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胡适是民国学术的“面子”，谁是“里子”？

“面子”与“里子”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一代宗师》里有句台词说，“人这辈子，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能耐是其次的。”套用这个说法，在学术圈里，人们往往只盯着光鲜亮丽的“面子”，而看不见躲在幕后，真正起作用的“里子”。对于民国时期的学院政治而言，蔡元培、胡适、蒋梦麟这些人，当然是台面上的人物；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汤尔和，则属于“里子”型的角色。

        曾任教于北大的沈尹默晚年回忆说，蔡元培是旧中国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因书生气太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二马（幼渔、叔平）、二沈（尹默、兼士）、钱玄同、刘半农及周氏兄弟包围，亦即所谓“某籍某系”；后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又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

        在这几重包围圈中，汤尔和对蔡元培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尤其是在一些关系出处进退的关节点上，如蔡元培执掌北大，陈独秀应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又因私德问题被解聘，“五四”后蔡元培离职，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这一系列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潮影响深远的事件，多少与汤尔和这层“里子”脱不了干系。

        而“里子”与“面子”的区别，若以胡适与汤尔和作比较，两人均出入于学与政之间，前者凭文学革命之势暴得大名，可以说是一辈子活在金鱼缸中的公众人物（Public Man），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牵引着时人的目光；而被视为“策士”、“谋客”的汤尔和，虽历任国立北京医专校长、教育次长、教育总长、财政厅长兼盐务署督办、俄国庚款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等职，其在民国学术史、教育史、政治史上却更像是影子般的存在。

        很少在公众场合听见他的声音，只有在某些关键时刻，从局中者的事后追述或书信、日记这类材料中，间或能窥见他的身影。不过时机一到，不甘寂寞的“里子”也会翻过来充当“面子”，如1937年北平沦陷后，汤尔和在华北文教界扮演的角色。而这段与日伪合作的经历，使汤尔和成为有污点的“里子”，极少被人提及。

        汤尔和为何甘愿做“里子”？或许归因于他对“政治”的理解。在1937年《舆论周刊》的创刊词中，汤尔和宣称自己本不愿谈政治，作为一个“外行”，他以为“谈政治，第一要知道事实，事实就是内幕”。政治这样东西，在汤尔和看来，外表冠冕堂皇，煞有介事，一旦掀开内幕，真是说不得，所以他坚信“政治是龌龊东西，政治生活是下流职业”。

        在“我的朋友胡适之”四十大寿之际，汤尔和送了一副对联：“何必与人谈政治，不如为我做文章”，借此表明自己“不谈政治”的姿态。表面上看，汤尔和好像与胡适一样都患有某种政治上的“洁癖”，但这种“洁癖”背后的政治观却大不相同。王宠惠内阁下台后，汤尔和曾对胡适说：

        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一个世界。

        此时以《努力周报》为阵地，热衷于谈政治的胡适，并没有接受汤尔和的“忠告”。谈政治的人不免有一种“妄想”，明知说的和行的是两个世界，但总想把这两个世界拉拢一点，让“事实”逐渐靠近“理论”。这是胡适——不愿掺和现实政治的舆论家——的信念。

        正因为汤尔和将政治等同于事实，又把事实等同于内幕，所以才甘做幕后的操控者。汤尔和固然不是在官场中打滚的职业政客，在民国政坛上只能算一个串场的“票友”，但他也不愿做隔靴搔痒的学者型政论家。按照汤氏“碰壁”后的经验之谈：

        政治这样东西，拿衣裳来比喻，它绝不是一件单衣，乃是有表有里，并且表里之间还夹着棉花，或者是丝绵、驼绒等等，你如光看表面，直等于痴人说梦。

        这番甘苦之言，或许道出汤尔和在民国政坛及学术风潮中宁愿充当“里子”的内情。

胡适秘藏书信中的汤尔和日记

        我最早是从黄山书社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得知汤尔和日记的存在。要了解民国学术思想史的“内幕”，日记、书信是必不可少的一手材料。近现代学人的日记，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以记事为主。如周氏兄弟的日记，只记书札往还、来客访友，几乎是干瘪的流水账簿。另一种则是写给别人看的，或刻意经营、预备传世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适日记，日记被其视为“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从中可看出他文学主张、思想演变之轨迹。

