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渭滨︱七宝镇的文化名人，“欧冠中超我都看”

        【编者按】

        4月1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去世。澎湃新闻刊发一组文章，以为纪念。       

        

（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生） 

        听说沈渭滨老师身体很不好，有月余了，虽然挂念担心，但想到沈老矍铄的精气神，总觉得能化险为夷，不豫此念究竟成了幻想。

        与沈老相识，缘于硕士论文答辩。答辩那天，是我到沈老家去接的，早上堵车，路也不熟悉，过了约定时间。刚到小区门口就望见沈老，清癯，大热天，西装领带，虚拄着欧式拐杖，站姿挺拔，也不知等了多久。身为晚辈还迟到，极表不安，沈老果然也不假辞色：“怎么迟到？！”于是小心赔了不是，赶紧上车出发。我那时自忖论文完成地得草率，想着套套沈老的辞，又觉得未免小人，惴惴的，彼此竟一路无话。临进答辩会场，大约看出我紧张，沈老突然道：“论文，我看了，还算读了不少书。”语无伦次应了什么，我也浑忘了。答辩时，沈老评价有褒有贬，褒，确是我小得意处；贬，确使我背发汗以沾衣。一篇小硕士生的论文，他竟然这么认真看了。

        后来与沈老开会、吃饭见过几面，每见必定西装革履，修饰地利索讲究。会议发言，席间聊天，都是侃侃而谈，条理清晰，友朋夸赞他，他都很诚恳地说：“我都用心，认真准备的。”

        导师说沈老对晚清史事人物极熟稔，对晚辈又极愿倾囊，学业上应该多多请益。正好有些晚清人物需要请教，于是逢假日，去过几次沈老家拜望。他是老烟枪，我算小烟民，吞云吐雾，每次都谈上几小时，几乎每次都耽误沈老午饭。师母是闺秀出身，只轻轻提醒几次，想来那时我也不懂事，拎不清，总是缠着再说几句，沈老就会抱歉地对师母说：“再等等。”也有次例外，沈老很严肃：“今天少说几句，下午我要看球”，又指指茶几上的一包烟一壶茶，“我都准备好了，下午直播。”似乎是国内的赛事，我又不爱足球，诧异道：“这烂队您也看。”沈老竟露出孩童般的不好意思：“我不挑，欧冠中超都看的，中国人嘛，自己的比赛也要看。凌晨也起来看，门窗关紧，精彩的地方我要振臂狂呼，呐喊，邻居听到要投诉的，哈哈。”我心里嘀咕：“看个球，老头也性情，也认真。”

        那时沈老客厅除了张挂着师母画作，还陈设了几幅花鸟小品，碰巧我也认识画师，不免品评几句，说这画师功底很扎实，笔法纯熟，可是不知变化，看不到他自己。沈老笑说：“我只懂些书法，不过我觉得还是这样画好，白描，小写意，几笔传神，瞎变什么，变得乱七八糟，失真。”他的书房则有副自撰对联：“半世坎坷皆为字，一生惬意是文章”，一半感慨世事，一半生命寄托，已入甘苦两得之境。学人固各具气象，惟处坎坷、惬意之间，方可见风骨吧。

        与沈老谈学时，我好发些无边无际的议论，沈老从不打断——不单不打断，因为他晚年重听，听不清处还要求大声重复，听清为止。听完思索一会儿，问我有无材料佐实，我就汇报哪处看到记载，哪处是我推断，他会正色道：“瞎说不可以的，得有依据。”接着突然挺身前倾，盯着我说：“你发现没有，晚清，无论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经济史，人物特别鲜明，所以总是人的历史，人物最重要，故入手某段或某专题，必需做相关人物的长编，或者大事记，没有这个基础，材料必定会看得漫漶无边，毫厘之失也不免千里之谬！”

        与陈旭麓先生一样，沈老为晚清做过大量基础性工作。近来常闻“腾空的历史想象”，可双足需踏在多么坚实的土地，才能发力腾跃呢？今日提笔想起沈老教诲，不禁喟叹。

        与陈旭麓先生一样，沈老极爱与晚学交流，我问学时，极感老人相授不遗余力。他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纪念陈旭麓教授，不但永志师恩不忘，也为后辈揭橥老师辈留下的感召力能长存人心之真谛。沈老力行“薪尽火传”的精神，在这学问之道日见落寞的纷繁中，尤让人肃然起敬。

        沈老告诉我，他不信佛，可是很爱《金刚经》，反复诵读。人生露电，般若空义。沈老生前已超脱生死执念，以晚辈的观感，沈老一生处世、治学，都实践着“认真”二字，展示了他的真性情，真超脱。

        

（山西大同大学副教授）

        惊悉沈渭滨老师仙逝，心头为之一震。突兀的消息，将我纷乱的思绪最终定格在那难忘岁月的一幕幕场景中。

        我第一次见先生是在2008年12月初，华东师大召开的纪念陈旭麓先生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二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他作为陈先生的弟子参加了会议。他在发言中提及自己正在编《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并且向与会者展示了他用中型毛笔书写的已经完稿的第一册，第二册写到了1950年，由于资料原因，暂时搁浅。

        先生铿锵有力的发言，以及他对“中学”和“西学”， “西化”与“化西”， “外在”与“内在”， “爱国”与“卖国”， “革命”与“改良”等问题充满睿智的阐释，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此后，我和先生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只是读他的著作文章，渐有启发。先生长期致力于近代史研究，对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尤有心得。我的研究方向也聚焦于孙中山。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先生应允担任了我的博士论文评阅人，这让我与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机会。从论文评阅意见书可见先生治学极为严谨，其中改动过的两个字，他都加盖了印章。

        2011年，业师周武曾带我专门去拜访先生，得以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先生家住闵行七宝镇，我们见面是4月17日下午。先生待人平易近人，彬彬有礼，热情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就座喝茶，全然没有某些大家的做派。由于当年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先生除主持“国家清史工程•传记•光绪朝（上）”项目的纂修外，正在全力以赴增订《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极其忙碌。但他还是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不厌其烦地给我答疑解惑，让我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先生思维敏捷，神采飞扬，见解广博。整个下午，他从当下时局的政治热点，讲到文化热点，从学术问题的辨析，谈到孙中山的个案研究。他认为辛亥革命是知识分子给自己找出路。先生对我做孙中山的研究给予了鼓励，同时，希望我在今后论文修改的过程中，补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孙中山思想已经具备成为理论基础的内容。

        让我非常感激的是，先生还关切的询问我，毕业后工作单位落实了没有，希望我能留在上海。他告诉我先不要挑剔，如果没有满意的工作，先留下以后再等机会。

        谈话结束后，先生还带我们参观了他的书房。除了四周的书架外，古朴的书桌上也堆满了一摞一摞的书，他笑着说，“都没有自己的空间”。

        傍晚，先生盛情邀请我和周老师留下来吃饭。从家里出来，我感受到了先生的另一面。先生出门，身穿黑色短大衣，手拄一根拐杖，昂首阔步，特有绅士气质。一路走来，镇上有许多人见到他，都热情的和他打招呼。原来，先生精于书法，七宝许多地方都留有先生墨迹，他是镇上的文化名人，人们都很尊敬他。

        席间，他谈及教育的忧虑，社会的浮躁，人生的际遇等。其间，也谈到健康的问题，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批评现代的医学治疗方式仅仅是把患者当作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今闻先生离去，往日情景历历在目，可惜再也听不到先生的学识见解、再也难睹先生的尊容气质，谨以记录与先生点滴的交往，永远铭记先生的教诲，作为对先生沉重的悼念！

        愿先生安息，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