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苹在杭州白云庵月老祠求得什么签

        近来重检积年的剪报簿，注目于一篇秦绿枝（此即老报人吴承惠先生的笔名）的随笔《骨董》（《新民晚报》2004.5.16），此文从邓之诚《骨董琐记》说起，兼及文史笔记的阅读感悟；并提及一段亲历，凸显邓氏学养淹博，兴趣广泛：

        那是1955年，我到杭州去度假，西湖边上还有月下老人祠（又名白云庵），还有冷落的香火。我特地去看了，并没有求签，而是花了两块钱给“庙祝”，要他把所有的签条凑齐一套给我。我喜滋滋地带回上海，不想被姚苏凤先生泼了一桶冷水，说这套签条不是原始的。原始的他有，是在冷僻的旧书摊上买到的。他当然不肯转让给我，我则未免怏怏。过了两年，不想在读《骨董琐记》时我发现了全套的内容，说不定比姚先生收藏的更为“准确”。

        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不免令人睁大眼睛：

        又是姚先生说的，某三十年代的女明星在月下老人祠求到的居然是第四十七签：“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谁是状元郎”。

        假如对近代电影史稍有了解，大概很快便能联想起当年那场著名的六和塔集体婚礼，进而推断出吴老口中略带隐晦的“某三十年代的女明星”，或即蓝苹，也就是多年后，特别是在“文革”中权势熏天、祸害无数的“旗手”江青。那么“状元郎”是谁呢？前夫唐纳想必谈不上，遇事穿凿者会不会将目标瞄向毛主席？倘使果真如此，那签语莫不是灵验得很？！不过随着读书愈多，怀疑心愈炽，凡事总不免多留一个心眼。当日蓝苹难道真的抽到过那枚签？

        验证的过程，实际上并不一蹴而就。

        吴老所述，牵涉到两桩旧闻。其一，即1936年4月26日，三对艺人赵丹叶露茜、唐纳江青和顾而已杜小娟，在杭州集体结婚。其二，白云庵月下老人祠，原址今已不存，以前曾是一处香火繁盛的胜地。月老祠签语，尤令广大的未婚男女乃至文人雅士们牵肠挂肚。

        小时候听评书，耳畔熟记两句套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两件事，目下也只能分别考述。本文着重于探究各影人的抽签情形。

六和塔下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叶露茜、赵丹、蓝苹、唐纳、杜小鹃、顾而已，后排郑君里、沈钧儒、李清。        

        先来关注六艺人的集体结婚。

        1936年有份名为《红绿》“八卦”小刊，专门报道各类娱乐新闻。该刊第一卷第五期有篇报道：《六个艺人的集团结婚》，简述六人结合的小史，称他们原打算假座腊雪斯舞校（由作家林微音所办），集体合演一出独幕剧，代作结婚典礼。不过这种浪漫的仪式因故取消，他们决定简化形式，延请名律师沈钧儒当证婚人，同赴杭州西湖，在六和塔下合影一张，婚礼便告圆满完成。

        六和塔之行，由六人之中较具文化底蕴的影评人唐纳提出，取其“六和”、“六合”之意，最终获得众人的共识。4月25日清晨，三对新人和介绍人郑君里、李清以及证婚人沈钧儒等，从西郊梵皇渡汽车站出发，下午一点抵杭，先共游西湖。他们是否曾在湖畔的白云庵月下老人祠，作掣签之戏呢？

        为此笔者在第一时间找来较权威的叶永烈《蓝苹外传》及在此基础上扩充的《江青传》，却一无所获。叶永烈在书后附有民国时期蓝苹的新闻报道篇目，与六和塔婚事相关者，如：

        黄莺《六艺人集婚散记》（附婚照），《电影画报》第30期1936.6.1

        《六和塔下三对艺人新婚俪影》，《中华画报》第43期1936.6

        文献附表证明，叶先生在写作过程中进行过大量案头工作，充分挖掘过原始文献。至于书中未提白云庵求签事，或因未能查到相关文献，又或者他查到了，但觉得事涉迷信而不予采纳，虽令人遗憾，却也不必苛求。

