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在某一时刻邂逅加莱亚诺

        这学期开课，带着研究生读赛义德，讲导论的时候我说，“当代有两个爱德华，对我个人影响特别大。一个是用英语写作的爱德华·赛义德，一个是用西语写作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前者罹患血癌，68岁就去世了；后者也正在跟肺癌作斗争。”没想到，学期还没到一半，加莱亚诺就撒手人寰。

        获知加莱亚诺逝世的消息非常突然。4月13日，看到朋友们都在为君特·格拉斯刷屏，我习惯性地去国外媒体上看一下，就这么不经意地被他的讣告击中。我连忙把自己为加莱亚诺的《镜子》中文版写的旧文翻出来，在公号“海螺社区”中推送出去。很快，看到戴锦华教授的转发，她说，“我深爱的拉美大师，走好。”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刘健芝教授还告诉我，上个月17日她还曾写信给加莱亚诺，希望能邀请他成为Global University的创始人之一，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辞世了。

        对于关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每个人都必然会在某一时刻邂逅加莱亚诺。我也一样。本科在北大读中文系，外国文学我们只学欧洲文学史和俄苏文学史，读的理论书也基本是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福柯、德里达，拉丁美洲从来没出现在学习范围之内。直到有一天在戴锦华老师的“文化研究工作坊”里，20岁的我才第一次听说切·格瓦拉，因为那一年他的遗骸被找到。戴老师关于切的研究巨著秘而不宣，当年无缘读到，但她在我心底掀起的“切”风暴已经无法平息。

        后来读研究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班牙语文学，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是希望有一天能读懂西语的切·格瓦拉日记。开学没两天，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被翻得已经很破旧的书《丰饶的苦难》，作者索飒，当时被那本书所讲述的历史给震惊了，同时也被作者的激情所打动。一同被打动的还有当年的好友闵雪飞。我们俩都有点“不务正业”，因为我们都没出国的激情，也没什么赚钱的动力，整天一起瞎操心拉丁美洲的命运。在《丰饶的苦难》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加莱亚诺和他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在西语系“鬼混”的日子，拉斯卡萨斯、马里亚特吉、加莱亚诺是老师们经常提到的三位拉美思想家。师母段若川教授好像还曾经带领上几届的学生翻译过《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她还喜欢唱歌，很多学生都跟她学会了西语版的《国际歌》，包括当时在北大读书的陈顺馨老师。

        我的导师赵振江教授主攻诗歌翻译与研究，译介的诗人基本都是左翼，比如聂鲁达、巴列霍、阿尔贝蒂、阿雷克桑德罗……三年的学习，我对“丰饶的苦难”“被切开的血管”所讲述的历史，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我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已经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了，我开始自觉地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与视角观察和思考问题。

        硕士毕业之后回到中文系追随戴锦华教授读博士，并确定了以“拉美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为选题写作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阅读/重读了大量拉美思想与学术著作，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那时恰好汪晖、刘健芝、索飒等老师策划并组织翻译的“猫头鹰学术译丛”陆续出版，加莱亚诺、萨米尔·阿明、弗朗索瓦·浩达等当代著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运动领袖第一次在中文世界中首次集体亮相。也是在这套丛书中，《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第一个正式中译本面世了。十四年来，这是我阅读、引用、推荐最多的一本书。每一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的时候，我都把这本书列入必读书目，甚至在给中学生做讲座的时候，我也会推荐它。

        但严格来说，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算不上理论家，他也没有什么专长的学术领域。他不是萨米尔·阿明、不是诺姆·乔姆斯基、不是爱德华·赛义德，因为他没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学术专长。他曾经是工人、银行职员、记者、编辑、政治卡通画家、流亡者，以至于面对他的死亡，人们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头衔”来完成讣告。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发给乌拉圭总统塔瓦雷·巴斯克斯的消息中，称加莱亚诺为“杰出的战士、知识分子和古巴人民的老朋友”。

        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火的记忆三部曲》《足球往事》《拥抱之书》《镜子》到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时日之子》，加莱亚诺一直笔耕不辍，总共出版了三十五本书，也称得上是著作等身。但他所写的既不是纯虚构也不是纯纪实，既不是纯史学，也非纯时政。1988年，他曾经对《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说，他这种“另类的写作风格就是要尝试恢复记忆，并且去敞开通往未来而不是过去、通往希望而不是怀旧的大门”。他对自己这种混杂跨界的写作方式是有着清醒和自觉的意识的。他是以他的“四不像”和“浑不吝”蜚声国际的。

        索飒老师曾经提到过一个小段子，很像“小明滚出去”。加莱亚诺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说西班牙殖民者登上巴拿马一座高山之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第一人，他举手提问，“老师，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出去！”这个搅局者“小明”从此跟历史课和历史书较劲。多年以后，他还说，“学校里的历史课真糟糕，无聊、无趣、空洞……好像老师们是故意要偷走我们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好使我们顺从现实，而不去意识到历史是人们用生命在现实中写就的。”

        加莱亚诺不是学者，考据爬梳、建构体系非他所长，所以很多学院派对他嗤之以鼻。他也从来没有伪装过自己是理论家，其实他根本不跟学术圈一块玩儿。倒是保守的主流学术圈不肯轻易放过他，总是嘲笑他的“出身”。

        加莱亚诺从来没有伪装成专家的愿望，他始终说，“我是咖啡馆毕业的，我是在蒙得维的亚的咖啡馆里受的教育”。去年他在巴西的时候，再次表态，批评少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承认自己没有政治经济学的准备，他也不喜欢人们总是把他和这本书联系在一起，他甚至说自己都不愿意回去重读这本书，觉得当时所使用的语言很乏味。他的这番说辞立刻被全世界的右翼逮住，大肆传播，并添油加醋地阐释成“加莱亚诺的忏悔”。