        从1935年12月23日胡适致汤尔和信中，可以窥见汤氏日记的基本形态：“先生日记之有恒，真令我五体投地的佩服！每日读书有记，治事有记，而几十年不断，是真不易得！”由此可知汤尔和日记的内容，大体包括读书、治事两方面，尤为可贵的是日记的持续性——“几十年不断”。

        据汤家后人回忆，汤尔和过世后，其次子汤器（字不器，曾留日习医，获得日本庆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原保存有全套日记，“文革”期间被抄走。日记是三十二开本，每本厚度不到两指宽，写在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当用日记”上：洋装硬皮，竖排，右缝合，一天一页，前面有两三行是印好的，用以填写日期、天气、来往通信。民国时期的汤尔和日记，每年一册，约有三十四五本，到民国二十五年为止。民国以前也有日记，但记不清是什么样子的。关于日记所用的书体，据说早期是用行书，后期用孙过庭那样的小草（据2009年9月25日笔者与汤器长子汤东来先生的通话记录）。

        1935年胡适向汤尔和借阅了民国六、七、八年（1917-1919）的日记。索阅汤氏日记的目的，是为了查清1919年3月26日夜，北大开会决议解聘文科学长陈独秀之内幕。胡适以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这一说法未免有“倒放电影”的嫌疑，但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汤尔和对蔡元培的影响力，单就辞去陈独秀一事而言，3月26日夜之会，虽有沈尹默、马夷初在后面“捣鬼”，然蔡元培最看重的还是汤尔和的意见，故胡适信中说：“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馀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可惜汤尔和在日记中并未详述此会之内情，仅在3月27日补记一笔：“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元培）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关于此事之余波，胡适从1919年汤尔和日记中还摘录出一条十分生动的史料：4月11日，汤尔和回寓“途中遇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怒目而视云云，颇符合陈独秀褊急的性格。但胡适将3月26日之会视为1920至1930年代思想界分化，左翼思潮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对峙的导火索，或夸大了陈独秀个人的历史作用及北大“英美派”对其的牵制力。

        不无反讽意味的是，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亦有赖汤尔和之提议。1933年蔡元培为《独秀文存》作序时透露，1917年他执掌北大后，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汤君推陈独秀，说独秀即仲甫，并以《新青年》十馀本示我”。

        在1919年3月26日会上，汤尔和主张开除陈独秀的理由是“其私德太坏”，而蔡元培作为进德会的提倡者，即便有意保陈，遇到嫖妓之类的问题，也难以自违其说，为陈辩护。胡适却以为“小报所记、道路所传”的私德问题，不过是外间敌视新思潮者用来攻击北大领袖的一种手段，而蔡、汤诸人处理此类问题时，“道学气”太重，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正堕入奸人的圈套。胡适翻检1918、1919年的汤尔和日记，见其每日抄读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始悟八年三月之事，亦自有历史背景”。

        围绕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事，胡适细读并抄录了1919年汤尔和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并加跋语评价说，“此册记‘五四’风潮、六三、挽蔡孑民、用蒋梦麟代理北大等等，都最详，是很好的史料。”胡适身为北大教授兼新思潮的领袖，也是这些事件的旁观者甚或局内人，在他眼里，汤尔和实际上是“五四”前后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为乐事”。读汤尔和日记使其“稍明了当日一般人的心理及其背景，可见史料之可贵”。

 “孰持煎饼补天穿”：沦陷时期的汤尔和

        汤家后人声称，1937年北平沦陷以前，汤尔和日记基本上是完整的，但沦陷以后就没有了。这或许是为亲者讳，因为就常理而言，写日记一旦形成习惯，且几十年不曾间断，似乎没有沦陷后即停笔的道理。汤尔和日记若存世，其最有价值的部分，除了胡适书信中摘录的“五四”前后那一段，当属1937年北平沦陷以后，到1940年11月汤尔和因病去世这三年。