        好在有着“文史考古家”称号的魏绍昌先生所著《六和塔下》（收入《东方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述及求签事：“在白云庵看到香案上的签筒，三对新人和二个介绍人都争着求签，并且拿着取到的签条互相取笑。”书的插页里，魏老还提供了一叶沈钧儒的贺诗手迹及各人的签名图片，尽管出处阙如，想必出自近代报刊，而绝非空穴来风。

        当事人赵丹在“文革”劫难之后，撰有自传《地狱之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印行于世，述及当年求签事时，引用了《电声》周刊第5卷18期5月特大号，大致还原了真相。但是各人所掣签条为何，赵丹自传并未全引，仅抄录蓝苹所掣第39签：“惟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原误作‘似’）乎”。这已与前述《骨董》文，大相径庭。

        很快，笔者又寻获另一种江青前传，即王素萍《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中国纺织出版社1993），发行了十万余册，影响力亦不容小觑。书中记录各人所掣签语：

        郑君里得的是第49签，上曰：“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谁是状元郎”。唐纳与顾而已得的同是第19签，“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蓝苹抽到第39签，签语是：“惟旧婚媾，岂（原作‘其’）能降以相从乎？”……赵丹得的是第50签，上曰“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至此，真相迹近大白。原来吴老《骨董》文是将郑君里所掣的签语，误系于蓝苹，是张冠李戴了。

出发前在梵航渡车站前合影。左起为顾而已、杜小鹃、唐纳、沈钧儒、蓝苹、叶露茜、赵丹（此图来自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项目组）。

        再调阅《电声》周刊特大号细细比对，发现魏、王的转述，与赵丹的出处相同，只是魏、赵、王三位的引述各有侧重，均不完整。

        车子是一点钟光景到杭州城站的，下榻于湖滨清泰旅馆，开了三个房间，三个新娘住在一间，三个新郎和两个冰人合住一间，另一间则由证婚人沈老先生居住。住的问题解决后，往知味观进午餐，饭后本来他们就打算去爬山，但爬山于年老的沈钧儒先生，似乎不很适宜，同时叶露茜和杜小娟还没去过杭州，所以临时改了游湖。

        这下午游览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地方，汪庄，白云庵，三潭印月，西泠（原误作“冷”）印社，白堤，苏小小墓，岳坟。白云庵有月下老人殿，游春男女往往到月下老人殿前请问“终身大事”。

        郑君里第一个扑的叩下头去，随着举起（原误作“记”）签筒赤塔赤塔的摇了起来，继之是唐纳赵丹。

        郑君里得的是第四十九签：“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谁是状元郎。”

        唐纳和顾而已得的是第十九签：“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蓝苹得的是第卅九签：“惟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乎。”

        赵丹得的是第五十五签：“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杜小娟得的是第念二签：“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应作‘题’）名时。”

        在自传中赵丹称其与妻子掣得中下签，“确是半路鸳鸯”，此与事实不符。不过读者不必苛责，盖因签语实在太不靠谱。众所周知，就在集体结婚四年之后，赵丹于新疆无辜入狱，其妻叶露茜被遣送回沪，后误以为丈夫已被盛世才杀害而无奈改嫁。如此一来，“无别离”、“常团聚”的美好愿景便全数落于虚空。而王素萍不但将赵丹签语的序号抄错，还漏引了杜小鹃的签，想来此签用语老套，没有针对性，故不值得多说。

《电声》1936年5月特大号            

        签语虽说变了，所不变的是，王素萍同样揣测蓝苹的所思所想，因受签语影响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继而与她后来和唐纳的婚变联系起来。而隐含着的推论是，一年之后全面抗战爆发，蓝苹改名江青，辗转奔赴延安，于是斗转星移，不仅她个人的命运，千万人此后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禁令人骇怪：如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德克萨斯引起龙卷风，难道一句简短的签语，早在冥冥中埋下了祸端？