        对加莱亚诺哪怕有一点了解的读者都知道，他终其一生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殖民主义、批判不合理的世界政经结构，直到生前最后一本出版的书《时日之子》中，这一立场仍然没有改变。就是在巴西的那次所谓“忏悔”中，他不带半点含糊地宣称，“我从来没有后悔写过它（《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聂鲁达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即使在他一把年纪了之后，人们（包括一些名流显要）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当着他的面表达对他的崇拜，并朗诵他情窦初开时写下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这一直让他无比难堪。加莱亚诺一定有着跟聂鲁达一样的感受。

        2009年，查韦斯把《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送给奥巴马之后，加莱亚诺的这本近四十年前的旧作突然成了各大媒体头条，成了亚马逊畅销书，他本人倍感意外的同时，也连称“太恐怖”。在这样的语境下，他亲自出来给这股狂热降降温，希望人们能还原历史语境去阅读，希望人们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同时作为一个笔战一生的老斗士，他不希望人们只记得他一本书，而完全无视他此后四十年的努力。这么人之常情的道理，如果不是右翼媒体和学界昧着良心，又怎能齐声欢唱、众口铄金“加莱亚诺倒戈”。

        当然，替加莱亚诺为此事辩护，不意味着《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完美经典因此毋庸置疑，尽管它已经译成20多种文字，发行超过百万册，在几乎所有大学的拉美研究课程中被列为必读书目。这本书常常被一言以蔽之，“我们（拉美）很穷，错在你们（欧洲）”；被看作是对“依附理论”的文学性与通俗化的阐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诟病站得住脚。今天我们站在各种“后……主义”之巅，尽可以指责加莱亚诺二元对立的、简单化的、机械主义的方法论。但问题就在于，漫长的五百年当中，拉美的贫穷与落后一直被算在拉美人自己身上，欧洲什么时候思考过这一落后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或自己的发展与这一落后之间的关系，更别提承认这些历史了。想想夏多布里昂是怎么写美洲的。拉美人年复一年的反省自己，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经济道路……试图自我把脉，找到“病根”。

        如果没有胡安·鲁尔福、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世界掀起的拉美文化风暴，没有他们正面积极地重新书写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竖起拉美文化的旗帜，也许直到今天，不仅“食人族”一类的刻板想象会继续流传，拉美人自己也会始终生活在文化自卑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莱亚诺第一个对欧洲大声说出，“我们很穷，错在你们”，这难道不是地动山摇的一种力量吗？伊莎贝尔·阿连德说1973年她逃离智利的时候，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聂鲁达的《颂歌集》，另一本就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一力量对整个大陆动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从那以后欧洲及其代理人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就让拉美人感恩戴德或亦步亦趋。

        加莱亚诺常常引用毕加索的名言，“艺术是讲述真相的谎言。”尽管学院派可以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寻找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硬伤或瑕疵，但它还是讲述了从前不被讲述的另一部分“历史真相”。虽然加莱亚诺花了四年时间调研、搜集资料才最终完成这部作品，但这也让他看到自己的局限。毕竟非学院训练出身，数据、史料和理论建构是自己的短板，即使盛名之下，他仍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此后他其实很少再写作这种“类学术”的作品。

        此后，加莱亚诺最成熟的作品是发挥叙事特长，他仍然讲述历史，但是以碎片化和故事化的方式取代了“宏大叙事”。他说，一个好的作家，是赋予历史以现实感。他讲述历史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现实的阴影；他描绘现实的时候，我们能瞥见历史的幽灵。这正是杰姆逊对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概括——历史回访现实的那一刻。我们因此也可以说，加莱亚诺的那些小故事有着和《百年孤独》同样辽阔的视野和雄心。

        我们在加莱亚诺的创作谈中，也读到了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近的神秘主义。加莱亚诺说，科学家认为人类是由原子构成的，但他认为人也是由故事构成的。我们都是时间的儿女、时日之子，每一天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故事，这些故事必须被讲述。不是我们写作了故事，而是故事敲开了我们身体的门。

        到了晚年，加莱亚诺甚至不仅仅是为拉美而写作，而是为所有被遮蔽的世界、为所有不可见的人写作。用他自己的诗说，为那些“无名之人”（nadie）——“那些不说语言，只讲方言/那些没有信仰，只有迷信/那些没有艺术，只有手艺/那些没有文化，只有民俗/那些没有名字，只有数量/那些不是人类，只是人力……”的人们而写作。这一点在《镜子》和《时日之子》中表现得很清晰。

        Eduardo Germán María Hughes Galeano，其实对他准确的称呼应该是休斯·加莱亚诺，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能简称马尔克斯一样，按照西语的习惯，父姓母姓都是姓，不能省略。但他本人似乎也有意淡化他的父姓，因为那标示出他的欧洲血统，一个威尔士人（Welsh）的后裔。就像爱德华·赛义德小时候一直很为自己的名字困扰，一个在阿拉伯学校里太英美、在英美学校里太阿拉伯的名字，总是让他感到“格格不入”。休斯·加莱亚诺的“休斯”之所以不为人所知，或许可以看做是加莱亚诺的一种选择，而这显然与另一位英国人的后裔、路易斯·博尔赫斯的道路不同。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马里奥·贝内德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经把乌拉圭带到全世界面前的巨星全部陨落了。这是一个悲伤的时刻。正如厄瓜多尔总统拉法埃尔·科雷阿的悼念Twitter所说，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逝世，使得拉丁美洲的血管（再次）被切开。

        （本文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