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内参模式是中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最为重要的方式

        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这既指出了中国智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为各类智库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空间。

        万丈高楼从地起，大厦不能建在沙滩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能割断历史，而是要借鉴中国几千年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历史悠久的智囊传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智库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教训，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研究提供历史根基。

        加强对中国古代智库模式的研究。对于智库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智库起源于欧美。在2011年由笔者主编的《中国智库发展报告》明确提出，智库起源于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萌芽发展，以后历朝历代均重视智库的作用。我国古代的决策咨询制度是现代智库的源头，“稷下学宫”“门客”“师爷”“幕僚”等起到了智库的作用。对内，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为官员出谋划策；对外，则以自己超常的智慧独当一面。这些早期智库的人员来源、社会使命与独立人格的关系、维持运转的方法、影响决策者的方式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智库之源。

        加强对智库发展模式的研究。从世界智库发展模式来看，智库是多元的，并非没有政府支持或者独立于政府才叫智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从中可以看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是要挤压传统官方智库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大力发展非官方智库，而是要使其多元化发展，百花齐放。当前，我们需要认真总结已有智库取得的经验，探讨已有智库运作的体制机制，影响决策的方式以及影响力大小，通过总结经验使不为人们所知的智库浮出水面，被人们所认可。例如并不广为人知但在国家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智库——国务院参事室。它成立于1949年，是具有统战性、咨询性的国务院直属机构，人员由国务院总理直接聘任。参事室作为高级智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直接向国务院提出意见和建议，特殊情况下可以“直通车”方式向总理建言献策，影响政策制定和领导人决策。其“旋转门”作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这种研究人员的高规格聘请，以及影响政府决策的效果是其他智库难以达到的。同时，参事室已同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家智库建立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在国际智库交流以及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党政、社科院、军队、参事室等智库的人员来源、结构组成、资金来源、运转机制、调研方式、政策影响力，以及国务院参事室与地方参事室参与政策制定的协同机制等，都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研究。

        加强对智库发展的地域模式研究。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教育文化、政府决策方式的差异，导致各省市智库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发达地区，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智库数量多，影响力较大。我们仍以参事室为例，除了国务院参事室外，还有许多地方参事室。它们影响地方政策制定的力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智库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地完成本级党委政府交办的咨询任务，而是通过更积极主动的行动影响地方重大政策的制定。上海市参事室近年来牵头组织了长江流域13个省、市的政府参事就开发长江黄金水道问题展开联合调研，调研组提交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并引起交通部的高度重视。我们有必要从地域角度对智库的分布、实力、影响政策的方式以及智库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总结概括我国地方智库发展的不同模式，呈现我国智库发展的地域特色。

        加强对智库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研究。智库的核心作用是影响政府决策，中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是多元化的，有些影响方式并不被外人所知。这些方式可以概括为：第一，内参模式。这是中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最为重要的方式。比如，新华社内参、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的《侨情专报》等。智库研究者需要研究的是政府通过什么方式和以什么标准来选拔具有内参资格的机构、目前哪些机构有资格提供内参、提供内参的方式和渠道是什么、内参的效力有多大等。第二，成果要报的形式。这种影响政策决策的机构主要是高校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基金委员会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管理部门。他们主编的《成果要报》和“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期刊杂志等，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送给政策制定者，起到了决策参考作用，东中西部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首创的智库研究系列读物《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中国智库发展报告》成为国内外了解中国智库发展的平台，为促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第三，成果发布会的形式。智库无法从内部影响政策决策时，为了得到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就需要有媒体战略和宣传战略，让智库的观点传播出去，影响政府决策。

        加强对中国政策决策体制和决策咨询制度的研究。中国特色的政策决策体系和过程孕育出了中国特色的智库。智库建设和研究不能局限于以智库来研究智库，因为智库发展受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政府决策体制的影响，各个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方式差异也导致了各国智库的多样性。总结我国智库发展经验，不能忽略对我国政策决策体制和决策咨询智库进行研究。因此，智库要突出中国特色必须将智库建设和研究与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制度、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及地方政府政策实验等模式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将我国智库置于转型期中国政策决策体系的宏观背景中，才能凸显中国智库特色。

        加强对智库产业引领创新驱动的研究。“智库产业”概念是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改革和发展研究院多年研究成果，是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的概念并将其理论化，在实践方面，智库产业区也走在了世界前列。智库产业是创新型知识经济的集中体现，它通过形成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咨询创新驱动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条，从而推动智库不断壮大，并进一步促进经济新常态的持续健康发展。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发展智库。在目前这一战略机遇期，以智库产业为代表的创新驱动产业越来越重要。智库产业需要解决“自我造血”的问题。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我们均需要加强智库产业问题研究。

        （作者系《国家智库》总编辑、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