        据徐树撰写的《汤尔和事略》，卢沟桥事变后，年届六十的汤尔和参与组建日伪扶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部总长。其在文教方面的举措：首先着手纠正思想，设立师资讲肄馆，对中小学教员实施再教育；设编审会自兼会长，主持审核、重编中小学教科书；先后筹建伪北大文理农工医五大学院，兼领伪北大总监督之职；此外复建师范学院、女师学院、外国语专科学校、艺术专科学校等；设立东亚文化协议会，被推选为会长。汪伪政权“还都”南京后，汤尔和被任命为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迨“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继任该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从这一长串履历可知，事变后汤尔和始终处于华北文教界的权力核心。

        汤尔和去世后，伪北大医学院名誉教授永井潜回忆说，很多人都以为汤尔和是容易相处的“好好先生”，这种观察好比是“对于万丈深渊，但见一碧如镜的水面，而忘却其下涌动的暗流”。永井潜借用德国医学及心理学泰斗克雷久马的理论，从体质与心性的关系入手，分析汤尔和在政、学之间的徘徊。

        根据克雷久马的假说，凡是细长型体质的人，多体现出“分离心性”，而肥厚型体质者则多具有“循环心性”。“分离心性”的特质是理想主义、消极隐退、非社交性的；反之，循环心性者则多是积极进取、处事圆融、易于与外界协调的。据永井潜观察，汤尔和的体质属于典型的细长型，其性格中含有七分的“分离心性”和三分的“循环心性”。七分的“分离心性”使其成为“中国的新医学之父”、“文运的中心势力”；而三分的“循环心性”，又使其不甘做象牙塔中的专家学者，甚至不甘做幕后军师，故而在卢沟桥事变后，跃升为华北文教界的头面人物。

        据汤尔和的学生刘兆霖回忆，伪“临时政府”成立后，汤氏以一身而兼数要职，乃自定时间表，如某时在何处治事，免人奔走寻觅。而住在汤宅附近的永井潜，追述沦陷时期汤尔和“恪勤励精”的姿态：“警备车的响动，每天早晨发出凄厉的声音，有时惊醒了不觉晓的春眠，有时振荡着严冬的大气。这恰像是一种信号，报告汤教育总长的出门办公。”汤氏老友马叙伦亦谓“其居伪职时，出入警跸，所经通衢，行者止以待其过”。

        曾就职于伪教育总署的臼井亨一，比较汤尔和与周作人这两任教育督办之行事风格：被称为“文人督办”的周作人并没有像汤尔和那样对政务投入全力，“时常是脸带温和的微笑，以对人间的深厚理解与玲珑玉般的人格所发出的温暖的包容力，统率教育界”（《雅俗两道：教育总署的周先生》，收入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的事》）。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一书中，援引臼井氏的同僚重松龙觉的话说：周作人很少参与实际的行政事务，态度有点暧昧不清；而汤尔和是行与不行十分清楚的人，作为日本一方虽说是难对付的对手，但感觉是不错的。

        作为政务家的汤尔和，与文人出身的周作人“威严决然不同”。按志智嘉九郎致木山英雄信中所言，汤尔和是一个颇有“骨力”的人，其与日方交涉的过程中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日本方面给教育总署拨款四十万日元补助金，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让教育总署出个收据，但汤尔和回绝说，一国政府因此而给别国出具收据，这是办不到的。

        于此，日本人似乎有一种被对方威严所压倒的感觉。这种强硬的外交姿态，即日本人感受到的“骨力”，或与汤尔和外柔内刚的性情有关。据说汤尔和性好花木，其执掌北京医专时期，曾将教室前的几株细柳易为松柏，并告诫生徒说：“吾人处世当如松柏之坚贞，虽经霜雪而不变。”《汤尔和事略》一文亦称汤氏“生平喜松”，“自得翁常熟所书六松堂横额，因自号六松堂主人”。

        北平沦陷时期，特别是“落水”以后，周作人写了不少打油诗以表明心迹，其中有首七律未收入文集，题为《偶作用六松堂韵》，一名为《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韵》。此诗作于1939年9月12日，当时周作人已应汤尔和之邀，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而题目中的“六松老人”或“六松堂”，即指时任教育部总长兼伪北大总监督的汤尔和。诗云：

