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1386：那年羊毛不是羊毛，那年造就了坎特伯雷故事集

       乔叟的传记作家往往面临重重困难，因为关于乔叟生平的鲜料几乎没有。不过相较于其他中世纪作家（比如和他同时代的高文诗人［Gawain poet］连名字也没有），乔叟已经算是留下大量公共印迹了。除了他的作品外，这些所谓记录无外乎以下几种形式：法律文件，承诺与收到货物的通知，租赁财产的通知，以及在羊毛关税处的出勤记录。哪里有西尔维亚·普拉斯和泰德·休斯那些个猛料。

        此外，乔叟也没有莎士比亚那种人为的神秘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是英语文学巨兽，但也得有个游吟诗人来四处传播神话才能持久保鲜。乔叟的作品不太有归属争议。但人们又常常陷入两难：对于官僚乔叟，我们相对知道得多一些，而对诗人乔叟，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保罗·斯特罗姆（Paul Strohm）是一长串迎接乔叟挑战的谦虚传记作家中最新加入的一位。《诗人的故事：乔叟和造就〈坎特伯雷故事集〉的那一年》（The Poet's Tale: Chaucer and the Year that Made The Canterbury Tales）的写作方法很时髦：挑选传主生命中的一个关键年份，围绕这一年大做文章。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曾挑选了莎士比亚的1599年；汤姆·瑟戈夫（Tom Segev）挑选了以色列民族的1967年。斯特罗姆所选的关键年是1386年。

        不幸的是，1386年对乔叟而言更像个灾年。四十岁出头的他是个郡骑士，当了十二年的羊毛交易管理员，监管着“这个星球表面某些最富有、关系最多的骗子的活动”。是年，他被迫辞职，搬到蛮荒化外的肯特郡。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逆转，与其说是乔叟自己的原因，不如说是乔叟身处的庇护网出了问题。这张复杂的庇护网直抵当时已四面楚歌的国王理查二世，还包括手脚不干净的伦敦市长尼古拉斯·本柏（Nicholas Brembre），后者正是羊毛的征收者。乔叟依附于本柏，但按职责又该对他进行监管：多荒唐的利益冲突。

        羊毛在1386年不仅仅是羊毛：它是这个民族的主要出口品，并且，伴随着相关的税收和“津贴”（即本质上合法的敲诈），它还是国王“最要紧的摇钱树”。本柏狠狠赚了一笔，得罪了维新派。“因此便倒转了财富的车轮。”乔叟笔下的僧人说道。这句评论无疑适用于本柏，他掉了脑袋。所幸乔叟保住了自己的脑袋，而肯特郡最终恰恰成就了他。

        斯特罗姆的诱人说法是：正是远离了他曾经唯一的“公众”——那一小群朋友、熟人、私下的崇拜者——乔叟才构思出了“他自己发明的听众”：处于《坎特伯雷故事集》核心位置的那群不守规矩、活泼好动的朝圣者。

        贫困对于乔叟而言意味着创造。在肯特郡之前的岁月里，他写出过许多极为成功的诗歌经典，这些作品皆为私人口头表演而作，其中就包括《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但故事（Tales）则属于一个全然不同的序列。许多篇故事被安排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当然不是第一次了——斯特罗姆正确援引了薄迦丘的《十日谈》，乔叟至少很可能知道这本书——但《坎特伯雷故事集》标识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发展。

        相对来说，斯特罗姆并没有就这些故事本身说很多。他的主要目标是解释点燃创作火花的那些“火药桶”似的条件。伴随着乔叟境遇的变化，斯特罗姆指出了其时文学氛围的转变。英语写作开始生根发芽，阅读大众正浮出历史地表。除了乔叟本人，同时期亦有一代天赋颇佳的作家，其中就包括乔叟的朋友约翰·高尔（John Gower）和威廉·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后者是《耕者皮尔斯》（Piers Plowman）的作者。

        独立抄写文化生机勃勃，纸张（比羊皮纸或牛皮纸便宜）的获得日益便利：两者都意味着流通量的增加。虽然图书生产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制”（按需印刷的抄写版），但是前古腾堡革命正准备就绪。斯特罗姆推测，由于对大众文学形象这一理念的不信任——对那个时代的作家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乔叟正开始考虑他的遗产问题。

        不可避免的是，传记中存在了很多的假设。乔叟很可能是个“书虫”，但又或许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大概是本柏的“傀儡”，但更像是他的“帮凶”。和但丁不同，他蔑视自我推销，但却沉迷于声名。他和妻子分居（他的诗句也嘲笑婚姻），但夫妻两人“貌似维持了某种合作关系”。

        尽管强调1386年的重要性，这本书的跨度还是贯穿了乔叟的一生，包括他早年作为皇家侍从的生活，他和菲利帕（Philippa）的婚姻（菲利帕的姐姐凯瑟琳·斯温福德[Katherine Swynford]接着嫁给了理查二世的叔父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以及他不情愿地成为一名公务员。斯特罗姆描绘了更为宏大的政治环境：理查二世政权的颓势，冈特的军事失利。

        他也执著于地方风情：伦敦街道生活的“肆意喧闹”，恶臭和肮脏，进取心和抱负，“游击市场”（pop-up markets），还有乡下的移民潮——他们会路过乔叟位于城门边阿尔盖特（Aldgate）那“狭窄、寒冷……照明很差的住所”。斯特罗姆的当代语言读起来也不费劲，比如他写道：凯瑟琳·斯温福德被发现“大捞了一笔”（raking it in）；英格兰的“财政破产了”（fiscally tapped out）。        

        尽管有这一切，这本书在市面上的表现仍然难以预料。虽然角度十分新颖，但斯特罗姆学术语言的精确性可能会限制该书在普通市场上的成功。不过对于那些愿意坚持读完的人，收获将是巨大的。就叙事的推进而言，《诗人的故事》可能不敌富兰克林或巴斯妇人的故事，但是，它的确为那个创造了这些故事的世界投下一抹亮色。 ■

        俊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