至对citizenship和democracy的诉求或许也并不是当代人唯一的取径，在各个文化的独特历史和民众生活的多元现实中，我们的未来还有许多不同的选择和参照。
“与后殖民说再见”展览中的装置作品第三种力量的土壤在于民众的生活
今天，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希腊这个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正在成为第三世界；葡萄牙、西班牙这人类史上的第一批殖民者，也正在成为第三世界；而“金砖五国”以及更多以往的发展中国家，似乎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动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复杂难断。正如越南裔美国籍艺术家郑明河所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所能够做的，是从第一中寻找第三，在第三中发现第一。”
在这个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交织互换的历史现场的背后，是殖民－后殖民、冷战－后冷战同时并存、彼此交织的历史结构和动力场域。在这个结构－场域中，第三世界的知识生产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大会上提出的这一问题，不只是要生产出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连接性知识的生产，生产出新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并不现成，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中，它如同公共领域一样，随时闭合，方生方死，需要被无数次重新开启和反复发明。对我来说，在这种反复的发明中，会出现一种转变之可能，那就是——从“第三个世界”（Third World）到“第三种力量”（Third Power）。当我们谈到“第三种力量”，首先要问的是，那第一、二种力量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对这三种力量做一个简单而仓促的界定：
第一种力量，是技术、资本和那些构造出singular universality的企业及其金融王国，象微软、谷歌、Facebook，以及国际版权体系等等。它们装扮成中立的、普世的，因而是真正无远弗届的跨国力量；它们支撑、主导并宰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感知经验和感性结构。
第二种力量，是知识界生产出的智性反思的力量，那些汗牛充栋的批判性思想和社会理论，尤其是1968年前后，从文革和越战这两个亚洲事件所激发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中孕生出的批判性左翼，包括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左翼话语、知识和运动。近年来，基于西方激进哲学的知识左翼的危机已经逐渐显露出来，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纽约，在台湾还是在香港，知识左翼在日益复杂的现实政治中日益失语或者失据，在最新的一轮轮形左实右的“占领”和“社会运动”中，他们被轻易地收编，又被无情地抛弃。
那么，什么是第三种力量呢？在国家体制的政治操作，以及学术界、知识界的观念操作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正是我所说的“第三种力量”得以生长的土壤；因为它的复杂，也因为它的平凡，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中还远未现身。这个世界，正是白乐晴先生多年来所坚持的“第三世界”，他指出：我们讨论“第三世界”，并不是要把世界一分为三，相反，是要把分离成各个阵营、不同层级的世界，在民众生活的意义上重新统合为一。为此，我们就必须暂时搁置既有的话语和知识，扎根各个世界（无论第一还是第三）的民众生活和现实经验，从不同区域的民众生活、现实感觉以及社会意识的连结中，去发掘出一种新的知行合一的力量，第三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今天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正是这种力量，使我们可能在当下的现实中去实现新的团结；也正是这种力量，使我们得以从民众生活的现场出发，去重新定义自我与他人、自由与平等、正义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