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如何突破四人帮封锁出版：周海婴经指点上书毛泽东

        《胡乔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1月版）中，讲述了周海婴上书毛主席，解决鲁迅书信、著作的编辑出版问题的历史。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

        早在1971年夏，周恩来直接领导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重新整理出版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鲁迅日记、鲁迅译文集、鲁迅整理的古籍等，就作为重点项目列入了全国出版工作的全面规划，要求集中力量，争取两三年内完成。7月，毛泽东批准了出版座谈会提出的出版工作全面规划。周恩来十分关心鲁迅著作出版规划的落实，派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协助国家出版机关，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但是，这个实施方案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1972年1月，周建人拟就一个落实鲁迅著作出版规划的报告，国务院办公室转到姚文元手里，姚批“待研究”三个字，把报告束之高阁。周海婴先后给姚文元、江青写信催询，二人均置之不理。此后一系列有关鲁迅著作注释出版的计划，都被压下，一个都没有批准。1974年再次提出计划，“四人帮”仍然扣压不批，致使这项工作长期无法进行。

        不仅如此，“四人帮”对已经开展的鲁迅著作的选编注释工作也横加压制，必欲使之中断而后快。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为了有助于深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国家出版部门组织力量，编选注释了鲁迅的杂文、书信和文学创作的各种选本。对选编注释的鲁迅杂文书信全集，姚文元以“杂文同书信分开”为名，把书信砍去。

        1972年3月，姚文元又以审查为借口，扣压了样稿，八个半月之后，下了一道批语：“我的意见，不必再选了！”下令把所有鲁迅著作选注本统统砍掉，已经上机待印的选本也被迫下马。姚文元还伙同张春桥、江青，写了一个“以省注释之繁”的批示，禁止注释鲁迅著作。以后，他们又制造“收信人有问题”之类的借口，反对鲁迅书信集的出版。他们甚至肆意诋毁鲁迅。姚文元在1972年9月的一个批示中说鲁迅著作“用今天的眼光看，可删之处尚有不少”，还说什么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

        江青一伙之所以制造种种借口加以阻挠，是因为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都中过鲁迅的投枪。如果把鲁迅书信全部公诸于世，对鲁迅著作详加注释，他们的劣迹就会暴露出来。由于江青一伙不让出版书信集，不让出版选本，反对进行注释，致使鲁迅书信、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迟迟不能落实，鲁迅研究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1975年7月以来，在毛泽东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下，文艺界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未曾有过的好形势。周海婴和叔父周建人等商量，感到应该乘这个有利时机，给毛主席写信，把长期没有解决的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鲁迅研究工作的开展等方面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向毛主席反映，请求毛主席支持和帮助解决。

        周海婴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四人帮”认定这封信“是有人指使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说这封信“同黑线有关”，挖空心思要追出“后台”，终于没有得逞。粉碎“四人帮”后，许多人读到这封信，也都认为，非有高人指点，海婴难以写出这样得体、这样能说动“人主”的信来。此人是谁？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送到毛主席手里的呢？周海婴说：指点、帮助他上书毛泽东的不是别人，是有中共“党内第一支笔”之誉的胡乔木！

        当年，周海婴同周建人商量之下，觉得此事请曾担任毛主席二十多年政治秘书、现在又复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的胡乔木帮忙，最为妥帖。10月下旬，周海婴到胡乔木家登门求教。他把前述有关情况向胡乔木详细叙述一遍，又把想向毛主席写信的意向说了，请乔木同志给予指点。

        周海婴叔侄有所不知，这时胡乔木的处境已经大不如前了。10月中旬，毛泽东对胡乔木主持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不以为然，对邓小平替清华大学刘冰等人转信也有批评，而刘冰等人的信正是由胡乔木转交邓小平送上去的。

        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胡乔木一点也没有犹豫，当即支持海婴给主席写信，并表示愿意转交。他感到鲁迅书信、著作的出版，实在太重要了。而在当时，只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才能解决问题。对于信的写法，怎样既能回击“四人帮”的阻挠、破坏，又能打动毛泽东的心，取得他的赞同、支持，胡乔木作了详细的指点。

        周海婴给毛主席的信稿草拟好以后，又到胡乔木家中，请乔木同志修改、润色。最后由胡乔木把这封信交邓小平呈送毛泽东。

        由于出版一部收入现存鲁迅全部书信的集子是斗争的焦点，多年来，姚文元等以所谓有的收信人后来成了坏人等为借口，百般阻挠，不让出版，所以，周海婴的信把出版新的鲁迅书信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有理有据地对他们设置的障碍予以批驳，还特意点出毛泽东引用过的“鲁迅痛斥变质者的一封信”，亦即1934年11月17日鲁迅致萧军、萧红斥责姚蓬子（姚文元的父亲）的信，给姚文元以有力的反击。

        信中写道：“敬爱的主席，您最了解鲁迅书信的革命精神，并早在1937年10月19日，您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的讲演中，就引用过鲁迅痛斥变质者的一封信，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迫切希望在您的支持下，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照手稿校订过的新的鲁迅书信集，能够早日出版。”

        周海婴请求毛主席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对于开展鲁迅研究方面也提出了看法和建议。信末，周海婴深情地写道：        

        敬爱的主席，您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写过，您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在1971年听到传达您这句话，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我觉得父亲也是这样想的。我听母亲和熟悉父亲的老同志告诉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您率领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那一年，心中总是深深地想念您，他曾打电报给您表示祝贺，还常常兴奋地和参加长征见过您的同志谈起您，渴望知道关于您的一切。虽然他终未能见您一面就去世了，然而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着一支烟，眼中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意在您指挥下，做一名小兵，用笔。我想起这情形，就情不自禁地下定决心写这封信，向您提出以上的请求。当然，我的想法可能有不妥之处。我多么渴望跑到您的跟前，倾诉我心中的一切感受，倾听您对我的亲切教诲！主席啊，我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周海婴的这封信，情况与要求写得简明扼要、有理有据，感情真挚，言辞恳切。毛泽东读信后，即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毛泽东的批示，使“四人帮”百般阻挠鲁迅书信集出版的倒行逆施无法继续，《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也一变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向中央写了关于贯彻毛主席批示的报告。国家出版局很快作出规划：立即着手出版包括现存全部鲁迅书信的《鲁迅书信集》；新注鲁迅著作单行本26种，1977年底前出齐；新注《鲁迅全集》15卷，1980年底前出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