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忆|万隆风云：躲过暗杀的周恩来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

        60年前，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平静的世界舞台：民族独立运动在非洲蓬勃发展、阿以问题持续搅动着中东，在亚洲，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而印度支那还未完全获得平静。当时的新中国还没有很多朋友，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只有个位数，加上美国的孤立和台湾局势，新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发展经济。

1955年4月19日，士兵把守在万隆会议会场之外。万隆会议是中国参加的首次没有苏联出席的国际大会。AFP 资料

        由五国总理倡议的亚非会议，恰好为新中国广交朋友提供了机会。亚非会议的召开也是亚非新兴国家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大会发起者苏加诺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宣扬道：“如果中国的龙和印度的水牛、埃及的人面狮、缅甸的孔雀、泰国的白象、越南的蛇、菲律宾的老虎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公牛，都能团结一致，奋勇抗争，必能把国际殖民主义的枷锁砸得粉碎。”

1955年4月16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从仰光启程前往印尼。途中，因遇雷雨，在新加坡机场降落作短暂停留。这时距“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已经过去5天。 新华社 资料

        然而会议的召开并非一帆风顺。为保密起见，新华社直到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1955年4月6日）才发布相关出访消息。后因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周恩来决定先去缅甸再去印尼。但仍有部分成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4月11日，原定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5小时后爆炸，在距海面18,800英尺的高空，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后11名中国代表团成员罹难。

经此事故，中国代表团全团都很紧张，副团长陈毅动员所有人都当好周总理的保镖。4月16日下午5时50分，周恩来搭乘的“空中霸王号”终于安全抵达雅加达。1955年4月17日，躲过一劫的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中国代表团在前往会场途中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新华社 资料

万隆会议举行期间警方对围观人群维持秩序。

万隆街边的人力车。有些亚非国家当时受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好感。会议开始前，美国还散布谣言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

为万隆会议准备的国家标牌。代表着占世界面积将近1/4（3100多万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约2/3（14.4亿人）的29个亚非国家共计3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拍照的女子。

1955年4月18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发表开幕演讲。苏加诺表示，万隆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AFP 资料

        1955年4月18日，会议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在万隆隆重召开。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大会上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致了长篇开幕词。他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法国外交官Renaud Sivan在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写道：“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是一股亚洲和非洲，尤其是亚洲力量对自身的觉醒。”

万隆会议内景。参加万隆会议的众多国家，虽然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各不相同，但都反对殖民主义。

万隆会议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代表呼吁所有与会者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迎来了独立的高峰。AFP 资料

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两人无疑是万隆会议上的明星。早在1954年6月，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间隙，就出访了印度和缅甸两国，同尼赫鲁与缅甸总理吴努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为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印度驻联合国大

使V·K·克里什那·梅农

（右）在会议间隙与代表讨论。

柬埔寨殿下诺罗敦·西哈努克（左）、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女儿英迪拉·甘地在亚非会议。

        当时亚非国家的大佬们汇聚一堂：印度的尼赫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埃及的纳赛尔等。代表们除了开会，还在会议间隙进行各种接触。 

埃及总理纳赛尔、 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Salah Salem（左起）在会议间隙一起过缅甸新年。 万隆会议之后，纳赛尔和尼赫鲁成了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

纳赛尔（右）与也门王子（中）在万隆会议上品尝糕点。一年后，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陈毅副总理和尼泊尔首席代表江格•塔（中）、泰国代表团团长那拉底（右）谈话。陈毅后来曾赋诗赞誉万隆精神和原则：准则昭天下，精神重万隆。新华社 资料

                然而，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和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的针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发言掀起了轩然大波。

周恩来在大会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AFP 资料

        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呢作？”面对纷争，周恩来的发言一下子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当时在会上，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在一团吵闹的时候最“出风头”，成为西方攻击势力的代表。然而，在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后他评价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求同存异”此后成为了“万隆精神”的主干。

周恩来与代表团成员商讨问题。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结识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说：“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此后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力排干扰，促成中柬建交。

高崎达之助。万隆会议中，周总理同高崎达之助秘密会晤了两次。为防走漏风声，高崎达之助乘车后又向相反方向换车后才到达会谈地点。除了对战争的认识和中日邦交化问题，周总理还和他特意谈到了汉字的简化问题。

       实际上，日本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的日本不愿意放弃战后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于是日本驻美大使事先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婉转表示： “日本可通过参加这次会议 ……阻止会议朝不好的方向发展。”最后，日本派遣了高崎达之助参加会议。周恩来与高崎达之助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两次会谈。这也是战后中日两国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万隆会议之后，高崎达之助始终致力于推动中日和平。

        万隆会议之后，根据披露的档案，一些原来对中国态度并不友好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驻外使馆人员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同时万隆也会议也打开了中非建交局面，并掀起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浪潮。从 1955年到 1963年，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从0个增至14个。万隆会议也为一年后中埃建交奠定了基础。六十年过去了，虽然中国的周边环境已经大大不同，“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并没有过时，正如人民日报评论的：万隆时代没有结束，建立公平合理新秩序的探索也必须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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