        正似群鱼脱故渊，草间煦沫剧堪怜。

        四方引领失归路，何处将身托愿船。

        漫策断株追日没，孰持煎饼补天穿。

        高歌岂必能当哭，夜色苍茫未忍眠。

        首联化用“草间偷活”及《庄子·大宗师》中“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之典，形容事变后滞留在北平的文人学者的共同处境。颈联则借用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的传说，为事伪者辩护，自陈明知徒劳无功，亦不得不稍事补救之用心。末二句曾出现在周作人另一首诗的自注中，“夜色苍茫未忍眠”即“流水斜阳太有情”之意，亦即周氏致废名信中所说，“觉得有些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

        1940年3月周作人曾将这首诗抄赠给其在绍兴教书时的学生张一渠，随后特地交待：“务请勿以任何形式发表，不但旧诗本不会做，近来亦不想有所揭载，徒供人作骂资也。”周作人不愿刊布此诗，未必是担心诗做得不好，而是因为其酬和的对象乃沦陷时期华北文教界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汤尔和。此诗若被外间刊物揭载，岂非周氏甘愿“下水”的自供状。故沦陷后期结集的《苦茶庵打油诗》及补遗均未收录此作，并非因为“和韵难恰好”，问题在于和谁的韵。

        周作人晚年声称与汤尔和没什么交情，虽说是同乡，可接触很少，“只知道他是个很世故、善诙谐，且颇有点权谋之术的人”（《“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汤尔和发行《舆论周刊》，曾向周作人约稿。北平沦陷后，周氏受北大之托保管校产，常有事跑去接洽，从而交往渐密。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后，周作人被老友钱稻孙拉入伪北大文学院的筹备工作，更少不了与总监督汤尔和打交道。1940年汤尔和去世，周作人拟的挽联是：

        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鬘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

        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檀度中断，伤心跌打腠微言。

        舒芜指出汤、周二人的交情不可谓不深，汤尔和死后，周作人又是参加治丧委员会，又是写祭文、送挽联，又是以不同的伪职身份接连出席不同的公祭。汤的百日祭、六十四岁阴寿、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无一次不参加（《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在东亚文化协议会召开的追悼会上，周作人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沦陷时期汤尔和“重建文教正统”的努力，谓事变后“立刻坚决地主张非复兴文教不可，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的，只有汤先生一人而已”。

        1942年周作人为“幼松”写的《汤尔和先生》一书作序。据知情者说，作者“幼松”即汤尔和的次子汤器（瞿兑之《读〈汤尔和先生〉》）。周作人在序中着力彰显汤尔和“医师”的身份，强调“医术通于治道”，“盖医乃仁术，以解救疾苦为职志”。汤氏一生中治学行医与从政参半，“其参与政事的期间也仍是医师的态度，所谓视民如伤，力图救护”。“解救疾苦”、“视民如伤”云云，与其说是表彰汤尔和之“医德”，不如看作事伪者的自辩。

历史的褶皱

        因为关心民国时期的学院政治，特别是沦陷期间华北文教界的状况，我一直试图寻找汤尔和日记的下落。偶然得知汤尔和的次子汤器（后以字“不器”行）建国后曾供职于南通医学院，而南通医学院1957年迁至苏州，更名为苏州医学院，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于是2009年我趁国庆长假，赴苏州大学档案馆查访汤器的相关资料。几经周折，在桃花坞派出所找到汤器子女的户籍信息，并与其长子汤东来取得联系。

        据汤东来先生回忆，其父汤器保存的汤尔和日记，已在“文革”期间第二次抄家中遗失，抄家者为苏州医学院科室人员。“文革”结束后，曾发过一份返还清单，汤尔和日记则不知所终。1980年代汤家人向当年参与抄家者打听日记的情况，据说还有四本，其他烧了！我循着几条线索追寻残存的汤尔和日记，可惜知情者或是闭口不谈，或已移居他地，或躺在病床上，令人不忍深究。从汤家后人口中，我陆续得知抗战胜利后汤氏家族的命运，始终笼罩在汤尔和事伪的阴影下。这些口述史的材料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但也是藏在历史褶皱中的另一出悲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