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如何在大明与朝鲜的夹击中崛起

明朝设立建州卫招抚女真

        15世纪中叶，朝鲜世宗大王命人用“国言”（谚文）编写了一首名为《龙飞御天歌》的长篇叙事诗，记述李氏朝鲜创建历史。其中这样描写女真部落与太祖李成桂的关系：

        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兰豆漫，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潜邸，昵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如女真斡朵里豆漫夹温孟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

        “移兰豆漫”为满语ilan tumen的音译，汉语的意思是三万，指斡朵里、火儿阿、托温三部，即元朝时蒙古人在女真故地所设的军民万户府。元朝灭亡后，斡朵里和火儿哈部遭到东海兀狄哈的袭击，被迫转移到朝鲜半岛境内，斡朵里的大多数部众定居在介于兀狄哈和高丽势力间的图们江上游右侧的斡木河（阿木河）一带。

        “夹温孟哥帖木儿”，夹温即金、元时期女真之夹谷氏，汉姓曰仝，也作佟或童，正是《李朝实录》中记载的童猛哥帖木儿，也就是后来被清朝追尊为肇祖的孟特穆。大约在公元1384年（明洪武十七年），猛哥帖木儿袭父职为豆漫，领导部族繁衍生息。

        元末明初之际，高丽趁乱向铁岭北部推进，招抚女真部落归附。1374年（明洪武七年），高丽内部发生政变，恭愍王被弑，新上台的辛禑王改变亲明政策，转而支持北元的势力，联络据守辽东的纳哈出集团。

        明朝为切断高丽与北元的联合，向东北地区挺进，招抚各地女真首领，势力逐渐到达图们江流域。同时，高丽也展开对图们江流域的渗透，企图将该地的女真人纳至自身的控制范围内，以便要求明朝承认其统治的既定事实。当时负责开拓东北面的高丽官员便是李成桂，最终“斡朵里、兀良哈万户、千户头目等即便归附”，接受高丽的受职。据《李朝实录》记载，朝鲜太祖四年（明洪武二 十八年）时，已有“吾都里（斡朵里）上万户童猛哥帖木儿”的字样出现，这大抵是《龙飞御天歌》中所反映的女真部落与朝鲜早期关系的概况。

        明永乐元年（1403），成祖谕：“女真、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抚之，使献贡。”是年十一月，火儿阿（兀良哈）首领阿哈等赴京朝贡，明朝遂置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被赐名李诚善）为指挥使，负责招抚图们江流域的诸女真。

        建州卫的设立和扩张使朝鲜感受到威胁，决意阻挠女真部落中颇富声望的猛哥帖木儿步阿哈出的后尘。但是在成祖的坚持下，永乐四年（1406）三月，猛哥帖木儿终于到达京城，被授予建州卫指挥使的职衔。永乐九年（1411），猛哥帖木儿率部“徙于凤州”，翌年，明朝将其从建州卫中析出，置建州左卫，命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

        猛哥帖木儿与明朝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不仅多次入朝进贡，还于永乐二十年（1422）追随成祖北伐阿鲁台。但由于猛哥帖木儿“所居在达达（鞑靼）军马路边”，部族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请旨回到斡木河定居。

        自永乐二十一年（1423）至宣德八年（1433）期间，猛哥帖木儿居住在朝鲜半岛，他积极协助辽东的明朝官员，招抚叛人杨木答兀，归还被野人所虏的汉人百姓，遂于宣德元年（1426）被升为都督佥事，八年（1434）又升为右都督。猛哥帖木儿还帮助朝鲜抵挡由海上入侵的倭寇，以及北部兀狄哈的骚扰，因此被朝鲜人视作“东北面之藩篱”。

        但是，猛哥帖木儿的行为却遭到杨木答兀和兀狄哈人的报复，宣德八年，杨木答兀袭击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及其长子权豆为明朝献出了生命。

努尔哈赤如何在大明和朝鲜的夹缝中崛起？

        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到正统七年（1442），建州卫一分为三，由猛哥帖木儿之次子董仓、其同母异父之弟凡察、阿哈出之孙李满住主掌。他们改变了父祖时代建州女真对待明朝的态度，一面接受册封，对明朝贡，另一面却又“屡寇辽东，俘掠边氓”，还多次进犯朝鲜，掠夺人畜。

        于是，明朝和朝鲜决定联合出兵讨伐建州。成化三年（1467），董山、李满住相继被杀。

        建州女真受到严重打击，直到王杲出现后才有所恢复。王杲是建州左卫的“巨酋”，“建州诸夷，悉听杲调度”，然而在万历二年（1574）时，他却为辽东总兵李成梁所击溃。王杲死后，其子阿台遂伺机为父报仇，欲在古勒城东山再起，成为明朝边患。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度兴兵，捣毁阿台的根据地古勒城。

