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走出去|中国投资南非，需超越“安哥拉模式”

        2002年，长达二十七年的安哥拉内战终告结束。彼时安国百废待兴，亟需引入外部资金进行重建，西方国家却以申请条件不足为由迟迟不施以援手。2004年3月，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先与安哥拉签署了一笔石油担保协议。协议规定安哥拉以资源产品为担保，从进出口银行获得一笔优惠贷款，贷款用以向安国提供基础设施融资。此后，刚果（金）、赞比亚、苏丹、尼日利亚等国也相继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签署类似的担保协议，被西方媒体统一冠以“安哥拉模式”的称谓。

        尽管在此后十年，安哥拉一跃成为非洲增长最快的五个国家之一。然而，“安哥拉模式”却总是贬多于褒，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演变为西方媒体抹黑中非关系的标签。在西方媒体眼中，“安哥拉模式”是“以资源交换基础设施”的易货交易，反映了中国对非洲资源的渴望；并且，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往往将基础设施项目承包给中国的公司，工程人员也以本国劳工为主，所以没有给东道国经济带来贡献。

        不知是西方媒体有意还是无意的忽视，资源与贷款挂钩并非由中国独创，不少经合组织成员国与战后重建国家也签署过类似协议。其实，安哥拉、刚果（金）等非洲国家并非不想雇佣本国公司和工人，只是由于长期战乱，国内缺乏足够的建设能力。因此，从快速恢复经济的角度，吸纳中国企业和劳工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我在旁听由南非西开普大学举行的“中国是否是新殖民主义”研讨会时发现，非洲学者、听众对“安哥拉模式”的态度却没有西方国家那般“义愤填膺”。相反，不少与会学者指出，欧美国家一方面享受着从非洲掠夺而来的财富，另一方面又经常以条件不足为由拒绝给与非洲发放贷款，实际是为了讹诈非洲国家做出更多让步。因此，非洲人普遍欢迎来自中国的资本，“希望中国不要成为另一个美国”。

        “安哥拉模式”之所以成功，离不开中国因地制宜的政策，离不开东道国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但成功归成功，无论是中国、非洲或者西方都明白，“安哥拉模式”只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选择。当受援国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安哥拉模式”必然会被市场化模式所取代。除了自然资源储量占据世界的40%，非洲还拥有占世界60%的未开垦土地和10亿正在成长的劳动力人群。不难预测，未来十年非洲经济不仅将迎来增长的黄金期，同时还面临转型的关键期。

        与安哥拉相比，南非拥有相对完善的治理体系、成熟有序的经济制度、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堪称非洲地区经济的表率。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显示，南非是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占比约22%，接近前五名中其他四国（安哥拉、尼日利亚、赞比亚、苏丹）的总和。

        纵然经济相对于其他非洲国家更加发达，基础设施陈旧和不足同样制约着南非经济进一步提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南非进入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电荒时代。我在走访非洲最大的工业区Coega工业区时发现，电荒已对依赖电力的中国企业和正试图积极引进中国投资的工业区本身带来严重伤害。

        在运输方面，南非依赖公路交通，铁路运力极其有限，城际运输费用非常昂贵。尤其对于大宗商品和重型器械企业来说，因为市场辐射范围比预期小许多，最终的产品数量往往无法达到当初设计的生产能力。

        基础设施匮乏对中下层民众的伤害更大。由于距离居住区较远，在工业区工作的工人不得不乘坐小巴上班。据测算，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的交通费用分别约占其工资的10%和25%。上班尚且如此艰难，对于许多外出打工的南非“农民工”来说，回老家就更像天方夜谭了。事实上，很多南非的外出务工人员确实几年、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再回去过。

        电子通讯同样昂贵，电话、短信、上网等费用的计算方法颇为严格。尤其是网络，当从习惯宽带上网的中国来到南非以后，这里缓慢的网速、按流量计费以及繁琐的注册方式让人颇有些不适应。

        在南非的国家发展报告中，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被放在重要位置。2014年年底南非总统祖马访问中国时，双方达成了5-10年合作战略规划。按照南方需求，高铁、核电、新能源、海洋经济等领域均被列入其中，中车、国电、一汽、华为、中兴等中资企业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或即将在南非落地开花。

        虽然从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上看，能矿和基础设施继续排名投资的前两位，好像除了数量更大、种类更多以外，中国投资南非的结构与“安哥拉模式”大同小异。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产品的分离。

        “安哥拉模式”被西方看做中国的国家行为，政策性银行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满足中国国内的资源能源需求。在南非，首先，中国企业的融资选择很多，政策性银行的作用相对减弱；其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构成投资的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盈利成为投资的主要驱动；最后，西方也不再把中国的建设简单定性为“从矿井到港口”，而相信中国与南非之间正在出现产业和产能的转移。

        与产业转移相关的是，中国投资的地产化程度大幅提高。南非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例如最具代表性的《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简称BEE），要求所有公司必须向黑人最少出售其股份的25.1%，企业董事会的黑人比例不得少于50%。受该法影响，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和社区的联系显著增强。

        此外，经过十几年的积淀，南非还形成了一批了解非洲、扎根非洲的中国商人和技术人员，这些人才已成为中南经贸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走进南非的中资企业，经营透明度不足、雇佣本地劳工较少、社会责任缺失等过去贴在中国头上的标签大都明显改善。不过，这些变化却是贴标签的人视而不见的。

        在“安哥拉模式”实施的时期，同时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高峰期。由于当时国际能源价格不断上扬，中国政府开始担心能源供给不能满足国内发展需要，所以“安哥拉模式”从一开始就具有能源安全和发展援助双重性质。时至今日，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下降，中国产业结构也加快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能矿投资从财大气粗的安全化到精打细算的市场化转变创造条件。

        如果说“安哥拉模式”代表着非洲国家重建时期的中非合作，那么中国对南非的投资则预示着非洲经济崛起后双方合作的明天。中国和南非同属新兴经济体，虽然双边经贸合作时间不长，很多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但南非业已经成为中国在非洲最成熟的经济伙伴。2015年是南非的中国年，双方应趁热打铁，为打造中非关系的新样板而努力奋斗。

        （感谢张哲，Ross Anthony, Yejoo Kim，孙珂，Tony，Louis Liu，谢振祥对本文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砖研究中心学者，现在是南非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南非中国研究中心于2004年6月根据中南两国政府签署的教育合作协议正式成立，该中心设立在斯泰伦布什大学，是南非建立的第一所中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