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君特·格拉斯生前最后的访谈:我从没让自己停止成长
2015年4月13日,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吕贝克去世。而就在3周前,3月21日,君特·格拉斯在妻子乌特格拉斯的陪伴下,在吕贝克的家中,接受了西班牙《国家报》记者P.Y dibujaba的专访。这也是格拉斯生前最后的媒体专访。《国家报》在格拉斯去世后刊登了这篇专访文章。
据P.Y dibujab介绍,当时尽管需要借助呼吸器的帮助,但格拉斯依然衔着烟斗,开朗健谈,一开始说不谈政治,不过后来还是说了一些,后来又提议聊诗歌吧。由此可见诗歌与政治,在君特格拉斯的生命里,占有绝对的地位。
P.Y dibujaba说,“访问结束后,我们在格拉斯的住所吃了一些东西,格拉斯说我们带给他的西班牙火腿像曼陀林,一边说,一边还把它当成乐器一样轻抚了一番。”
国家报:什么是您每天写诗的动力?
格拉斯:我的第一本书是1950年代出版的,当时就是一本诗歌集,还有插画。在这之后很多年,我才开始着手写小说《铁皮鼓》。同时我还在柏林学习雕塑。本来打算写小说,不过写到中途决定改成诗歌。因为写小说需要塑造不同的人物,得把自己抽离得远一些,但诗歌就让我离自己近一些。所以诗歌对于我来说,是感受更真切的自己。
国家报:绘画也是。
格拉斯:是的,绘画。但画画久了就还是会回到修辞,诗歌。每当想要重新认识自己,就通过绘画的方式抽离,重新认识自己。
格拉斯的画作国家报:回到最初,您觉得会遇见什么呢?
格拉斯:五六十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戴上眼镜。我把这件事也写到诗歌里去了。诗里说,带上眼镜,我看到了更多的杂质,但一切也都变得愈发清晰准确了。这么多年,我也认识了年老过程,就像身体的零部件疲劳了,得送去店里维修。我也意识到我所感知的一切是如此有限。
国家报:您年轻时,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格拉斯: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认知比较早熟。相比海德格尔,我受加缪的影响更多一些。也就是说,我们活在当下,并尽力做一切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就好像《西西弗斯神话》,我是在战争结束后才读的。岁月流逝,我更意识到,我们有自我毁灭的可能。这是第一次,我们有责任,我们有机会,有能力毁掉自己。身边的社会苦难现在到处都是,比如气候变化问题,一个又一个会议,但问题依然在,不采取任何措施。
国家报:问题还在不断地滋长。
格拉斯:不能忽略的是人口过剩。我们要意识到是,我们自己是有限的。当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只是被邀请生活一段时间,应该尽可能地减少消耗。要是有天回顾过往,我觉得我们最糟糕的发明便是核能......1970年代和80年代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鲽鱼》和《母鼠》,人自我毁灭的能力在这两部小说里都有所体现。
国家报:您还没出过散文集来讲述您个人的生活,从《铁皮鼓》到《剥洋葱》到《蟹行》,小说总是被用来在现实与虚构间切换......
格拉斯:是的,因此我在上个秋天发表的新书里,想要阐述散文与诗歌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耳曼语系里,这两个词的词性甚至都是不同的。但在我看来,他们是相关的。散文与诗歌间的界限,我希望可以尽量模糊。
国家报:这两者结合得好会发生什么?
格拉斯:我在散文与诗歌方面的天赋是从我母亲身上继承来的。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始一件事,放下另一件事,并勤奋地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在写作上花了很多时间以后,可以再去做雕塑,两者都是情感的表达,但选择的方式不同。许多诗歌的灵感来自于绘画。将一个比喻跃然纸上,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表达。或是在画还没有干的时候,写四五行诗。某些艺术,比如绘画、写作,可以互相充实,彼此丰富。
国家报:人文、艺术之间的相通。那工作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呢?格拉斯:您看过我的书就知道,就像在《剥洋葱》里说的,16岁我勉强维生。在三四个星期的战争里,我有五六次差点丧命。但直到今天,我仍然活着。事实上,我工作是为了尽最大可能证明我自己,维持生计,继续活着,直到今天,依然努力生活。
国家报:您之前提到加缪。加缪的作品是一种自我的救赎或伤痛,你欣赏加缪吗?
格拉斯:在大家所熟知的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担任的是多么可怕的工作!把巨石推向山顶,然后让石头根据自身重量滚落,屡推屡落,反复无穷。但在加缪看来,西西弗斯是一个快乐的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加缪对这则神话进行了全新的演绎: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伤痛,这让我意识到,不仅可以寻找艺术的表达方式,还应该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我的青春,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对家庭的破坏,随之而来情绪的崩溃......