        蓝苹所掣签语，原始版本来自《左传•隐公十一年》里的一句话：“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意思是说：“像旧的姻亲一般，降心以相从。”然而到了设计签语的人那里，却被刻意改成了反问句式，意思竟完全相反。再将其中的“昏媾”，理解为婚姻，则这条签语或能解释为：“怎么能为旧婚姻所束缚，而俯身相从呢？”我想，王素萍的思路大体如此。

        再落实到蓝苹。她在唐纳之前有无旧婚约？我想，还是有的。1932年，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的18岁的李云鹤（蓝苹、江青的本名）与该校大学生黄敬同居。次年黄敬被捕，李才去上海加入演艺界，后嫁与唐纳。如严格地依照签语所示行事，蓝苹理应抛弃那段旧情，安心与唐纳相亲相爱才对。

        更何况，假如前次与黄敬的同居不能算数，但与唐纳婚变之后，与毛主席认识之前，她还有一次与章泯的婚外恋，这又怎么算呢？谁能断言这段感情必定无疾而终呢？我想，如果无端地省略掉具体的中间环节，轻巧地将前因与后果简单相联，便会导致对历史真相的理解粗鄙化，这或许就是阴谋论之类的错误逻辑，那么容易深入人心的原因吧。

        “文革”期间，江青的表现确实飞扬跋扈，在她授意下许多无辜者惨遭荼毒。同时，当翻阅坊间的各种江青传（尤其是身边人的回忆），不难得出大致的结论，即除了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出一派温文尔雅的面相外，生活中的江青爱出风头、蛮横无理，总之是个性情古怪、脾气刁钻的坏女人。然而青年蓝苹的人品究竟如何呢？倘若谨慎者无法信任当年娱乐记者的二手记述，倒可以参阅一下赵丹的说法：

        蓝苹生性浪漫，个性倔强并工于心计。她说话很粗野，动辄“娘的”之类脱口而出，当时就得到一个外号叫做“烂苹果”，所以没有男子敢碰她。（《地狱之门》第84页）

        如果说赵丹在“文革”中受尽折磨，他的话带有怨气而未可尽信，则前夫唐纳的评价应有借鉴意义。名编剧黄宗江是蓝苹和唐纳共同的老友，他写过一篇文章《好男唐纳》（原载1995年10月3日《南方周末》），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与唐纳在巴黎晤面，交谈时难免说及蓝苹。黄先生问道：“她（指蓝苹）这个人是不是原来也并不坏，是后来变坏的？”唐答道：“不，原来就坏！”原以为时过境迁后，心态早该释然，谁知唐纳依然不依不饶、耿耿于怀。可见当时所受伤害有多深。

        退一万步说，即便蓝苹-江青的人品一贯很糟糕，但我们从蓝苹早年的一系列恶劣行径，尤其是对待婚姻的态度随性乃至抛弃丈夫移情别恋等等的前提出发，能预测并推导出后来江青在“文革”中必然会兴风作浪，乃至翻江倒海的结论来么？恐怕也未必。画家郁风，也是蓝苹上海时期的知心好友，晚年对其的分析鞭辟入里，见地颇深：

        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还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巴黎都暗淡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确实，假如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背后推波助澜，一个普通人的品格再坏，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呢？据此，则当年蓝苹所掣月老祠签语，能有多大的心理暗示作用，恐怕是完全不能高估的。

        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巴金老人历劫后，奋笔撰著其晚年的力作《随想录》，书中曾有这样的自剖：“我喜欢把自己比作春蚕，三十年代初我们几个未婚的年轻人游西湖到白云庵月下老人祠去求签，签上有一句话我至今还不曾忘记：‘……似春蚕到死尚把丝抽’。尽可能多吐丝，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抛开迷信的负面作用，这签语倒尚有激励人心、奋发向上的特殊效果。

        虽说境由心生，好在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也掌握在自己手中。