        阿台曾娶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长子礼敦之女为妻，当他遇难时，觉昌安携 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前往古勒城，试图救回孙女，最终却死于战火之中，这便是日后努尔哈赤起兵时宣称的“七大恨”之首。但是，在明人的资料记载中，都言觉昌 安、塔克世为明军征讨阿台作向导，死于阵，两人皆有“殉国之忠”。同样一件事，双方的表述却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真是非常有趣。

        明朝准许努尔哈赤承袭其父祖的都指挥职，赐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以示安抚，他也自此开始了征战的一生。等到明万历十六年（1588）时，努尔哈赤不仅消灭了被其视为杀父仇人的尼堪外兰，还统一了苏克素浒、哲陈、董鄂、浑河和完颜等建州五部。万历十七年（1589），明朝以努尔哈赤“势最强，能制东夷”，特加封为都督佥事，努尔哈赤“既窃名号，耀夸东夷，势愈强，控弦数万”，他的崛起也引起了朝鲜的注意。

        16世纪末，丰臣秀吉完成统一日本大业后，于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出兵侵犯朝鲜，朝鲜史书称为“壬辰倭乱”。朝鲜为明朝藩属国，请求“天朝速来救济”，明朝最终决定派兵援朝御倭。

        这场战争并不仅是明-朝-日三方之间的角逐，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东北亚的势态。例如，努尔哈赤就曾主动请缨，“征杀倭奴，报效皇朝”。

        兵部令辽东都司移咨有曰：今据女真建州贡夷马三非等告称，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侨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 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如今进贡回还，对我都督说知，他是忠勇好汉，必然威怒，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

        明朝亦有意动，故将他的请求告知朝鲜，“中原力弱，亦欲以老乙可赤除倭贼”。但是，朝鲜方面却表现出 坚决反对的姿态，这是由于历史上朝鲜与女真的冲突不断，深恐其“阳示助顺之形，阴怀狺噬之计”，明朝只好拒绝了努尔哈赤的请求。几年之后，第二次御倭战争 爆发时，努尔哈赤再次请求出兵，依旧被朝鲜所拒绝。

        尽管努尔哈赤的援朝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这场战争却给建州女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他将势力伸向长白山女真和野人女真的部落，并挫败了海西女真（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四部）主导的“九部联军”的进攻。

        这一时期的女真与朝鲜的交往，主要围绕着边民越境的问题展开，很多朝鲜人为躲避战火逃到辽东境内，融入了当地女真人的社会，也有不少女真人进入到朝鲜境内，采集人参等物。

        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鲜与女真就发生了边境冲突，一些建州女真人越过鸭绿江，到达朝鲜江界府渭源郡采参，朝鲜“官兵将鞑子杀死数多”，努尔哈赤扬言要兴兵报复，“胡人冒入渭源采参之时，不为缚送，反为杀害，一根草偷窃，其罪几何而尽杀之乎”？

        朝鲜无法遏制建州的势头，只好请求明朝进行调停,“谕以皇朝禁令，俾无造衅动兵之患”。最终，明神宗遣人前去努尔哈赤处宣谕，告诫女真切勿轻举妄动，并要求 朝鲜与建州各守封疆，禁止私下往来。这大概是出于一种地缘政治的考虑，唯恐势力渐强的女真与朝鲜联手，影响到辽东的稳定。

        同年十一月，朝鲜为消弭与建州的紧张关系，并探明虚实，派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十二月二十八日抵达建州，翌年正月初五日返程归国。申忠一回国后，将此行的经历和见闻编制成《建州纪程图记》，这是研究十六世纪末建州女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状况珍贵史料。

        在建州期间，双方约定：此后双方恪守疆界，“两国如一家，永结欢好，世世无替”，若再发生越境采参事件，切勿滥杀。建州还主张在惠山设镇，“以遏冒境胡”，实际上是意图进一步。申忠一则以“此非我之可所擅断”为由予以婉拒。

        这是努尔哈赤时代，朝鲜与建州女真之间的首次正式交涉。值得一提的是，申忠一在与女真人打交道时，展现了出色的谈判技巧，面对女真官员的咄咄逼人，申忠一与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这种火药味十足的交涉是16世纪晚期东北亚局势的写照。

        经历了两次倭乱，朝鲜内部百废待兴，而女真尚无力挑衅日薄西山的明朝，发起对朝鲜半岛的全面侵略，因此无论面对明朝还是朝鲜，努尔哈赤都表现出极度的恭顺，他甚至在明朝使者面前说道：“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后十三年，不敢犯边，非不为恭顺也。”

