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改革遇上“坐地户”

        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把上网流量费降下来，“薄利多销”，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网络带宽。早在一个多月前，李克强就曾说过“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工信部立即布置相关企业研究落实。

        次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他说：“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国务院开会，要解决的是全局性大问题，但连续两天，两起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却成了李克强的关注点。个中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中国公众关注网费、网速，可追溯到2007年。当年，世界银行报告披露：发达国家人均上网费支出占其收入不到1%，而中国的比重超过1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和少数专家不认可世行的数据，称根据国际电联的报告，中国上网费占人均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9。《人民日报》对多国网费的抽样调查显示，发达国家的网费普遍只占收入的1%-2%，中国网费大概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10%，接近农村居民收入的一半。中国网民处境一目了然。

        2013年，网费网速再起波澜。央广“中国之声”调查称，中国内地用户月均上网费用是美国4倍、韩国的20多倍、中国香港地区的上百倍，网速却不及人家的一半。但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中国上网费绝对值其实并不高。韩国宽带接入通常是45M，每M资费较低，而中国往往是2M起，显得比国外高。

        由于涉及专门技术指标，高还是不高的问题，公众似乎只有听的份。只有等总理亲自过问，方有企业立即落实，而不再辩解。

        “处长的权力”也是个老问题。早在1998年3月，朱镕基就讲道：“有些（国务院）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这样做不好。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2003年公开称：“中国严格意义上是‘处长治国’。”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国家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转到处级及科级以下具体落实时，信号就减弱得非常厉害。他自嘲说，“我们不怕大官怕小鬼，小鬼真是得罪不起。到职能部门找处长办事，如果要钱就放心了；如果不要钱，你要办的事情就挺悬乎。”尹的这番话，引发长达数年的议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用为佐证。

        网速网费和处长权力的共通性问题在哪里？在于改革的大框架已经搭起来，大血管已经造就，但是抵达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不通畅，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不通畅。何以如此？在于最后一公里的市场也好，一些处长手中的权力也好，都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运行。具体到宽带运营商和一些处长缺乏随时被取代的危机感，必然慢待民众，慢待上级制定的大政方针。

        改革在最后一公里失灵，最高权力在一些处长手中卡壳，无非是两者都遇到了“坐地户”，他们或利用手中牌照特权，或利用“吏道娴熟”的优势，独霸一方业务，他人无从置喙。要将改革推行下去，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市场开放是必要的，保障行政权力被有效监督是必要的。否则，纵然顶层设计千好万好，改革进行到一半必定走样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