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大光明电影院的邬达克，把自己的家安在哪？

        最近这些年，提起邬达克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上海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伴随媒体越来越多的宣传报道，很多普通市民也开始关注到这位对近代上海城市建筑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匈牙利籍建筑师。

        1893年，邬达克出生在今斯洛伐克的一个建筑世家，21岁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学院。一战爆发后，他作为炮兵军官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后来却不幸被俄罗斯军队抓获，送往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1918年，25岁的邬达克从战俘营流亡到上海，自此开始了他在远东的传奇经历。花旗总会、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诺曼底公寓……这些老上海赫赫有名的地标级建筑都出自其手。

        2013年1月8日，适逢邬达克诞辰120周年，位于番禺路129号的邬达克自宅也被重新修缮为“邬达克纪念馆”并随之开幕，当时许多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向公众介绍这位当年驰名上海滩的异国建筑师。

        另一方面在图书市场上，近年也先后出版了伍江主编《上海邬达克建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8年）、华霞虹等著《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唯铭《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更为系统地研究、介绍邬达克的建筑成就。

        

        日前，这股“邬达克热”再次升温，4月15日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邬达克的家：番禺路129号的前世今生》新书发布会在长宁区番禺路129号邬达克旧居举行。

        番禺路原来是一片农田，1925年由公共租界越界辟筑，初名哥伦比亚路（Columbia Road）。是年，美商普益地产公司陆续购进安和寺路、哥伦比亚路一带的土地百余亩，将道路两侧统一规划用地划分为82块，每块基地根据客户需求建造不同的建筑，整体命名为“哥伦比亚住宅圈”（Columbia Circle），俗称“外国弄堂”。

        “哥伦比亚住宅圈”的这些建筑以花园别墅为主。由于普益地产公司经理是匈牙利人，所以聘请了当时在上海的匈牙利籍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其中一部分建筑。

        

        1929年，邬达克在哥伦比亚路22号拟定的自宅原是一座带大花园的类西班牙风格的住宅。然而，他在同期进行的慕尔堂（Moore Memorial Church，今沐恩堂）项目（1929-1931年）中遭遇了资金困难，幸亏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立交通大学校长的孙科（孙中山之子）慷慨解囊，才化解了危机。邬达克遂把未及入住的自宅低价转让给孙科以还人情。1930年夏，邬达克在马路对面重新购地，设计并建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邬达克旧居，并从1931年到1937年居住在此。

        《邬达克的家：番禺路129号的前世今生》新书发布会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随即采访了身在香港的本书作者冯立先生，请他讲解番禺路129号的前世今生。

        冯立曾就读于同济大学历史建筑保护专业，目前在香港欧华尔顾问有限公司任职，也是香港建筑文物保护师学会专业会员。主要从事建筑设计、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2008年起，出于兴趣，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邬达克建筑的文章。从2012年开始，参与到《邬达克的家》一书的写作和编辑计划工作中。

        澎湃新闻：您于2008年在豆瓣网上组建了名为“邬达克的老上海”的兴趣小组，搜集整理了大量相关资料，目前小组规模已达两千多人，那么您是从何时起开始关注邬达克并对其建筑作品进行研究的？

        冯立：小时候，由于母亲工作的关系，常去上海市华东医院南楼（注：南楼是当年32岁的邬达克在独立执业后的第一个作品——宏恩医院），我还记得那种古典柱廊围成的挑空大厅，令人难忘。医院里头的大人们不知道谁是当年医院的赞助人，倒晓得那个建筑师的名字。

       

        后来，我知道曾经的远东第一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也同为邬达克的设计作品，便慢慢佩服起他来。可以说，认识邬达克建筑的过程，和认知这座城市的过程是叠合在一起的。每个在上海住久了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邬达克的建筑，我想，这也就是这位为上海留下60多处建筑（群）的城市建筑师的魅力吧。

        澎湃新闻：邬达克在上海一共建造过几处住宅？

        冯立：具体没统计过，但数量一定不少。他设计的住宅包括花园洋房、联体别墅和公寓楼，风格十分多样，比较有名的有淮海西路的诺曼底公寓、延安西路的达华公寓，自建成起就是上海的地标。现在大家关注比较少的是他的花园洋房，其实他在上海的第一个作品就是住宅项目（今巨鹿路852弄1-10号、868-892号）。

        早期邬达克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住宅，比如何东别墅、盘滕住宅等。独立执业后的邬达克，在接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的同时，也设计过一些影响力更大的住宅区开发项目，比如在1930年前后，建造番禺路129号自宅同时，他也在附近为当时的大地产公司普益地产设计住宅社区（就是今天的新华别墅），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什么图纸，因此比较难判断具体哪些是他的作品。

        而最近刚修缮完成的“绿房子”吴同文住宅，则是邬达克在上海后期作品的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住宅这一类型相较公共建筑，更易于建筑师去探索不同的风格，同时也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当时住宅业主的趣味。