萨尔浒之战：女真挑战明朝，朝鲜两头观望

        随着女真走向统一，势力日盛，努尔哈赤对待明朝与朝鲜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

        万历三十四年（1606），建州女真入侵朝鲜，攻陷潼阙关，杀佥使等200余人，朝鲜请求明朝阻止努尔哈赤的行动，但明朝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难以弹压，因为努尔哈赤对明朝的不恭敬也逐渐走向表面化了，等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辽东备御官萧柏芝到达建州，与努尔哈赤会面时，两人竟然不欢而散。

        萧备御伪称大臣，乘八抬轿赍书至，命叩接帝旨，威逼恐吓，罗列种种恶言，奢谈古时成败之例。

        聪睿恭敬汗曰：“对恶言恫吓之书，我为何跪拜耶？遂以恶言对恶言，而以善言对善言，未览其书即遣之回。”

        战争一触即发。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翌年致书朝鲜：我于南朝（指明朝）有怨，欲为报复。贵国若助南朝，当以一枝兵往。

        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发动起对明朝的全面战争，先后攻陷抚顺、清河等镇后，明朝派出大军反击，这就是萨尔浒之战。

        在这场战争中，明朝和女真都试图笼络朝鲜，却使得朝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早在1618年4月， 朝鲜方面就接到了明朝要求“合并征剿”的咨文，朝鲜内部的大多数官员都主张兴师响应明朝。然而，朝鲜国王光海君却并不愿意介入这场战争，不仅是由于他与明 朝因册封问题的历史恩怨，更重要的是，光海君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的形势变化，“老酋（努尔哈赤）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剿灭”，况且“壬辰倭乱”使朝鲜山河破碎，“以不教弱卒，驱入贼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于征剿，其在我国反有不守之忧矣”。

        但是，朝鲜与明朝已经保持了两百年的宗藩关系，“义虽君臣，情犹父子”，在1592—1598年期间，当朝鲜遭到日本侵犯时，明朝更是先后两次派军援助，才使其避免了亡国之灾，于情于理，朝鲜都不能拒绝明朝的要求。

        同时，后金也在给朝鲜施加压力，“朝鲜与我将无嫌怨，谨守封疆，勿使动兵”。光海君只好委婉周旋于明朝和努尔哈赤之间，这种两端的外交手段也为光海君的下台埋下伏笔。

        最终在明朝的反复催促之下，1619年2月，朝鲜派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领一万余人，度过鸭绿江，与明朝合兵。3月，明辽东经略杨镐督率四路大军，向后金赫图阿拉城进攻，朝鲜援军被编在由总兵官刘铤率领的东路军队中。很快，3月4日，东路军队被后金击溃，刘铤战死，姜弘立投降。

        事实上，朝鲜援军并未全力作战，早在战前，光海君就对主帅姜弘立下达了不抵抗命令。甚至在东路联军尚未战败的前一日，后金也得到了朝鲜不会力战到底的情报，“会宁府使开谕，言我国迫不得已发兵以送，当在唐阵之后”。

        此后的几年间，朝鲜与努尔哈赤就战俘归还、订立盟约、互市等问题，进行了较为频繁的交涉，两国大体保持了稳定的关系。但是由于毛文龙的问题，后金与朝鲜时有不快发生。

        毛文龙是驻扎在朝鲜的明军将领，后来以皮岛为据点，不断骚扰后金腹地，阻挠后金与朝鲜的贸易。光海君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允许毛文龙长期驻扎在朝鲜，终究会惹恼后金，“启我国不测之祸”，但囿于传统的宗藩之义，朝鲜并不敢得罪毛文龙。

        但是，努尔哈赤深恐朝鲜与明朝勾结，导致后金两线作战，数次遣人对朝鲜进行威胁恫吓，甚至在1621年时派其侄阿敏率领数千名士兵穿过鸭绿江，到朝鲜境内袭击毛文龙的军队，此后也多次派军进入朝鲜搜捕毛文龙。

        1623年，朝鲜内部爆发了宫廷政变，光海君被推翻，仁祖登上王位。光海君被废黜时，他的罪状之一就是其对明、后金两端互不得罪的外交政策，“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因此仁祖政权的合法性，也就必然要体现在外交策略的转变之上。

        后金派去朝鲜探听消息的官员，也得到朝鲜政权变动的情报，并带回了一个名叫韩润的朝鲜人，他的父亲韩明琏受到“李适之乱”的牵连被诛杀。投奔后金后，韩润 “尽输本国事情。又诳被拘诸将姜弘立等以父母妻子，尽被诛夷，为诱贼东抢之计云”，极力鼓动后金出兵攻打朝鲜，使得努尔哈赤对朝鲜的态度有所转变，甚至去信毛文龙，劝说其归降，并与后金合攻朝鲜。至此显而易见的是，战火波及到朝鲜半岛本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终于在1627年，努尔哈赤去世之际，皇太极以朝鲜未派人吊贺为由发动军事战争，给东北亚的局势带来新的变化。这就是韩国历史上所称的“丁卯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