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渭滨︱杨国强：一生惬意是文章

        【编者按】

        4月1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因病去世。沈先生专长中国近代史，是此方面的研究专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就是他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为纪念沈先生，澎湃新闻刊发杨国强教授为该书初版撰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拟。 

 左起：杨国强、沈渭滨、王家范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沈渭滨先生积多年研究之后的一部力学深思之作。我得以先读，获益良多。

        近代中国以古今中西之争亘贯百年新陈代谢。这个过程产生过许多出众的思想和议论。但据我私见，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则只有两个：一个是五四前八十年里的三民主义，一个是五四后三十年里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当然超越了三民主义。然而同先于孙中山的人物和思潮相比，三民主义仍然有它耐读耐想的地方。

        19世纪的中国人为救亡图改革，由民族主义凝积成一种强烈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饱含着一腔爱国血诚，但在这种观念里，国家的四周又是看不到社会的，因此也常常使人感到国家观念本身的浮泛悬空。梁启超批评李鸿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其实，当维新变法时潮初起之时，活跃在潮头的人们中间也少有真能深知“国民”本义者。虽说他们手中拿着李鸿章那一代人所没有的民权和民智，但民权民智都是被救亡招来的，目的本在致国家于富强之境。它们的价值是由国家观念派生出来的。

        孙中山也是一个为救亡而图改革者，同样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但他以民生立义，却又非常明白地表现了对于社会的关注与思考。由此产生的是一种比救亡更加深邃的思想内容。这种思想内容是19世纪的仁人志士们眼中和心中都没有的。方《民报》发刊之初，正是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在党人中行时的年头，但他却预言“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比照后来的历史，由国家观念和社会观念嬗递而引发的历史变迁正是20世纪中国的潮流之一。当然，在孙中山作预言的时候，更能够召唤人心的是武装革命。即使是他周围的那个群体里，也很少有人对此热心唱和。真正以社会思潮的形式体现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嬗递的，是十五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中立论于改造社会的争鸣。它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种思想前潮。虽说后来的争鸣并不以民生主义发露的社会观念为源头，但就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代谢而言，孙中山毕竟在同一个问题上显示了最早的自觉和先觉。

        自1911年以后，孙中山的名字就与辛亥革命连在一起，在八十多年岁月里成为几代人记叙、探究和反复咀嚼的一个题日。由此产生的众多著述曾各见风采地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理解和认知。而孙中山也在后人的笔下获得了一种常新的意蕴。与既有的著述相比，后出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以叙事、说理、辨疑、讨论汇贯圆融见风格，并在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富有个性的思考和见解。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初版封面

        历史人物是由时代造就出来的，他们的心路和行迹也只有在时代的衬映之下才会显得清晰。因此，刻画历史人物需要历史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对此多有心悟，全书以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为脉络，多方面地穿织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思潮起落、人才消长、群体聚散、物候代谢；并以众多的肖像和曲折的事态写出了革命与朝廷的矛盾、革命与改良的矛盾、革命团伙内部的矛盾。这个过程显出了与历史进化相关的大是大非，也显出了创造历史的人们各自身上的长处和短处。孙中山的形象和人格是与他的友朋、同志、论敌相比较而互见的，因此，孙中山的探索、追求、失败、成功，以至其才识情性，喜怒哀乐都见血见肉，形神兼备。

        历史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智慧。前者需要审断，后者需要思辨，而审断与思辨都是通过历史学家的劳动表现出来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于叙事之中别出心裁，在记实的同时往往对成说作者求审断，表现了作者读史之际的认真思索。例如《行其所志》一章描述了从檀香山兴中会到香港兴中会的史事，并勘比两会章程，信而有征地提出了一些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中国同盟会》一章则排比史实，对同盟会的组织结构作细密分析，然后指出：“许多研究者和辛亥革命史论著，在谈到同盟会组织体制时，往往只说成立大会时确定的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并以‘三权分立’学说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很少有人注意到最初确定的‘三权分立’经历着一个名存实亡到名实俱亡的变化过程。”与此类似的审断之见还有不少，它们都显示了作者执意求真的识力和努力，史事的叙述也因之而带上了鲜活的研究气息。

        与记实相比，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常常更困难一些。这种困难在于：一方面，深藏于史实内里的因果、意义、联系只有通过解释和说明才能够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解释和说明是主观的，而深藏于史实内里的东西却是客观的。两者之间的一致不能借助于直观，只能借助于思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于铺叙史事之中常以可观的篇幅作论，力求发摅义理，表现了作者对于历史思辨的自觉追求。例如《新世纪的新力量》一章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逐层分析，指出其中的各个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缺乏统一性。《“联络学界，开导华侨”》一章写出了孙中山和留学生之间的历史感应。《两条战线》一章详论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异同，等等。这些内容都已不止乎记实，而是表达了作者对那一段历史的体验和理解。比之叙事，这一类地方更见作史的个性和苦心。

        除了审断思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沈渭滨先生治学的严肃谨慎。全书不少地方都不作一点游词地标出了作者目前不能给以回答的问题。把原来留在心里的问题写入章节之中本非撰作此书的必有之义。但问题本身也是研究的一种结果，它们与见解一起放在人们的眼前，展示了作者在这个题目下已经完成的部分和尚未完成的部分。学术总是与问题结缘的，学术又是天下之公器。因此，见解可以沟通读书人与作书人，问题也可以沟通读书人与作书人。

        沈渭滨先生是我老师一辈的人，但以师门叙先后，他又是我众多的学兄之一。他喜欢热闹，也耐得住寂寞。我在他寓所曾看到过一副对联：“半世坎坷皆为字，一生惬意是文章”，其中一半写出了往事的叹喟，一半写出了人生的寄托，可谓甘苦皆备。学者各有气象，坎坷惬意都画出了一个人的情性。他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纪念陈旭麓教授，既说明了学生对于老师长久的怀念，也说明了老师留下的感召力长久地存在于人间。当此学问之道日见落寞之际，这种有志“薪尽火传”的精神无论如何总是令人起敬的。

        

        1993年7月22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