        澎湃新闻：番禺路129号邬达克旧居对于邬达克来说有何特殊意义？这座住宅在邬达克的建筑地图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冯立：建于1930年的番禺路129号自宅是邬达克在上海曾经拥有的最大的一个家。当时37岁的邬达克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事业也达到顶峰。这一年，邬达克建筑事务所拥有30名雇员，其中一半是中国人，俨然已经是个成熟的中等规模的建筑洋行。因此通过这个旧居可以一窥邬达克当时的生活水准。

        我们通过这个自宅，再联系到邬达克在此前此后的自宅，可以看到他家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英国乡村式样式的选择原因书中已有暗示。放到当时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样式在当时是很普及的。比如著名的公和洋行（就是今天的巴马丹拿事务所）在同期建造的沙逊别墅，也选择了这一风格，是当时乡村别墅的潮流。

        事实上，风格的选择对于邬达克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设计工具，邬达克曾这样说：“建筑是应用艺术，外在的呈现是内部的结果。建筑不一定总要创造出新的东西，因为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材料总会自己催生出新的解决方案。”（引自1920年代中期邬达克寄给家中的一封信）

        澎湃新闻：邬达克搬离番禺路129号后，这座住宅的命运如何？

        冯立：1937年，邬达克将房子租予一名德国领事，自己则携妻女搬到不远处刚刚落成的达华公寓底层。邬达克一家在哥伦比亚路乡村别墅的短暂生活也就此结束。从1943年到1944年间，德国领事搬出了哥伦比亚路57号，邬达克把房子转卖给了大华火柴公司经理邵修善。

        1955年，友勤企业地产公司将哥伦比亚路旧居出租给上海华通开关厂使用，旧居成为工厂的一个车间。1963年，长宁区教育局将旧居作为教育用房给刚刚建校的番禺二中、长宁区第二职工中等专科学校等使用，作为学校办公室和教工宿舍。番禺二中将校舍和操场选在了旧居南边的花园之上（即现在基地上的旅游职业专科学校）。其实关于这一段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历史照片留下来，希望有心人可以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澎湃新闻：邬达克离开上海后的生活轨迹是怎样的？

        冯立：二战后期，连绵的战争使上海的建筑工程停滞，邬达克的事务所也没了生意。1947年，邬达克选择举家离开上海，去往欧洲参与一次重要的考古活动。有资料显示，邬达克曾准备在1949年迁回上海，然而时局动荡，他再也没能够回到这个成就他的城市。由于政治原因，他也终究也没能够回到故乡匈牙利，而以政治避难的身份去往美国。

        1949年，他在美国加州的伯克利安了家。那是一个建在海崖边的三层高的别墅住宅，带有一个山地花园，可以眺望到金门大桥。在伯克利，邬达克没有继续建筑设计的事业，而是潜心于宗教与考古。

        9年之后一个冬天，邬达克打算在加州北部的斯阔山谷（Squaw Valley）建造一座瑞士风格的小木屋作为自己的度假小屋，他将图纸寄去瑞士，木构件在那儿预制组装好，再拆卸下来运回美国。然而两个月后，他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澎湃新闻：如今在上海，邬达克这个名字的曝光率越来越高，对邬达克及其建筑作品的研究也越来越热。那么您认为邬达克作为一名建筑师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历史遗产是什么？

        冯立：老上海的建筑师有才有为者不少，但邬达克成了明星，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我想其中可能存在几个原因：一则邬达克的传奇经历使他的个人史本身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缩影，掺杂着身份认同、政治纠葛、宗教信仰、入世与归隐等各种张力；

        二则对邬达克建筑的研究和发表对于邬达克的名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方面可能得归功于邬达克建筑历史档案的完备，以及其个人生活档案的完备，可以说邬达克在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将这些档案保存以作为日后的史料。事实上这本介绍邬达克家的书如果没有这些档案将大为失色。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邬达克的建筑在经历了那么多年风风雨雨特别是城市更新后，居然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这些建筑类别无所不包，分布于上海的各个角落，吸引着人们探寻，这本身就是其建筑品质的一个证明。

        如果说邬达克给我们留下什么重要历史遗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其个人秉持的专业主义精神。这不仅表现在邬达克留给我们的高质量的建筑遗产，同时也表现在他极高的职业素养上。

        有趣的是，邬达克一生对于神学和考古学的兴趣比建筑学更大，他曾经这样说：“我最感兴趣的是神学和哲学，宗教和灵性在我脑海中占据首位……我在中学时想当一位神学家，后来却成为理工大学的学生——我必须承认，这种想法带来一种自私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需要我的帮助，他因此而把我养大——不只是随他从商，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承担起养活自己和其他每一个人的职责。现在，在45岁的年纪，我意识到我已逐渐成为一个牧师——但不是我年轻时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以一种更高贵的形式，并且也许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