国家报:充满伤痛的历史......
格拉斯:在我的生活中,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此。而历史总是如此多么惊人,德国是一个未完的故事,因为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些罪孽构成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们曾在希腊神话里读到,恐惧从来都没有停止。我们仍然在面对......再回到加缪对伤痛做出的诠释:伤痛是我工作和创作的首要原因。
国家报:加缪说,太阳照耀着我的童年,驱除了我所有的恐惧。您的童年也同样是您之后投身文学创作的宝库吗?
格拉斯:在《剥洋葱》里,有关于我母亲的讣告。她57岁因癌症去世。战争结束两年后,我曾回去探望我的父母和姐姐。我的母亲在但泽被驱逐,我再次见到她时,她显得如此苍老而憔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给我讲了很多充满想像力的故事,给予我许多滋养。要知道孩子的想像力总是很强的。她总说这些故事是骗小孩儿的,但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些故事。
我总说等我长大挣了钱,要带她去好多别的国家,享受一切好东西,但可惜的是,她离世太早,我都不曾将这些话付诸实现。我再也没法为她做任何事了。关于我要当艺术家的梦想,我的母亲表示担心,却无条件地支持我,即使我父亲竭力反对。我至今仍然觉得难过是因为没法证明给她看了。我是有恋母情结的人。但我不准备去看心理医生,这是我创作的源泉。
国家报: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人的离世或消失。虽然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战争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您,和您这一代人?
格拉斯:是的,毫无疑问。二次世界大战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更糟的是它永无止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会更小心翼翼。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会发生,但又隐约觉得,它似乎已经发生了。二战始于德国入侵波兰,但其实早在西班牙内战前就开始了。
除了西班牙内战,对于德国,意大利,苏联来说,西班牙内战还是一个试验武器的机会。直到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实1931年时,日本入侵满洲,并从那里开始了可怕大屠杀,也开启了他们在亚洲的战争。如今在乌克兰的另一边(乌东),情况丝毫没有改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样每况愈下。那是美国和以色列留下的灾难,美国人还给我们在伊拉克留下灾难,ISIS的暴行和叙利亚,那里的人们仍然在被杀害,但几乎已经从新闻中消失了……战争依然无处不在。我们只是没有意识到,我们很有可能重蹈覆辙。
国家报:《我的世纪》是关于20世纪的罪恶行径,如今21世纪,您觉得被延长的罪恶更像是家常便饭?您觉得21世纪还是一样糟糕吗?
格拉斯:我没说过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种说法太绝对了。布什曾经就是个麻烦。他那套“摩尼教世界观”,非黑即白,对解决问题没有丝毫帮助。你需要做的只是记住这个故事的开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什么? 奥斯曼帝国衰败以后,巴尔干和石油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伊拉克以前不存在的,它是那次世界大战殖民列强的产物。
国家报:我们还有可能希望21世纪的人类会生活得更好吗?还是回顾过去,您预言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让未来看起来如此悲观。
格拉斯:这不是悲观。我所说的借鉴了教训,有些事是可以在历史里看出规律的。另一件事是,如果人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例如,看一下我们与俄罗斯的冲突。自从苏联灾难性的崩溃后,叶利钦和普京来了。然后是普京和普京! 俄罗斯重新有被敌人包围的恐惧。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了解俄罗斯。
国家报:但是我们不够了解。
格拉斯:我们已经失去了了解。我们1989年华沙条约组织瓦解后,北约还继续存在。但目前北约还没有认真尝试创建一个新的安全联盟,其中容纳俄罗斯,这是巨大的失败。它向乌克兰承诺他将成为欧盟和北约的一部分,但俄罗斯反应紧张也合乎逻辑。
国家报:您是奥斯卡吗?(小说《铁皮鼓》的主人公)
格拉斯:不!我从没让自己停止成长。
国家报:您喜欢这个角色吗?
格拉斯:不。从内心讲,我不喜欢。我不认为自己是奥斯卡。奥斯卡是颠沛流离生活的典型,反映出那个大时代下用放大镜就可以燃起的愤怒,也放大了我们那份自以为的苟且偷安,明哲保身。
戈雅作品国家报:您收藏了一些戈雅(西班牙画家)的作品。为什么是戈雅?
格拉斯:是的,实际上是一系列戈雅的版画。每次当我庆祝一个大生日的时候,逢0或5,我的太太就会送给了我一些能在市面上买到的铜版画..... 戈雅对我来说,这就像检测真理的标准。是绝对的杰作!描绘了受神启发的世界!我有几幅Los Caprichos《狂想曲》 (戈雅的一套铜版画) ,向我们展示的是对宗教审判所,与天主教会有关,但另一方面,又是非常的生活……戈雅的作品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参照物,他建立了我衡量艺术品好坏的标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